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居民自治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适应性分析——以青岛市镇泰花园小区为例

自主治理机制是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之外的第三种治理机制,作为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理论,自主治理需要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与相互监督等三个基本问题。青岛市镇泰花园小区2003年被物业管理公司弃管后,在小区精英的带领下成立两委进行自主治理,解决小区公共物品供给、社会规范提供与小区冲突的化解,成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镇泰花园小区成功自治的经验是:重视挖掘、发挥小区领袖及小区积极分子的作用,重视制度设计中决策的民主化以及积极培育小区自组织与小区社会资本等。     

河长考核制度:规范框架、内生困境与完善路径

河长制长效性得以发挥的关键是强化对河长的考核机制。在目前河长考核的制度框架内,考核内容以水资源保护、水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执法监管为基础而展开,实行的是上级河长考核下级河长的方式,采取的是差异化考核的问责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实效性的发挥却面临着三重内生性困境,即考核内容本身具有模糊性,极易引发考核过程中责任的定义和划分的困难;上下级间的封闭考核方式,极易导致考核被虚置;考核标准的异质化不足。完善河长考核制度,要对河长的责任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划分,以明确河长考核内容;构建完备的内外部监督体系,完善内部监督的同时引入外部监督机制;实现强制性考核标准和软性考核标准的结合,以强化考核标准的差异化。     

横-纵向扩散何以可能：制度化视角下河长制的创新扩散过程研究——基于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方法的分析

制度扩散是地方政府实施创新的重要方式,制度扩散不仅包括地方政府间的横向扩散,而且还包括央地间的纵向扩散。然而,关于河长制的既有研究仅关注其短期的、横向式制度扩散过程,而没有将河长制视作一个整体来进行长时间段、系统性的研究。从制度化的理论视角出发,我们构建了一种新的制度扩散的分析框架,并基于理论构建型过程追踪方法对河长制进行分析,以理解我国中央-地方政府间存在的横-纵向扩散过程。这一研究发现：河长制扩散背后存在着一套完整的、由四个部件共同促成的河长制创新扩散机制。这一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上归纳出几组交互融合的经典关系命题,而且从实践层面揭示了我国政府治理框架具有韧性的原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河长制内在发生机理的理解。然而,由于该研究侧重于从宏观层面展开分析,未来关于河长制的研究仍需要更多的微观与比较研究加以补充。     

“河长制”：一个中国政府流域治理跨部门协同的样本研究

流域治理的跨域特征所带来的问题超过了涉水部门单个主体的能力,从而带来了流域治理的协同失灵和碎片化问题。对“河长制”的观察表明,“河长制”跨部门协同可以较好地解决协同机制中责任机制的“权威缺漏”问题,短期内成效明显。通过横向层面和纵向层面的协调机制,大大提高了协同效率。这是一种新型的混合型权威依托的等级制协同模式。但是,以权威为依托的等级制纵向协同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将会面临着“能力困境”、“组织逻辑困境”和“责任困境”的挑战。最后采用菲利普斯分析框架分析了影响“河长制”跨部门协同效率的因素。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数字赋能水域生态治理——基于河长制的实践路径

河长制是中国解决复杂河流治理问题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全面推行河长制,使其更好地嵌入于河流治理的结构和过程,是推进河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分析数字技术何以为河长制的有效落实赋能,对提升水环境治理效能、促进我国水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构建数字赋能水域生态治理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协调机制、整合机制、信任机制,并基于三大机制阐明数字何以为河长制赋能。提出建立数据支撑平台,开辟河流治理新局,整合基层力量、理顺协调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完善整合机制,构建共容利益、健全信任机制等四大实践路径。     

经营者监督约束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

当前,对经营者缺少有效的监督约束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中最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一个简单数理模型,证明欲提高监督效率,需要发挥独立董事制度、薪酬结构、声誉机制与职工监督的协同作用,并就如何提高监督约束效率进行了讨论.尤其是发挥职工监督作用与培养经营者的企业家精神,对改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责任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以S市河长制及其实施为例

责任既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变量,也是影响行政组织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以S市河长制为例,分析与阐释S市河长制责任体系的建构过程及其逻辑,发现S市通过责任的定义与划分、派发与绑定、认知与解读、协调与联动、检查与考核等五个步骤,建立起可操作的河长责任制度,实现了水问题的有效治理。这包含非常复杂的责任建构逻辑,具体包括责任目标与领导权威的紧密绑定、官僚知识与地方知识的多维互动、信息技术与治理过程的有效匹配、硬性强制与软性约束的有机结合等。河长制的责任体系明晰了治理责任,改进了履责的方法和能力,也使责任更容易得到理解和落实,从而更好地实现了河(湖)治理的目标。     

从监管到治理:企业食品安全社会责任法律促进机制的构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成立强化了人们对政府监管成效的预期,然而事实上具有公共性的食品安全问题面临着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失灵的双重困境,需要从单一监管模式向多元治理模式转换。在治理理路下,社会责任构成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营利活动的内在约束和外在边界,应根据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互动关系在法律上构建促进机制,以催生和保护企业承担食品安全社会责任的动机。其对策是:完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内部自律机制,建立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丰富政府的施政执法方式,落实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的倡导性规范;发挥食品行业内部制约机制的作用,走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建立食品安全公众参与制度,完善对消费者权益的程序保障;健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和传递制度,逐步建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强制性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第三方审验机制。     

从监管到治理:企业食品安全社会责任法律促进机制的构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成立强化了人们对政府监管成效的预期,然而事实上具有公共性的食品安全问题面临着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失灵的双重困境,需要从单一监管模式向多元治理模式转换。在治理理路下,社会责任构成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营利活动的内在约束和外在边界,应根据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互动关系在法律上构建促进机制,以催生和保护企业承担食品安全社会责任的动机。其对策是:完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内部自律机制,建立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丰富政府的施政执法方式,落实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的倡导性规范;发挥食品行业内部制约机制的作用,走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建立食品安全公众参与制度,完善对消费者权益的程序保障;健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和传递制度,逐步建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强制性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第三方审验机制。     

整治与政治: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嬗变和结构功能分析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源远流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在制度设计层面,巡视制度通过横向层面的党委牵头三位一体、纵向层面的中央领导分级负责搭建起精细化组织架构,通过可重复的程序化闭环流程、问题导向的工作手段、监督制衡机制确保严密稳定运行。在政治功能层面,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巡视制度是整合纪检监察监督、信访监督、派驻监督、群众监督等党和国家监督制度的重要环节,推动管党治党实现标本兼治,成为党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重要手段。对于巡视制度困境,需建立完善针对性制度加以破解,从而提升巡视制度治理效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权力监督机制的结构功能困境及其破解

对行政权力的有效规制与监督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行政监督机制的低效运转源于其惯有的结构功能困境.其中,结构性困境表现为基于当代权力扩张而导致的监督主客体关系逆转及监督主体内部架构的失衡,而契约—代理机制的失效与监督制度的功能性缺陷则是功能性困境在内外两个维度上的显现.破解行政监督机制的结构功能困境应坚持全局思维而非单一的制度或工具创新,以此观之,党的角色嬗变是关键,权力格局的调整与优化是核心,多元监督网络的重构是重点.     

权力监督视角下国外治理腐败路径探析及启示

<正>治理腐败的能力及成效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权力监督的视角来看,一些国家治理腐败的特点主要有:以法律规范权力,厘清权力作用边界,规范政党组织及其活动,引领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以权力约束权力,通过议会制度分权制衡,发挥党内监督、党际监督的约束功能,使权力行使受     

论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建设

软制度通过价值理念、政府文化、心理约束和内在激励机制等柔性因素,影响执行型政府及其执行人员的执行理念和执行行为。目前执行型政府在软制度建设上存在内在软制度建设缺失、软制度与刚制度相互分离、软制度建设脱离社会环境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强化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建设,必须通过弘扬政府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引导驻存改革演化中的先进文化、培育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实施机制、发挥软制度与刚制度的协同效应等实施机制的保障,使软制度约束内化为执行型政府的行为准则,促进执行型政府行政执行力的不断提升。     

权力监督视角下国外治理腐败路径探析及启示

<正>治理腐败的能力及成效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权力监督的视角来看,一些国家治理腐败的特点主要有:以法律规范权力,厘清权力作用边界,规范政党组织及其活动,引领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以权力约束权力,通过议会制度分权制衡,发挥党内监督、党际监督的约束功能,使权力行使受到有效制约;以权利监督权力,注重运用民众监督、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打压权力腐败的空间。从这些经验可以看出,提高治理腐败能力,关键在     

“两手发力”协同共治的制度逻辑：基于Y县河湖物业化治理的案例分析

新时代中国流域治理体制机制正经历着复杂的变革，纵横交织的张力关系使得推进多方协同共治的命题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构成当前中国治水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其中，“两手发力”就是要强化政府职责，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探析政府与市场如何“两手发力”协同共治以及政府与市场在协同共治创新中所起的作用，基于Y县河湖物业化治理案例，从政府与市场两种优势型制度组合角度考察河长制与合约制共治过程，其实质是合约制嵌入河长制的组织制度体系之中，在河长制主导下衍生出了“专业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合约治理场景，探索出了把政府与市场各自制度比较优势转化为协同共治效能的实践路径。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地悲剧”及其治理之道

由于各国政府大力倡导和支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现已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制度安排。但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也引发社会组织之间的恶性竞争、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勾结串通,暴露出"供应商垄断""权力寻租""隐性腐败"等问题,"公地悲剧"由此产生。通过博弈分析发现:权力滥用、制度失灵、监督缺失、卖方垄断等是造成"公地悲剧"的一系列重要原因。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是建立以约束公共权力为关键,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监督评审机制为根本,以实施购买公开与标准化管理为重点的治理体系。     

试论中国行政监督机制的困境与对策

对行政权力的有效规制是近现代国家治理的应有之意。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行政监督机制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仍存在许多不足,特别是运转效率低下。这种低效运转主要源于其惯有的结构功能困境。其中,结构性困境表现为基于当代行政权力扩张而导致的监督主客体间关系倒置,及监督主体内部架构的失衡;而委托一代理机制的失效与监督体制的制度缺陷则是功能性困境在内外两个维度上的显现。解决行政权监督机制的结构功能困境应坚持全局思维。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识别与路径选择——基于天津市调研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治理格局背景下,当前农村食品安全监管面临突出困境。从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推进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建设,对于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长效治理目标,具有基础性战略支撑意义。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以天津农村为"解读样本"的调查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在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参与途径、参与行为,以及参与机制和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缺陷和不足。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制度的总体思路和推进路径,进行多维度探析。     

我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困境、博弈及救济实证研究——基于村民自治的视角

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民主的实现形式。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是村民自治工作中影响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民主实践活动。实现村民自治的首要环节是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然而在实践中却面临"法律滞后,中间断层;竞争激烈,标准不一;监督匮乏,难有成效"等三种困境。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等三方构成农村的主体力量。三方在换届选举前后,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相辅相成又相互博弈。H省在第十一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尝试推出"三项承诺"制度、严把纪律关等多项创新举措,为破解村民委员会选举困境、实现博弈效果最佳探索了切实可行的救济路径。     

转型时期我国第三部门缺失与构建

第三部门既具有积极作用,又存在失灵现象。我国第三部门缺失的原因既包括潜在的营利动机和责任监督的困境的内在因素,也包括社会因发展程度的一致性不足、组织生成机制的偏颇、资源投入的不足、社会道德约束的失范的外在因素。构建公民社会、培育第三部门,强化监督、创设外部责任约束环境,优化内部治理、加强自律规范,是构建和设计我国第三部门的主要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