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信任与过程信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北大核心

合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良好关系形态,实现合作治理需要以政府认同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和合作治理系统的建立与维护为前提。合作与信任具有同构性,信任机制可以解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从起点信任和过程信任等不同信任阶段看,政府对社会组织低度信任的刻板印象在于政府制度供给能力的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实现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农民自主供给

相比较于政府主导、市场化、合作化以及农村社区外主体供给等供给模式,农民自主供给更能契合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是农民自主供给亦存在供给行为的可持续性难以保证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而农村社会资本的信任、规范以及互惠特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农民走出"集体行动困境",且能有效降低他们自主供给的成本。因此,发掘农村传统社会资本"正能量",重塑农民公共精神以及推进农民自组织建设,以提升农民自主供给的效率,将成为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可行选择。     

创新社会管理:公民参与权的实践价值及路径研究

创新社会管理,从根本上说要以现实社会中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公民参与权的实践对社会公平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看来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公众参与过程中暴露出参与意识薄弱、整体素质不高,制度供给不足、参与渠道不畅,组织化程度偏低等问题。对此,要提高公众参与能力,加强制度建设,转变政府职能,积极培育独立的社会组织,形成组织化的公众参与。     

构建和谐社会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向.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就是创造一个稳定、科学、规范的政治和行政体制,职能重点是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实现路径包括:确立公共服务的公众参与决策及评价机制;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纳入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公共服务供给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公共服务应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建立政府、社会组织及公众的合作互动机制.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客观趋势、逻辑进路与机制建构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群团组织实现现代转型,由凸显行政性的政治功能转向兼顾政治功能与以服务为基础的社会功能。参与社会治理是群团组织重塑功能的根本路径,它因应了社会治理对群团组织的时代要求,是破解当前社会组织发展困境、促成协同治理结构优化的实践需求。群团组织的功能重塑也使之形成特殊的参与进路:以合作平台的创设与搭建优化社会治理的组织逻辑,以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再造增强社会治理的主体能力,以群体利益的代表与整合促进社会治理的利益共识。这种逻辑进路要求群团组织与政府、社会组织和所联系群众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关系确认,具体表现为群团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协同互促机制、与社会组织的协作互补机制以及与所联系群众的协调共融机制。     

环保NGO：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生力军

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离不开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环保NGO是公众参与的有效组织形式。要大力扶植、引导和利用我国的环保NGO,以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非政府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物品供给分析

非政府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物品供给对于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和服务质量、促进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以及推动社会政治文明的实现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非政府组织必须克服法律环境的困惑、合作机制的缺陷、以及自身因素不足等问题,通过建立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加强自身建设、密切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制定具体的行为方案等路径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物品供给.     

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

现代社会的媒体已成为公共领域信任关系的中介。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复杂、多元的影响。本文总结出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并分析互联网作为公众政治认知、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媒介,对其政治信任水平的可能影响。对一项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和电视与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具有不同的政治涵义。当控制住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在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但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政治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研究还发现,传统媒体在"涵化"公众政治信任方面的功效极其微弱,体现出新媒体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挤迫效应"。本研究的结果提请相关管理部门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有效的政府-公众沟通,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随机样本,同时需要对政治信任概念的测量更加精细化。     

非政府组织信任危机补救研究

我国民众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认同感较低,甚至是难以信任。造成我国非政府组织出现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组织管理责任机制的缺乏、组织运行的不透明、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乏以及我国政府角色定位的模糊。危机的有效解决需要非政府组织自身、社会及政府的共同努力,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机制和循环机制。非政府组织应该积极整治体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保证与民众沟通渠道的畅通,完善自律机制,提高自制能力;社会方面要完善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机制,扩大监督主体的范围;政府也需要重新进行角色定位,以合作的方式辅助非政府组织进行规范管理,从而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     

成都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与探索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新尝试,对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成都市通过实践和探索,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新机制,将公共服务需求与社会组织资源有效对接,实现了公共服务供给由政府部门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群众满意的共赢局面。     

非营利组织与公众信任关系研究——基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

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程度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它是承担着大量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但是随着非营利组织迅速发展的同时,其滥用公共权力的现象越来越突出,造成了公众信任危机,阻滞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指出,只有基于信任的合作关系的非营利组织和公众才是理想的理性选择,并提出了发展非营利组织与公众信任关系的路径:树立积极的信任意愿;非营利组织活动透明化和公众参与监督相结合,创建长远的战略信任关系,加强组织间的良性竞争。     

慈善组织的公共责任与信息公开

慈善是一种公共责任,慈善组织以公众的普遍参与和信任为运行基础,其运转逻辑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实现社会公益为价值目标。慈善组织的公益性决定了其基本信息、财务信息、活动信息等都属于公共信息,都应当向所有社会成员公开,而不是仅仅向捐赠人公开,即社会公众与慈善组织具有信息公开的权利义务关系,社会公众应当享有对慈善组织的信息请求权。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目的是让公众了解、理解慈善组织的公益性,并促进慈善组织的健康运行。因而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最重要的是可得性,即公众可以很便捷地获悉这些信息,并且很轻松地通过这些信息判断该组织的公益性,而政府对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负有监管职责。     

网络治理:新农村建设中公共服务绩效提升的模式创新——以四川省合江县合江镇三江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片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日益凸显,如何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网络治理通过重塑公共服务治理结构和优化公共服务治理机制提升公共服务绩效,从而成为当前理论与实践关注的重点。四川省合江县合江镇三江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片,以网络治理重塑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主体治理结构和以信任、沟通、绩效评估为主的治理机制,提升了新农村建设中公共服务绩效,这对我国其它地区在新农村建设中提升公共服务绩效具有借鉴价值。     

刍议低碳发展公众参与及其实现机制

低碳发展是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客观需要,其有效推进离不开公众参与。所谓低碳发展公众参与,就是公众在生产、生活及参与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秉持低碳意识、践行低碳理念、促成低碳社会的一切亲环境行为。诸般亲环境行为不仅对低碳发展的实现有着重大意义,还有利于低碳发展本身原有价值的保证和强化、有利于参与者自身的发展与进步、有利于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完善。而低碳发展公众参与要切实而有效地推进,必须关注问题认知激发机制、责任意识促成机制、行动能力培育机制、行为成本降控机制、社会氛围建设机制这五大机制及它们的建构。     

善治语境下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困境及路径优化

善治强调政府与公众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也倡导公众积极参与公共决策。但今天的公众参与仍然是单向性的,缺少信息、组织和渠道,因此需要优化参与路径,实现公众与政府的双向互动,公开政府信息,公众有组织、多渠道地有效参与到公共管理中,从而促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     

政府公共决策与网络公众参与互动机制的构建

网络的兴起与普及推动了政府公共决策与公众参与之间的互动,目前在政府公共决策与网络公众参与互动上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构建政府公共决策与网络公众参与互动机制,应建立适合网络公众参与特性的辅助决策机制;加快对网络公众参与行为的法律规范;构建地方性的网络公众参与长效机制;建立快速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     

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组织参与耦合机制探微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复杂化和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时代背景下,公共危机治理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重要社会行动。有效治理公共危机,不仅要依靠政府,还需要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个人的有序参与。公共危机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检验,不仅考验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也考验社会组织的快速反应能力。建立有效的全面动员机制,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能够将危机损失降低。社区和公众的公共危机意识和能力,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民间团体与政府配合的好坏。社会组织应该成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填补政府能力的真空地带。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耦合机制,形成良好的协作互动机制,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主体作用。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三重机制与变革路径

政府购买是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重要途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融合创新了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的优势,并呈现出新的供给机理和特征。在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实践中,三重机制的作用发挥存在不少问题与困境,制约了政府购买的效果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基于三重机制的问题分析,在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渐进改革的推进中,要加强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中的政府引导,完善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相关制度,以增进竞争为核心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程度,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为核心增强公共服务社会化供给能力,以理性的社会参与扩大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社会基础。     

社会资本在政策过程中的效应及重构

社会资本是一种以信任为核心,以公民参与的网络为载体,以互利互惠的规范为运行规则的资源形式。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往往产生凝聚力强的公民社会,这是公民积极参与制定、执行和评估公共政策的良好社会生态环境,也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产生的必要条件。通过公民参与社会网络培育公民个体之间或团体之间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信互惠机制,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然而中国一方面是以利益为纽带维系的深度信任的社会资本呈现出过剩的态势,另一方面以非营利组织为主要形式的“浅度信任”的社会资本不足,造成公共政策过程中出现“寻租”和腐败,政策变得专横和迟钝。因此必须重构社会资本,以实现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