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建设的复合治理体系探析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美丽中国建设需要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保障,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层层推进落实美丽中国各项目标。基于我国国情,围绕美丽中国建设已经形成一个“多层级-多领域-多主体”的复合治理体系。本文主要从“‘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基层创新’的多层级互动治理”“‘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多领域协同治理”和“‘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多主体和合治理”三个方面描述美丽中国建设的复合治理特征,同时对标中央关于美丽中国建设的要求,提出进一步完善这一复合治理体系的建议。     

工会治理的法律规制及路径选择

工会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治理的基本形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全国总工会为龙头,自上而下依法开展自主治理和协同治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和维权服务活动,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工会治理当前面临法律规范滞后、法律适用滞阻和治理能力不强等问题。实现工会治理现代化,必须以法治化为指引,坚守公平正义、法治诚信、遵循经济规律的价值目标,强化法律制度支撑,狠抓法律政策实施,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优化治理方式,全面提升治理效能。     

政策供给视角下稳定脱贫的结构性风险及其系统性治理

稳定脱贫既是“精准脱贫”的逻辑延续和“防止返贫”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首要任务。当前,稳定脱贫仍面临政策规划与村民自治耦合不够、政策实施与村民需求匹配不佳、政策绩效与对象发展目标不适、政策供给与民生改善衔接不畅等结构性风险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压力式的目标传导、乡土性的基层伦理、不对称的信息资源和惯性化的政府运行等所致。有鉴于此,基于公共政策及风险治理理论实施系统性治理十分必要,具体在于：构建政府主导与村民自治协同治理机制、实施开发性与保障性相结合的分层治理机制、坚持制度建设与应急帮扶整体治理机制以及注重短暂与持续相结合的动态治理机制等。     

“四个全面”的民主政治内涵论析

"四个全面"以其系统性、全面性、协同性为"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实现做出了战略部署,也谋划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指向、逻辑建构和动力机制。在"四个全面"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民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的民主动力、全面依法治国的民主保障和全面从严治党对党领导民主法治的优化,构成了不断扩大人民民主的顶层设计。     

“四个全面”的民主政治内涵论析北大核心CSSCI

"四个全面"以其系统性、全面性、协同性为"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实现做出了战略部署,也谋划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指向、逻辑建构和动力机制。在"四个全面"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民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的民主动力、全面依法治国的民主保障和全面从严治党对党领导民主法治的优化,构成了不断扩大人民民主的顶层设计。     

地方政府如何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基于H市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

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通过整合协同治理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目标—政策—资源”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三维分析框架，并结合H市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标协同维度存在时间和主体两个子维度，在时间子维度上要实现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间协同，主体子维度上要加强政府内外多主体目标间协同；政策协同维度包括纵向和横向协同两个层面，在纵向上地方政府应与中央政府实现政策协同，在横向上环境政策应与经济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保持协同；资源协同维度涵盖人、财、物以及信息资源的协同，人、财、物协同提供基础支撑，信息协同提供数据支撑，从而增强协同治理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应从制定区域协同目标、提高政策协同度和加强信息化建设等路径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自治、法治与德治：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乡村治理始终是贯穿于三农工作的根本性问题,关系党的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及中国乡土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自治、法治与德治作为乡村治理探索的成功经验,是亿万乡村农民首创精神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乡村共同体提升精神、谋求善治、追求发展的诉求和愿望。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而三者的"最优融合发展"体现的是乡村治理进程中所坚持的传统与现实、坚守与创新、差异与选择,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是,坚持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坚持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强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引导社会协同性力量的广泛参与。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公平性碳减排效果评估——基于工业碳排放视角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政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措施。实现碳减排不仅应当注重对总量的控制,还应注重区域之间的公平性。本文明确了对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进行公平性碳减排效果评估的意义,聚焦工业这一碳排放的主要源头,阐明了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现公平性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利用城市层面的广义Bonferroni曲线测度了中国城市的工业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公平性水平,并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DID）的方法实证评估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现中国公平性碳减排的效果及相关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效实现了公平性碳减排;第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工业用能效率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途径实现公平性碳减排;第三,东中部城市比西部城市的公平性碳减排效果更优,并且减污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会产生积极的线性调节效应,在中部地区会产生正“U”型调节效应。最后,本文提出了维持央地政府间弱激励与弱约束关系、发挥市场的要素配置力量、注重碳减排政策的公平性、强化碳污协同治理等政策建议。     

唯物辩证法视域中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筑逻辑

从唯物辩证法视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三大基本构筑逻辑,即中国特色人民理论为前提的思想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价值为导向的价值逻辑以及中国特色和谐社会为目标的运行逻辑。中国特色人民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逻辑。这一思想逻辑以生存权、劳动权和发展权为理论构筑的问题意识,准确保障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唯物史观方向。只有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才能构筑人民满意的社会价值逻辑。正确的价值导向,至少要包含中国道路的价值共识、中国价值的公平正义以及中国法律的程序法治。只有构筑以社会保障、政治保障和经济保障等为实质的中国特色社会运行逻辑,才能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协商共治: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广西南宁“逢四说事”的案例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科学决策和重大判断,是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基于对南宁“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的研究分析,建立“共治动机—协同组织—规范流程—制度保障”的逻辑框架,揭示基层协商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系,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路径参考。     

系统化构建与体系化运行:后脱贫攻坚时代返贫风险治理的政策框架

我国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之后,防治返贫成为“后脱贫攻坚时代”须高度关注并有效破解的重要课题,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首要任务。返贫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必要在明晰其系统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系统性的治理框架。基于风险管理观念以及相关理论,立足返贫风险的发生规律和现实预测,可构建一个以“风险因子—政策体系—运行环节—应对机制”为核心的系统化返贫风险治理政策框架：针对灾害、产业、就业、医疗、教育等重点返贫风险因子,明确政策体系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运行原理、政策主体、责任配置,通过动态监测、协同治理、政策帮扶、督查考核等施策机制,实现监测、准备、帮扶、评估各政策环节的体系化运行。该框架旨在通过提升“系统化”和“体系化”,来矫正实践中返贫风险应对的“零散”和“断点”式局面,进而为后脱贫攻坚时代的接续贫困治理提供制度性启鉴。     

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基于结构、方式、目标的分析

以“结构-方式-目标”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转型，推进“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从治理结构维度分析，通过人才下派、责任下放、资源下沉、规则下达等措施，推动基层治理由“政策悬浮”向“重心下移”转型；从治理方式维度分析，需要遵循协同整合、因地制宜、化繁为简等原则，推动基层治理由“三治结合”向“四治融合”拓展；从治理目标维度分析，在参与主体、价值取向、行动实践等层面重构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推动基层治理由“多元主体共治”向“治理共同体”升级。在转型过程中，党建始终引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赓续与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     

人情干扰执法及其排除机制研究

建设廉洁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微腐败”是廉洁乡村建设的最大障碍,而有效防治“微腐败”,建设廉洁乡村,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廉政文化的涵养功能。具体来说,就是要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引导乡村居民形成正确的腐败认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动乡村传统文化现代化,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从而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注入到基层治理之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资源型城市绿色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力与实践逻辑——以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转型发展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绿色治理体现了新时代治理变革的新趋势,推动传统治理向绿色治理转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资源型城市绿色治理转型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态压力、发展困境和现实阻力,能否有效激发资源型城市的内生动力已成为决定其绿色治理转型成败的关键。基于实践探索的案例分析发现,资源型城市绿色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力主要源自政策激励、产业转型和科技驱动三个方面,其中,政策激励启动转型进程并为转型提供规划、激励和指引,产业转型为绿色治理转型提供持久动力,绿色科技则为绿色治理转型提供技术保障。这三重动力均内在于资源型城市绿色治理转型的实践体系。在这一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从政府管理转变为多元共治,治理过程从被动适应转变为主动变革,治理对象从生态治理转变为“三生融合”,体现了资源型城市绿色治理转型的实践逻辑。     

“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及其效能转化

“中国之治”取得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制度优势,“中国之制”成就“中国之治”。本文从六个方面诠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即：“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创新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制度创新的终极主体是人民群众;制度创新的效率标准是人民满意不满意;制度创新的奋斗目标是民族复兴。这一制度创新逻辑是“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成功“密钥”。其治理效能转化的路径为：厘定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率;加强治理评价,凸显“人民至上”的治理价值追求。     

论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治理文化

从"政府管理"转变为"政府治理",是新时期政府在法治的框架内,与多元市场主体协同治理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新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治理文化,是以整合权力、保障权利为规范的治理准则,以崇尚法治、协商合作为沟通的治理理念,以政府主导、多元主体为有限的治理范围,以运作透明、信息公开为开放的治理范式构成的有机整体。构建政府治理文化对于国家法治建设而言,是建设法治文化的突破口、建设法治政府的支撑力,更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器。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此背景下,通过实施权力清单制度,健全协商沟通机制,支持发展社会组织,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全面构建政府治理文化,以政府治理文化引领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建设,促进和保障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现实样态与价值遵循——基于科学社会主义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提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指向，内蕴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现实诉求。科学社会主义通过阐明人类治理活动的主体变换，预示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历史必然，擘画了社会治理蓝图。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是一项通过合理配置社会要素，实现协调人际关系与维护社会秩序的系统性活动。具体而言，其构建出以核心领全局、以协同破壁障、以精准除盲点的治理样态，并通过明确责任共担、坚持利益兼顾、推动成果共享，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从而鲜明区别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社会治理。     

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规制消解

网络谣言的传播引发了诸多的公共危机与公共问题,其规制消解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府公共治理的重要职责。不过由于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效果很不理想,影响了网络文明、网络文化和网络生态的发展,与公共治理的要求相差甚远。鉴于此,我国务必要按照现代公共治理的要求,以依法治网、建设文明法治网络为契机,以绿色美丽网络建设为目标,坚持人本化与法治性为主的价值理念,从外延拓展、方式整合创新、主体素质提升、制度与条件供给以及评价督导机制的构建等层面着手,建构起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机制,以此推动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工作科学化、常态化、法治化与协同化发展。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分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可知,困境主要源于基层党组织无法完全满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基层政权与群众自治组织关系失衡、群众自治组织活力不足、治理主体法治精神薄弱、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引领有待加强。因此,需巩固和加强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全面领导、进一步促进党的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共融共生、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持之以恒地在城乡社区厚植社会主义道德土壤,形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逻辑——基于实践理性的视角

国家治理能力是制度的执行能力,是一种实践能力。运用实践理性的理论来分析和阐释国家治理能力,可以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向善""有效""正当"构成实践理性的基本内容,治理目标、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也就构成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应当遵循这个逻辑。中国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不难发现,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遵循了这个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和保障公民权利构成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逻辑。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展、改革和法治的逻辑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