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对案件的管辖

我国的公安机关,是掌管社会治安和国内安全保卫工作的专门机关,宪法和法律赋予它行使多方面的职权。刑事诉讼权力是公安机关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使侦查权是它的刑事诉讼权力的主要方面,而哪些案件由它管辖,则是确定它行使侦查权力的范围。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的管辖,包括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的范围、公安机关     

关于刑事自诉案件中公安机关侦查权的几点思考

关于刑事自诉案件中公安机关侦查权的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缺陷,即公安机关的这一侦查行为的法律性质不明,相关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缺少侦查终结后的法定程序,对侦查后的案件是否仍为自诉性质未作说明。鉴此应从立法上明确此种侦查行为是一项法律救济措施,并强化其可操作性;对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满足特定条件时公安机关也可侦查;经公安机关侦查的自诉案件,仍由法院自诉案件审理程序进行审理。     

论亲告罪的范围

:亲告罪是指刑法明文规定以告诉权人的告诉作为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条件的犯罪。我国刑法规定的亲告罪,与国外相比,适用范围较小,其功能并未充分发挥出来。我国应扩大亲告罪的范围,以符合社会现实的要求。     

网络诽谤案中自诉人取证之公权力救济

诽谤罪作为亲告罪,采取“告诉才处理”的追诉原则,取证和起诉均由自诉人独自承担,公权力一般不得介入.但是,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诽谤愈演愈烈,而自诉人囿于举证能力之局限,使得其在此类案件中取证陷入困境,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告诉乃论”并非排斥国家追诉,公权力的介入并不会损害自诉制度之价值,在自诉人取证能力不足的境遇下,公安机关应承担起自诉权救济的责任.     

强奸罪应否纳入亲告罪之探讨

亲告罪一般定义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规定的罪名多涉及对个人私权利的侵害,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关系不大,某种意义上说被侵害者可以个人决定如何处理。"强奸"在世界各国是普遍受到刑法规制的严重犯罪行为,对强奸行为的定罪是否也应由被害人决定,将其纳入亲告罪的范围内,我国刑法目前并无此规定;从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看,强奸罪为亲告罪的规定也正逐渐被摒弃,但对婚内强奸是否为亲告罪则还有讨论的空间。     

预防·控制·修复:公安机关预防家庭暴力的长效机制构建

近年的司法实践表明,公安机关注重家暴案件的处理流程及结果并未能有效控制家暴案件的发生。家暴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关注受害人感受、教育与惩戒并行的原则。公安机关要以三级预防为基础,建立从个人到社区、从立法到执法、从群众到政府的家庭暴力防控系统,并构建以受害人权益为导向的家暴案件处理程序。     

刑事拘留引起的国家赔偿与赔偿监督的思考

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取拘留措施或者超期拘留,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但案件要进入国家赔偿程序,其前提条件是依法撤销案件.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公安机关办案程序的原因,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法律依据缺位,对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引起的国家赔偿和检察机关赔偿监督造成很大的困扰.     

侮辱尸体罪应为亲告罪

死者近亲属对于死者存在着基于身份关系而享有的权利，侮辱尸体的行为侵害的是死者近亲属的人身权利。侮辱尸体罪完全符合设定亲告罪的几个标准。刑法应当将之规定为亲告罪，从而将侮辱尸体罪的追诉权赋予死者近亲属行使。当然，考虑到侮辱尸体行为在对死者近亲属构成犯罪的同时也可能对国家的社会管理秩序构成犯罪，因此，侮辱尸体罪应进一步被规定为非纯正亲告罪。     

论公安机关对轻伤害犯罪的调解

轻伤害犯罪既可以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轻伤害案件,公安机关可否予以调解,当事人可否进行和解,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不一,理论上也存在争议。但从平衡当事人各方利益、诉讼经济性及自诉案件的立法意图为出发点进行综合考虑,公安机关应有权对轻伤害犯罪案件进行调解。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侦查权合理配置研究

侦查权的合理配置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检察机关可从分离与诉讼监督无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有权随时启动侦查一定的案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等方面配置侦查权;公安机关可从分级、分类整合现有侦查部门,优化侦查权、派出所负责办理辖区内发生的因果关系明显、案情简单、无需专业侦查手段和跨县、市进行侦查的刑事案件、看守所应享有部分侦查权、法制部门不应享有侦查权等方面配置侦查权。     

论被害人合法权利的法律保护

在公诉制度下,国家对社会、国家利益的保护十分重视,对犯罪人的合法权利的保护也比较重视,但对被害人的合法权利的保护却常常被忽视。许多被害人在精神、财产和人身方面都受到严重的损害,由于得不到补偿,生活极其困难。全社会各方面都应当关心和重视对被害人合法权利的保护,这对稳定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重要意义。     

对公交机关处理轻微刑事案件问题的几点认识

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私下达成的协议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当事人报案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公安机关对于缺乏证据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应当受理；被捉起公诉的轻微刑事案件不能进行调解，提起自诉的轻微刑事案件则可以进行调解，立法上显得不协调。     

重婚罪：自诉抑或公诉

在我国,重婚属于自诉案件中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既可以由被害人等告诉权主体提起自诉,也可由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责主动介入从而启动公诉程序。立法显然的隐含立场是以自诉为主,公诉为辅。这种诉权模式可以较好地避免刑法的负面效应,节约刑罚资源,同时又能有效解决纠纷而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将重婚罪直接纳入公诉范围并不能解决该类案件取证难的问题。为有效消解重婚犯罪追究中的不利因素,应当在完善重婚罪实体法规定的基础上,降低自诉标准,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将刑事和解与调解机制延伸到重婚公诉案件中,并引入暂缓起诉制度。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建立我国的刑事缺席追诉制度

“刑事缺席追诉”作为打击腐败犯罪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规定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却未予规定。为打击外逃贪官、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实现刑事诉讼法的公正和效益价值,我国有必要建立以缺席侦诉和缺席审判为具体内容的刑事缺席追诉制度。     

行贿犯罪刑罚裁量情况调查与法律适用研究

在行贿犯罪特别减免条款与自首交织时,应当以独立适用《刑法》第390条第2款为原则;必须严格把握"被追诉前"的时间范围,将之界定为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行贿犯罪案件之前。在对行贿人是否适用缓刑的考量标准体系中,犯罪情节是依据,悔罪表现是参考。司法机关应当在侦查、起诉、审判环节重点关注对行贿所得不正当利益的调查、分析与认定,加强对行贿所得不正当利益的规范化处理,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行贿人退赔。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地位的非当事人性

人权理念泛滥的当代法学环境下，我国刑事诉讼中将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列为诉讼当事人得到了诸多学者赞誉。反对之声也多是从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不充分性入手，力图将我国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打造成与被告人完全对等地位的第二公诉人。本文将从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进行双重分析，论证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身份的非当事人性以及如何对犯罪被害人进行实效而非形式主义的救济。     

侦查和解的适用理念

当下对刑事和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对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关注不够。应当赋予侦查和解决定权,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指导思想应当是注重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平衡。侦查和解应当遵从和解自愿、基本事实清楚、自主和解为主他主和解为辅、和解事后监督等诸原则。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改革后的施行与思考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是一项旨在赋予日本国民监督检察官正确履行公诉权、使公诉活动反映民意的权力的法律制度。从2009年5月起,检察审查会的评议书开始具有一定的法律拘束力,能更有效地防止检察官过度使用起诉犹豫、追求"精密司法"的倾向,有利于构建当事人主义模式;救济被害人;维护国家公诉独立。但国民意志的模糊性和易变性、担任检察审查会委员的义务性、审议程序不够透明、被告人权利难救济等都影响该制度的实施效果。     

附条件逮捕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的侦查和起诉关系,导致侦查取证不到位,诉讼效率低下。应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建立附条件逮捕制度来完善我国的侦查和起诉关系,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取证工作的引导,适应现实中逮捕标准过高和犯罪形势复杂等问题,提高审前追诉程序的运作效率,在有效追诉犯罪的同时积极保障人权。     

中外检察制度的考察与比较

世界各国检察制度在机构设置、职权、性质和地位等方面,既有共同点,又存在差异性.检察机关设置方式一般分为审检合一式和审检分立式两种;职权方面,有些国家的检察机关不享有侦查权,起诉案件的范围和起诉裁量权幅度也各有不同;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职权范围也有较大差异;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主要是公诉机关,其法律监督职能较大陆法系国家要小得多,其在诉讼中是一方当事人,法庭活动较为积极,而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以公诉人和法律监督者双重身份参加诉讼,其法庭活动较为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