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的村规民约:基于法经济学的分析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对乡村振兴的法理进行全面准确地阐释,村规民约司法适用的法经济学分析是此种阐释的基础性工作。村规民约可以作为经典司法三段论的大前提,成为案件裁判的规范依据,它也在司法实践中与小前提互动,甚至会影响司法裁判结论,因而可以从三段论的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三个方面展开村规民约司法适用的法经济学分析。村规民约司法适用的法经济学分析表明,村规民约适用于司法实践可降低司法成本、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增加社会整体的收益。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新制度经济学思考

学术不端行为之所以在我国愈演愈烈,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主要在于进行学术不端行为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就要通过制度安排来提高学术不端行为的成本,使其成本大于收益。就目前我国学术不端治理现状而言,建立学术不端举报奖励制度是亟需之举。     

亲属拒证特权的法经济学分析

纵横考察我国古代和西方古当代的法律规定都存在着“亲属拒证特权”这一制度，但是此制度在我国目前的诉讼法中了无踪迹。赋予亲属拒绝作证的特权，是符合人Jl生伦理和社会道德的，也是有利于司法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本文重点运用法经济学中成本与收益的理论分析得出“亲属拒证特权”制度存在的价值和正当性。     

用经济学剖析法律——分析法律的新视角

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法律实践中,以提高司法效率,在国外早已有之,但在我国并未付诸实践,这也是我国法官办案效率普遍不高的因由所在。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为经济学引入司法实践寻找充分理论依据。     

辩诉交易与诉讼效率——基于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

法律经济分析方法的引进,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突出了诉讼效率在现代司法中的重要性。在辩诉交易制度的引进过程中,同样存在着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同时其成本与收益具有自己的特点。通过对辩诉交易的成本—收益分析,达到定量分析的效果,从而对这一制度在我国的现实应用产生有益的启示。     

著作权合理使用及其经济学分析

合理使用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而对作品所进行的使用。在经济学看来,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体现了著作权法实施的社会成本和收益间的平衡。其中交易成本分析方法运用于合理使用制度中,侧重于交易成本损害了自愿许可协议的达成从而导致市场失败的情形。合理使用还可以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分析。     

经济学视角下的司法能力基本问题分析

本文以经济学的方法论为基础,以稀缺性和“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对司法资源配置、法官激励、司法能力的本质等司法能力建设的基本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构筑运用经济学研究司法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框架,当前司法面临的挑战根本上是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稀缺的司法资源之问的矛盾造成的,因此,司法能力建设应重视司法资源合理配置,重视经济学方法的运用。司法能力根本上是法官的司法能力。只有“健康”的需求状态下的法官,才有利于司法价值的实现。司法能力建设应当着眼于法官制度。司法能力本质上是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的能力。     

见危不救行为的刑法学、法经济学分析

对应否通过刑罚的手段来遏制见危不救现象,可以从刑法学和法经济学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刑法学角度的论述,着重对目前世界上与不真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来源的相关刑事制度以及刑法学说史予以评述,从而得出对将见危不救行为作为一种不真正不作为犯罪予以刑事处罚的否定态度;法经济学角度的论述,通过运用图表阐明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对犯罩概率的影响,从而得出设置"见危不救罪"将使该"罪"的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的比值处于非正常状态,最终将引起"见危不救罪"急剧飙升的结论。     

王善迈教育经济学学术思想简介

王善迈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研究工具,研究教育中的经济问题,逐步形成了他独特的教育经济学学术思想,其中具有重要创新价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与教育体制改革、教育财政和教育财政制度、教育成本与效率、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     

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作为新农村制度建设的重大举措之一.因此,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通过对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的进行分析,或许对我国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能有所裨益.     

论我国军队律师职责的设定

军队律师是军事领域的一种崭新职业 ,是维护军队权益推进国家和军队法治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军队律师应当既讲业务又讲职责。其具体职责的设定包括 :军队律师在军事训练中的职责 ,军队律师在军队管理中的职责 ,军队律师在军事斗争中的职责 ,中国加入 WTO后军队律师的职责。军队律师职责的设定具有创新性 ,对完善军队律师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实体到程序：律师伪证罪之新思考

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引起的争议一直居高不下。不少律师认为该条款是悬在辩护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对律师的歧视性规定,限制了律师的正当执业,强烈要求取消该规定。但经过对有关刑事司法实践和刑法思想的分析可以发现,刑法“306条”的规定不是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根本原因,更不是单纯对律师的歧视性规定,法律规定的粗疏、对正当程序的忽视以及司法专断思想的存在,才是一些司法人员屡屡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根本原因,应当通过对该条款的完善及有关制度的健全来确保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     

试论人大代表专职化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理论界持续关注的问题。实现人大代表专职化,从价值角度分析,促进人大议事“效率”提高,有助于法治精神落实;从实证角度分析,会激励竞争性选举活动,树立人大机关权威,降低社会成本。推行人民代表专职化具有必要性及可行性。     

法治化进程中律师权利的保障和救济

较旧律师法而言,新律师法在律师的执业权利方面有诸多突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律师的执业环境,但仍然存在如何保障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以优化律师执业环境等诸多问题。应从大处着眼,不断完善中国的律师制度,以加强对律师权利的保障和救济。     

论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的扩大化

赋予犯罪嫌疑人以律师帮助权是出于“平等对抗”的法律考虑。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不能完全地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同时辩护律师享有的帮助权流于形式,表现在受帮助的主体、时段有限、律师的权限受限、与国际刑事辩护司法准则不相一致。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立法限制性规定过多,同时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为此,有必要扩大立法,进行相关制度的建设;对辩护律师的角色重新定位,明确侦查机关的“迅速告知”义务,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到场权、会见权、全面阅卷权,并完善调查取证权。     

新律师法的颁布实施对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新《律师法》是在要求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的背景下出台的，这部法律自然不乏有亮点之处，尤其是对律师执业过程中的“三难”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律师的权利。新《律师法》实施后，会对侦查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和挑战，侦查机关应探索侦查模式改革的新思路，促进侦查工作适应新情况变化，在法制轨道上健康地向前发展。     

看得见听得到的正义--论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构建

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模式大致可分为实质在场和形式在场两种类型.尽管由于立法理念和司法实践的差异,各国对于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同,但都将其落实在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具有丰富我国刑事诉讼基本理论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理论和实践功能,确立该制度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在中国一步到位地建立该制度,无论从理念转换还是制度设计上来看都是非常困难的.鉴于律师在场权在侦查讯问时的积极作用和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制度性功能,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典再修改过程中应有步骤地建立这一制度,并通过立法技术等手段来克服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论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定位——兼驳律师事务所为中介机构之定性

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律师从国家的法律工作者演变为社会的法律工作者,现又把律师事务所定性为中介机构.为正本清源,从律师工作的目的、任务、法律业务入手,参照国外先进律师制度,批驳了律师事务所为中介机构之定位,提出应从本质属性上予以定位的建议.     

对董事离任义务立法现状的分析及建议

我国现行《公司法》只对董事的在任义务作了规定,而未涉及到董事的离任义务。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越来越要求在《公司法》中对董事的离任义务作出规定。应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董事离任后的竞业禁止义务、禁止篡夺公司机会义务、保守秘密义务、不得与公司从事特定财产交易义务、不得策反公司重要职员义务、不得随意转让其所持股份之义务。     

作证豁免权与律师伪证--论律师作证豁免权的确立

刑事辩护中律师的作证豁免权与律师伪证罪问题密切相关,在规范律师执业中作伪证的同时,我们应注重律师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建立.律师的豁免权和刑法要不要规定以律师为主体的犯罪是两个问题,我国刑法第307和第310条的规定已经能对律师执业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规制,也就没有必要专门规定律师伪证罪.赋予律师以刑事辩护豁免权,主要在于保障律师在诉讼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保证控辩双方的地位平等.因此,在防止律师伪证的同时,要使律师受到法官和检察官的尊重,关键还是在制度上确立律师的豁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