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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2015,(3)
重庆谈判并不局限于国共双方,而是具有宽广的历史背景,尤其带有明显的美国因素。1944年8月美国政府派遣赫尔利前往中国调解国共关系,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横跨二战后期和中国抗战胜利初期,赫尔利比较忠实地履行了其作为美国政府代表的职责。在二战后期同盟国联合作战并着手战后安排的背景下,赫尔利对国共两党劝和、促谈,合力打击日本,试图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联合政府",从而提升了中国在二战中的影响。这也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大路线"吻合,对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抗战已经胜利,构架中国战后政治秩序的过程中,赫尔利仍然为了美国的利益,在保持国民党统治的前提下,推动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这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向"和平、民主、团结"的方向发展。本文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为基础,努力补充史料,完善并还原这段历史,探讨在二战胜利前美国政府对中国事务特别是国共关系所发挥的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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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是“大公报策划的阴谋”吗?毛泽东曾在谈判期间“痛斥”《大公报》总编辑吗?为什么许多有关著作不愿提及重庆谈判中毛泽东呼过的“一个口号”?作者以平实的叙述回答了许多本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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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蒋介石虽然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但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特别是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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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日,蒋介石即给毛泽东发去电报,后又连发两封电报,催促国共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现出少有的热情。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当时国内国际大背景下的历史必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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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蒋介石连续发来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和平谈判。中共中央认真分析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8月28日下午3时37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从延安飞抵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这是一次永载史册的旅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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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与北平谈判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之间进行的重要谈判,两次谈判都是国民党倡议的,但两者的区别却十分明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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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8日中午,在重庆嘉陵江南岸上清寺一幢典雅秀丽的建筑"特园"的餐厅里,主人鲜英与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主席张澜正在共进午餐.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