片面共犯能否纳入共同犯罪之我见——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说

片面共犯能否在我国刑法制度中得到肯定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根据刑法第25条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必然是否定片面共犯。然应从“共犯”中“共同”的本质入手,突破原有法条所形成的思维禁锢,从犯罪构成要件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将片面共犯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纳入共同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新思考——从李天一案谈起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是我国少年司法发展的重大突破.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李天一案,反映了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犯罪未成年人的保护存在诸多缺漏,致使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难以达成制度设立初衷,且与国际通行规则存在一定差距,不利于未成年犯权利的保护,也无法助其消除因犯罪获致之社会不利评价.完善该制度,需拓展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做有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明确禁止披露未成年犯身份信息,完善封存、查阅与权利救济程序,并以建立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为目标.     

网络有偿删帖发帖的入罪反思——以“立二拆四”非法经营案为切入点

非法经营罪自设立以来,司法解释对其进行过数次扩张,实践中绕过该罪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而直接以非法经营罪定罪的案例层出不穷,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的防线有被突破的嫌疑。近期,司法解释将有偿删帖发帖行为规定为非法经营罪,这一方面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罪质特征,另一方面也违背了刑法体系解释的解释原理。通过不断扩充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解释来规制实践中花样翻新的违法经营行为,这使得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基因愈发明显,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趋势急需遏制。     

针对ATM机犯罪的司法衡平——刘元元案与许霆案判决之比较分析

刘元元案和许霆案都是针对银行自动取款机实施的犯罪，法院审判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反映出我国地方法院对待同类案件的审判存在严重的司法失衡。解决司法失衡问题需要完善立法，提高非法律规制手段的地位，提高司法人员的执法素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     

两岸跨境毒品犯罪司法互助问题探微——从D市检察机关涉台毒品案件办理情况展开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两岸在刑事司法领域包括打击跨境毒品犯罪提供了合作指南。基层检察机关办理相关案件的情况表明,不少跨境毒品犯罪案件虽有互助需求和可能,但仍面临着观念认识、操作运行、组织资源保障、客观司法环境等司法互助中的法律和实践困惑。对此,可以互助协议为基础,进行分层互助模式及相关机制构建。检察机关在互助实务中的职能发挥,可立足于上、下级职责角色,分别从协调制度差异、细化操作指引、组织建设、实践指导及执法办案与社会管理职能等方面进行探索,推进互助有效开展。     

网络犯罪中立帮助行为的认定 ——以快播案为视角

快播公司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身份具有双重属性,他既为合法的网络交易行为提供平台,但同时也为色情、传播盗版、欺诈、非法集资等网络犯罪提供了帮助。通过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传统犯罪难以实现对快播公司的归责。《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则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实现了刑法前后体系的均衡和刑罚适用的平衡。     

调整责任模式 统筹类案打防——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路径的思考

电信网络诈骗具有通过信息网络非接触犯罪、运用现代科技高智能犯罪、借助黑灰产业有组织犯罪、跨越境内境外无国界犯罪等特点,现行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打击治理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难以有效应对,在专案侦查、专门防范、专项治理、专业力量等方面存在诸多不适应。为此,以实战化职能体系为基础,以“四专两合力”为重点,调整责任模式,统筹类案打防,通过建强国家反诈中心、调整侦查工作职责分工、改革警情案件情况通报方式、完善绩效认定标准、改变涉案“两卡”治理方式、优化预警劝阻、止付冻结、资金返还、技术反制模式和创新社会面宣传防范方式等改革举措,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多发态势,是目前公安机关有效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的路径。     

浅析有组织犯罪与腐败之间的关系——以重庆“黎强”案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轨时期,有组织犯罪特别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已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重庆＂黎强＂案就是其中一例,与腐败相结合之后,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加速了有组织犯罪和腐败对社会的危害。     

谈判协商与条约冲突之协调——贸易——环境论争语境下相关成案的启示

晚近产生的＂贸易--环境＂论争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表征为WTO规则与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潜在冲突.＂剑鱼＂案的妥善解决为我们协调这种冲突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式,即通过争端方之间的谈判协商,在平衡国家间贸易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WTO规则与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冲突.     

哲学家书斋之外的科学划界——从“麦克里恩案”看科学划界的社会政治含义

科学划界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性活动，而是一种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存在，但这并不表明科学划界标准不存在。在社会生活中的确存在着关于“科学是什么与科学不是什么”的具体标准。科学哲学是对科学划界问题关注最多并且研究也最深入的学科，而科学哲学家是最有资格进行科学划界的主体。他们在教育公众、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和抵制伪科学等方面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科学划界的研究不应过分追求划界标准的逻辑严密性和普适性而远离了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远离了反对伪科学的社会实践。不管学者们愿意与否，学术最终是要为政治服务的。     

经济民主视野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从国美电器控制权争夺案切入

经济民主是经济领域中广泛参与的利益组织形式,遵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同时保护少数的利益,通过合作保障经济平等、自由,促进经济有序增长。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上市公司治理遵循经济民主,经济民主体现在上市公司治理制度设计中并可以有效促进上市公司治理优化。以国美电器控制权争夺案反思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可发现种种不足。从微观经济民主层面,应以利益相关人理论为基础,改善和健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从中观经济民主层面,应以平等为理念,推动市场参与者之间实现平等参与;从宏观经济民主层面,应以自由、合作为理念,政府、社会与上市公司治理的互动。     

查办渎职犯罪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从办理徐某等人玩忽职守案切入

在渎职犯罪中,危害后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危害后果是多数渎职犯罪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或量刑依据,立法及司法解释均将"重大损失"作为渎职犯罪的判断标准。可以说,只有明确渎职犯罪的危害后果才能认定相关人员是否构成渎职类犯罪。以我局办理的徐某等人玩忽职守罪为例,探讨在渎职犯罪中如何认定因果关系。     

刑事领域无精神损害赔偿的弊端——从一起奸淫幼女案谈起

自2006年8月至2007年12月,教师张祖绍在河南某山区小学强奸、猥亵该校的全部女生6名。①每个幼女遭受强奸的次数少则3次,多达8次;猥亵的次数难以计算。事发后,被害人家属找到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请求法律援助。郭建梅主任派笔者和张帅以孙××等5位②附带民     

法律文化视野下的血亲复仇现象与防治对策——从张扣扣案谈起

血亲复仇并非中国的独有现象,但却因家国文化、儒家孝仁思想、侠义之风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汉唐时期的立法除短暂施行的《轻侮法》外,虽然对血亲复仇严令禁止,但在"以孝治天下"和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政策下,实践中出现了曲法为情和合法悖情两种不同处理方案。以史为鉴,当下应当以司法公信力建设为核心,加强司法公开与论证说理,建立被害人心理疏导机制,从而深化公民法治信仰,营造法治文化氛围,从文化根源上防范血亲复仇案件的发生。     

零口供案件的证据组合——从一起盗窃案看如何运用间接证据指控犯罪

口供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之一,是指犯罪嫌疑人对案件事实所做的陈述。零口供指的是犯罪嫌疑人没有做任何陈述。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对公安检查机关所做的询问必须如实回答,也就是说我国没有沉默权,如果不做回答,可以在量刑中予以加重。因此,面对零口供的犯罪嫌疑人,如何找出间接证据,将其定罪,已成为检察机关办案的关键。     

谈保证保险的法律适用——从一起车贷险案看保证保险与保证责任的区别

目前,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保证保险)纠纷案件日趋增多,在已审结的保证保险合同案件中,人民法院对保证保险是一种保证行为还是一种保险行为认识不一.在法律适用方面,是适用担保法的规定确定保险人的责任,还是适用保险法的规定确定保险人的责任,在实践中争议较大,做法也不尽相同,确有探讨之必要.     

“韩雪案”的法律再思考——兼评《侵权责任法》第20条之规定

歌手韩雪2006年曾以侵犯肖像权为由状告重庆爱德华医院,终因欠缺支撑人身损害的相关证据,其诉讼请求未能得到法院支持。在侵权责任法功能重塑的背景下,《侵权责任法》第20条确立了人身权侵权获益赔偿制度。该制度的出现,确实有利于解决类似韩雪案的侵权赔偿问题,但仍存一些待完善之处。建构人身权侵权获益赔偿制度,必须增加侵权人恶意这一构成要件,并应扩大《侵权责任法》第20条之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