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坛刮起了“问责风暴”。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因而还不能称作“官员问责制”。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官员问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建设探析

自2003年SARS以来,我国政府以"问责"的方式处理多位失职高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震动。官员问责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行制度与行政道德之间的空白,引发了人们对政府责任以及官员任职理念的思考。问责制在我国的推行表明了政府从严治政、依法行政的决心。本文着重对问责制的政治理论基础以及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建构历程及其内涵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当前中国推行的官员问责制中需要完善的地方,并对其制度化建设提出了建议。     

从新一轮"问责风暴"看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

在2008年一年间,全国范围内有一大批官员因为相关责任事故引咎辞职或被免职。这一次被问责的官员涉及的层级之高、波及范围之广、处理速度之快在中国的官员问责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官员问责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官员问责事件,结合国外问责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的经验,本文对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进行分析,探求我国官员问责如何由风暴型向程序化、制度化转变。     

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探析

从法理和情理上讲,被问责官员复出本身并没有问题,但若被问责官员在被问责后不久即复出就是问题.本文认为,针对被问责官员草率复出的问题,应完善我国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加强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法治化、规范化建设.这不仅有利于消解公众对行政问责的信用危机,对被问责官员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同时也有利于克服被问责官员复出的草率性和随意性,提高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化问题研究

在我国许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只要做了官就成终身制了,而且是只会上而不会下,但是,“官员问责制”的出台给这些为官者可以说是敲了一记警钟,如果在其住不谋其政,稍有疏忽或者权不为民所用都会立即下马,所以这也可以看作是我国人事制度改革中的一个创举。本文从官员问责制度的发展历程入手,从它现阶段遇到的困境、解决的途径以及构建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官员问责制度化的相关问题。     

西方国家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践及其启示

本文把西方国家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践概括为：建立国家政治责任追究机制。用法定的问责程序保证问责的公开公正．将道德规范以立法形式寓于责任追究机制中，政府官员问责制的问责客体和问责事由比较固定。对我国的启示是：建设新型“问责文化”，完善其文化支撑；推进问责制的法制建设。完善其法制支撑；增强人大刚性问责力度。完善其权力支撑：推进行政机关的管理创新。完善其管理支撑：加强监督和公民参与，完善其参与支撑。以期对我国建立和完善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提供借鉴．     

对完善中国官员问责制度若干问题的研究

如何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官员问责制度有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在问责主体方面,要把同体问责为主改为异体问责为主,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社会公众的问责主体地位,并以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加以保障。在问责客体方面,要明确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部门或工作机构领导班子的组成人员为问责的主要客体,明确问责的主要指向应该是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要在党务系统与政务系统之间进行严格的职责划分。在问责程序方面,要扩大问责范围,规范问责标准,完善问责过程,公开问责结果。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问责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官员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与此同时,各地“问责官员”频频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使人们对问责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制特别是“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官员问责：秦律的规范及其评析

法家关于官员问责有独到的见解和认识,在此理论指导下,秦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官员问责制度。秦律中关于官吏责任的认定,官吏问责的处理都有具体、详密的规定。秦代官员问责的理论和制度具有颇多合理因素,在中国古代具有较高的地位,对于建构和完善我国当代官员问责制度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但是,秦代官员问责只是对君主和朝廷负责,没有向民众负责的理念和制度,因此,秦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政府问责制度。     

官员问责 五大悬疑待解

近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行政问责＂。 随着问责事件的不断增多,不少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情况下启动问责？问责该由谁来启动？被问责的官员应该承担哪些责任？能否复出？如何复出？就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一些专家学者。     

清代被问责官员如何复出

对被问责的清代官员来讲，只要没被斩立决，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现状分析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把推行行政问责制度作为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重要措施，进行了积极探索。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目前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因此,有效解决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转变问责的模式,变＂权力问责＂为＂制度问责＂;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是关键。     

论我国官员问责的制约因素与解构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官员问责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愈益明显的成效.然而,从社会系统论角度来看,当代中国官员问责进程尚遭遇三种因素的制约:一是官员问责认知上的制约,二是现行问责制度设计因素的制约,三是问责外部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深入剖析当代中国官员问责的制约因素,探究消除这些制约因素的有效途径,对于依法治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官员问责制,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价值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行政问责制度——在实践中走向成熟

回顾“非典”之后5年多来一系列问责小件，政府官员的行政问责日益走向成熟，在推进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进程中，行政问责制将但起历史的重任。     

我国行改问责制度的现状及其法律完善

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广泛掀起了"行政问责"的热潮,行政问责制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是我国迈向责任政府的重要一步。据统计,仅2008年9月,就有19名高官辞职或被免职,因此有人称2008年为"行政问责年"。目前,问责制在我国还处于初创阶段,有其不完善之处。本文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分析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并提出从法律的角度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议。     

问责“官员”更要“体恤”民生

东莞东站原站长刘小平、书记廖栩珍因被拍摄到一张“乘客爬窗上车，铁路人员协助”的照片，而被指“管理不力”遭免职的消息传出后，他们便成为2010年春运第一天最引人关注的人物，上万名网友替他们喊冤，甚至筑“高楼”要留下他们。     

被问责官员“复出”现象论——以行政责任类型化为起点

问责制度的实行使责任政府这一理念得到落实。但从问责制度实行开始,官员复出现象频繁出现,问责的效果大为减损。作为复出现象的前置程序,问责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了不合理复出的泛滥。文章梳理了从2003年开始实行问责至今的数据,意图利用逻辑命题分解责任,并将之类型化,进而实现问责结果与复出事项的贯通接合,达到规制官员不合理复出的目的。     

行政问责的法治化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它的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积极性不足，权责难以界定，问责主体缺位，目前仍局限于同体问责。本文将从其法治化的角度综合分析，建议进一步加快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立法步伐，尽早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与发展框架，严格划分权界限，公民参与政府问责要制度化，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使问责主体多元化，要统筹兼顾，确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简议行政问责制度及其法理基础

行政问责制度从2002年在我国开始兴起,经历2003年的非典时间引起广泛的注意,到2008年的＂问责风暴＂行政问责已经是被推上立法、执法、司法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从简要介绍行政问责制度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以期行政问责制度能在我国健康的发展,促进法治政府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