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机制、困境与出路分析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跃迁机制、组织重构机制和价值重塑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变革,但顶层设计不完善、传统治理理念惯性和数据信息安全风险会导致政府治理陷入整体性变革困境、治理融合困境和治理伦理困境。为走出这些困境,首先,需要以整体性精准治理为导向进行顶层设计,将数字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其次,要以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标准进行价值重塑,并创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协作方式;最后,以保障数据安全为底线进行制度建设,有效应对数字技术条件下出现的治理伦理问题。     

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助推传统科层式政府向数字化政府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与跨界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二者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论模型,从结构、过程、领导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借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发掘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局与突破路径。网络时代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创新,需要重塑组织架构,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职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形成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运行机制,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流程评价监督;锻造跨界领导,营造协作共享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创新工具应用,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数据赋能:数字政府治理的运作机理与创新路径

智能化时代的来临,需要发挥数据赋能效用,构建数字政府治理体系。当前,在政府与时俱进的改革意识与创新理念、强大高效的资源整合与实施能力、相辅相成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实践,以及全面普及的网络文化与民主氛围影响下,数字政府呈现出基础设施云化、全触点数字化、业务在线化、数据运营化的治理特点,其转型逻辑反映了扁平沟通的互动理念、政务数据的协同共享、精准服务的优化供给以及科学决策的有效输出。数字政府治理尽管具有强大的治理效能,但是当前依然面临着部门需求响应慢、数据孤岛现象多、服务协同性差、业务一致性弱的问题。全方位深化政府数字化转型,未来需要实现从信息化普及到智能化应用的理念创新、从数据孤岛到数据流通共享的数据创新、从职能驱动到社会需求驱动的服务创新,以及从单向决策到共商共建共享的决策创新,最终提升数字政府的治理绩效。     

全球化与政府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旨在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政府治理范式运动以便提升国家竞争力。一场寻求新的政府治理范式的运动正在兴起,本文着重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时期,政府治理范式创新的具体表现,这一运动的基本内涵、兴起的动因及其理念,目的是把握经济全球化时代政府治理范式创新的大趋势,为我国行政改革理论的完善和行政改革实践的推行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经济全球化与发达国家的政府治理范式创新运动

90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旨在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政府治理范式运动,以便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增强国家竞争力。本着重分析了这一运动的基本内涵、兴起的动因及其理念取向,目的是把握经济全球化时代政府治理范式创新的大趋势,以便为我国行政改革理论的完善和行政改革实践的推行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风险治理视域下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变革与运行机制创新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风险社会更加鲜明地成为时代内涵和治理背景,需要地方政府发挥变革主动性和创新能动性,让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更具有精简性、协同性、快捷性、高效性。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变革应当在领导结构上体现控制导向和集中指挥,在形态结构上搭建促进协同的矩阵平台,在能量结构上加快与外在环境和多元主体的交互交融,在技术结构上实现对高效便捷的有力支撑。同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预算模式,优化人事管理,完善政府购买来保障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变革,从而推动服务型政府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经济全球化与政府治理改革

经济全球化结束了世界各国独立自主、互不相干的发展历程 ,使彼此处于相互联系和相互竞争之中 ,各国竞争正在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竞争转向政府治理和政策绩效的竞争。在全球经济竞争中 ,那些制度供给和政策创新能力不足的国家 ,在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势必面临发展危机 ;而那些制度供给和政策创新能力很强的国家 ,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面对全球竞争的压力和挑战 ,中国若要抓住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 ,惟有的对策就是改革传统政府治理模式 ,积极学习别国的成功经验 ,努力创新政府治理模式     

循环经济视域下我国政府治理探析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具有好的理念的经济模式在我国正逐渐被重视,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我国政府又提出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设想。这种经济模式的到来使我国政府感到了它的冲击力,因而我国政府引入治理理论开始了循环经济下的政府治理。循环经济与我国政府治理二者可以实现协调发展,从而最终可以建立比较完善的生态政治秩序,实现生态文明。     

乡村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构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破解乡村治理的难题尤为必要。切实推动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偏好,在资源稀缺和减少控制成本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偏好偏差、激励不相容、重要约束主体不在场等现实导致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塑地方政府偏好、优化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重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     

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变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比较研究

经验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权威危机和管理性危机对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危机情势,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权力结构、制度与技术安排上进行了多项治理创新,通过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地方治理变迁,地方治理正趋于取代地方管理。但是,这种可选择性替代路径仍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最终起作用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创新符合整体性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将有力地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视角下的中国东西部发展差距分析

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这可从多重视角进行归因,但制度与治理差异才是地区发展差距产生的根源所在。本文在我国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演变的视角下,运用实证、案例、文献等研究方法,对比分析了我国东西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实践及其发展历程,从中透视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地区经济发展变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文章的结论是,西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上寻找突破口,优先在西部地区构建公共管理体系则是一条新的战略途径。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制度的创新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转型时期的政府制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创新政府制度要重点把握行政权力制度、依法治国制度、金融管理制度和人才管理制度。     

后真相时代与数字政府治理的祛魅

推行数字政府治理是过去十年间各国政府应对互联网社会变革的基本策略共识。尽管刚刚发生的"后真相时代"政治危机已经用事实反映出既有数字政府治理策略的缺陷,但对其进行的严肃反思仍寥寥无几。借助梳理数字政府治理运动的核心文献,不但可以提炼出其中"技术—组织—权威"的基本策略逻辑,更重要的是得以揭示该逻辑所引发的歧义与恐慌。面对后真相时代里传统型利益冲突协调机制的失效,以及政治精英与公众间正义观念的尖锐对立,数字政府治理究竟能否提供公众需要并信赖的信息、能否摆脱科层制组织文化的束缚、能否建立起人格化的"关联型"权威,将成为决策者应用这一策略来应对危机过程中必须持续反思的问题。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实践与深化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为推行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供给侧改革,实行基于数据共享的跨部门在线协作,形成基于业务流程的整体性治理结构,灵活运用合作式、智能化治理工具等特征。"最多跑一次"改革充分体现了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在治理目标、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工具等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下一阶段,应通过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推进机制,构建数据流、业务流有机融合的政府运行机制,完善以业务流程为中心的政府治理结构,加快基于数据资源挖掘的治理工具创新,深化政府治理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探究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出现的一种全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形态,其具有创新性、跨界性、虚拟性和平台性等特征,急需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其中,构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是实现数字经济协同共治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从理论来看,爱莫森的协同治理统一模型认为,协同治理包括"实质参与、共享动机、联合行动能力"三个关键要素。基于此,从实践来看,中国数字经济治理应构建多元主体间的领导协调机制,这是实质参与的保障;构建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这是共享动机的保障;构建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这是联合行动能力的保障。     

论当代政府公共治理效能价值规范的逻辑优先性序列

政府公共治理效能的价值定位不仅需要对核心价值进行抽象提取,还要对这些价值规范进行内涵阐述以及逻辑序列进行优先性安排。当代政治公共治理效能的价值目的是实现人民的自足幸福和共生发展,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主有为是政府治理活动的内在价值;主权唯一、竞争合作、妥协协商、三效合一是政府治理的工具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