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与地位演进研究——基于附加值贸易的考察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日本无疑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获益者,故全面考察日本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与地位,可为中国参与GVC分工提供可靠的经验支持。文章基于附加值贸易视角,利用OECD-TIVA数据库构建了GVC参与度与GVC地位指数,并从整体和分行业视角测度日本制造业参与GVC的程度、模式以及在GVC中的地位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从GVC参与程度而言,日本制造业的GVC前、后向参与率均呈现稳中上升趋势。(2)从GVC参与模式而言,日本制造业行业主要借助于前向参与模式嵌入GVC,其GVC前向参与率远高于后向参与率。(3)从GVC地位来看,日本一直在GVC分工中位居较高的地位。但从变动趋势来看,其GVC地位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其中,中技术制造业下降幅度最为明显,低、高技术制造业次之。     

中越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比较研究CSSCI

在新一轮全球和区域价值链重构中,中国和越南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中越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位置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统计分析显示:1995—2018年,越南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指数逐渐上升且接近中国,但是它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为负值,中国为正值;2010—2019年,中越两国在低附加值电子产品出口上均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且越南更胜一筹,而双方在高附加值电子产品出口上的优势都不强。进一步考察美日韩三国和中越两国高端电子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时发现,在高附加值电子产品领域,越南和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互补度远高于中国,但中越两国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领域的分工呈现上下游关系而非竞争关系,这将有利于推动东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区域价值链的构建。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香港贸易物流业发展研究

地区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情况,是判断地区产业的国际地位、国际联系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视角。本文立足于全球价值链指标测算,分析1995年至2018年香港贸易及物流业的全球价值链位势及上下游关系的演变及其原因。研究发现,从行业整体情况看,随着香港与内地生产协同程度提高及内地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和香港产业转型发展,香港在全球价值链中位势呈“上升—下降—上升”波浪式发展,上下游贸易伙伴重心呈现由欧美向内地与东盟转移态势。从贸易物流细分行业来看,香港除批发零售业外主要以前向模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六大贸易物流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地位均高于新加坡,除水上运输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较新加坡弱外,其余贸易物流行业均比新加坡更具国际竞争力。     

中欧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水平与结构差异研究: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视角

欧盟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测算中欧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GVC)程度,有利于精准衡量贸易利益与彼此国际分工地位。本文基于Wang et al.(2013)总贸易核算法(WWZ),结合WIOD 1995～2014年投入产出数据,从总体与行业层面对中欧制成品贸易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与结构差异进行动态比较。研究表明:入世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水平总体提高,其中最终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降低,且资本技术密集产品与中间品垂直专业化指数(VSS)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优化。论文从增加进口欧盟中间品,并加强与欧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整合等视角给出对应建议。     

制人与制于人——德国价值链权力与双边政治关系

为探讨在区域及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德国制衡哪些国家,又受到哪些国家的制约,以及主要上游国家和重要市场的身份赋予德国怎样的政治影响力,本文将价值链权力分为上游权力、下游权力和市场权力三类,提出一种综合考虑相互依赖程度和国家可替代性的价值链权力测算方式。测算结果表明,欧盟尤其是中东欧国家是德国价值链权力的主要势力范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盟单一市场对德国的重要性有所减弱,但德国内需市场对欧盟的重要性却有增强趋势。美国和中国是目前唯二对德价值链权力持续大于德国对其价值链权力的国家。其中,美国稳居对德价值链权力首位,从上游“卡脖子”和广阔的内需市场是美对德两大潜在“杀手锏”;中国对德价值链权力不断强化,但德国对华价值链权力却日渐衰颓,包括一些德国传统优势制造业行业;德国是俄罗斯重要的上游、下游国家和大市场,但近年来中国对俄罗斯的价值链权力显著攀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模型的实证检验表明,德国的上游和市场权力越强,他国与德国双边政治关系越密切,这一效应主要存在于德国与非欧盟国家和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之间。     

韩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演变——基于WWZ增加值贸易分解法

基于WIOD数据库,对韩国增加值贸易进行测度并分解发现,2000年以来,韩国的进出口贸易在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已从对美国的高依赖逐渐转变为对中国的高依赖;各国(地区)在韩国出口中的相对贡献程度发生了变化。排前三位的贸易伙伴依次为美国、澳大利亚、中国,中国对韩国出口的贡献指数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中国对韩国出口的贡献越来越大,德国和日本对韩国的相对出口贡献指数在缓慢下降,美国与澳大利亚的指数变化较为波折。韩国出口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参与程度不同产业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最终产品的出口占比下降,中间产品的出口占比增加,全球价值链在逐渐拉长,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程度逐年提高;制造业的参与程度要大于初级产品、资源产品,以及服务业。     

执政党领导力与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移——基于对印度尼西亚的过程追踪研究

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各不相同。文章假设这一现象的国内政治根源在于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效能，并以印度尼西亚为案例，对执政党领导力如何影响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行研究。印尼专业集团党内部的威权结构阻碍该国对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融入；民主党通过内外政策弥补领导力的相对不足，带领该国吸纳外资并实现快速升级；民主斗争党领导力由弱变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畅通生产要素循环，但碍于连任压力升级进程又趋放缓。文章通过对案例的过程追踪发现，执政党内部领导力取决于政党的中央权力结构，影响党内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执政党外部领导力取决于执政联盟的大小与政党代表性，决定政党意志上升为国家政策及贯彻实施的效率。前者通过顶层设计奠定国家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向，后者通过政治过程决定政府对要素流转的调控效率，两者分别从意愿与能力维度影响一国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投入，进而导致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动。运用执政党领导力视角分析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移，可为后发国家利用政党政治克服后发劣势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镜鉴。     

欧盟政治体系中的成员国议会:发展及挑战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成员国议会在欧盟政治体系中的权能和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早期没有任何正式的权力、对欧洲事务缺乏参与,逐渐发展到成员国议会的权能不断增强,开始希望积极地参与欧盟的政策制定过程,对欧盟事务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不断加强对欧盟事务的监督和审议。成员国议会是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机构,其在欧盟政治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总体上逐渐上升,政治参与实践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虽然在全体会议中围绕欧洲事务的辩论仍然有限,但议会间合作机制不断加强。尽管条约赋予成员国议会越来越多的权力,但其参与和监督审议欧盟事务仍面临诸多局限和挑战,尤其是欧元区危机使成员国议会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增强欧盟的民主合法性,提高成员国议会在欧盟中的地位既是一项长期工作,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国家产业政策——以美国产业政策变化为分析视角

传统上,全球价值链重构是基于长周期的国家竞争力变化。而在大国竞争与博弈明显加剧的今天,产业政策作为国家竞争战略工具和手段的回归与使用,使得国家可以通过国内政策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干预性介入和强力性重构,其中以美国产业政策变化最为显著和直接。纵观美国产业政策的周期性起伏和变化,其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的意图十分明显。当下美国透过全球价值链实施针对性明显的产业政策,既是出于对自身产业结构能力提升的需要,同时又体现为美国对全球价值链权力的维护与竞逐。鉴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能力存在,美国产业政策的实施的结果,将损毁全球价值链既有的高效分工和阻碍全球价值链网络链接畅通,进而可能推动全球价值链“二元结构”的出现,并带动全球价值链向国家战略价值链进行模式转化。     

全球治理视野下欧盟规范力量探析——以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改革为例

近年来,国际组织代表权改革日益成为欧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规范力量面临的重要课题。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问题的案例研究表明,欧盟身份的复杂性使之在这一问题上既表现出支持相关改革的意愿,又因自身的既得利益、法律地位和治理结构的制约而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围绕欧盟对外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代表权和对内逐步统一代表权的争论是一个国际体系、地区和成员国层面的三重博弈过程,也是欧盟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关于自身规范力量身份的建构过程。     

德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路径、特点和动因分析

如何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政策议程。作为欧盟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德国出于其卫生安全利益诉求、多边主义外交传统和自身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的领导力追求,不断提升其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参与度。德国在2020年发布的《联邦政府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充分表明,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已经上升为德国的一项重要外交战略。德国主要通过塑造全球卫生治理议程、完善全球卫生援助体系及推动全球卫生治理机制改革三种路径来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德国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呈现出横向化、多边化和多维化的特点,其动因在于强化德国卫生安全、增进德国的外交软实力、促进德国生物产业经济利益以及提高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欧盟个人数据治理进展、困境及启示

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可谓是其参与个人数据治理的重拳.GDRP框架下欧盟的执法监管已进入常态轨道,但仍面临不少挑战,如成员国执法存在"集体行动困境"、监管框架对企业规制力有限、跨大西洋间数据传输机制陷入"法律真空"、治理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式微等.造成困境的主要因素有欧盟内部的不一致性、大型互联网企业具...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利用市场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京都议定书》的一个有益创举。欧盟履行《京都议定书》目标的最主要战略之一是建立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EUETS),一方面控制履行京都承诺的成本,另一方面为在2008年全球碳排放贸易开始前积累经验。本文分析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建立的背景,介绍了该机制的主要内容,评价了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家分配计划和气候战略,探讨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对中国参与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影响以及对国内二氧化硫排放贸易的借鉴意义。     

垂直专业化分工视角下中国出口欧盟技术结构研究

自2007年欧盟东扩为27国以来,既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地之一,但出口欧盟制成品技术含量是否得到提升却是值得关注的话题。论文在改进Hausmann指数(2007)基础上,基于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前向增加值分解方法测算了中国制成品不同技术层级出口欧盟的技术复杂度及变动趋势。研究表明从国家层面看中、高技术制成品出口欧盟占比与技术复杂度均快速提高,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论文进一步分析了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我国制成品出口欧盟技术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及可能带来的价值链低端锁定效应。     

RCEP生效背景下日本区域经贸合作动向及对中国的影响

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生效对于深化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再平衡背景下,日本选择参与RCEP,不仅说明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促进日本经济增长,而且对完善其广域经济合作目标也具有重要意义。日本会继续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强化与区域外的美国及印度合作,并积极参与新经贸规则的制定,以提升其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扩大经贸协议覆盖范围、争夺经贸规则制定权。RCEP生效后,中日经贸相互依存将进一步深化,但日本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强化国际经贸与战略竞争,亦将对中国产生影响。     

美国贸易逆差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研究

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体规模呈扩大趋势,服务贸易则一直表现为顺差。因统计方法不同,导致逆差总量存在差异。2000～2014年,以增加值核算的美国贸易逆差小于传统统计方法核算的贸易逆差。实证分析发现,美国多数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相对优势的地位,以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代表的产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处于上升态势。对增加值核算下美国贸易逆差和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竞争优势的研究证实,美国持续贸易逆差并未致其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     

欧盟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分析:目标演进与制度因素

欧盟环境政策从积极应对环境问题,逐步发展到由环境推动其技术、经济、贸易,以及政治等全面的全球战略,同时环境政策也从共同市场的衍生品走向较完备的独立体系。政策目标的有效性使欧盟的国际地位及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的话语权得到显著提高,环境政策成为欧盟谋求全球竞争力和战略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目前拥有27个成员国的超国家组织,欧盟如何确保环境政策目标从欧盟层面到成员国,再到地方的传导和实施?本文在简要梳理欧盟环境政策目标演进的基础上,对确保欧盟环境政策目标得以实现(有效性)的制度因素进行分析和论述。     

气候政策立场的国内经济基础——对欧盟成员国生态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革新及市场化所形成的生态产业对于一国未来发展潜力及经济地位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生态产业的力量越强,则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其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也越积极与超前。本文通过对欧盟15个成员国生态产业和气候政策立场的分析考察证实,生态产业实力较强的德国、奥地利、荷兰一直是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领导者",而生态产业实力相对较弱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是欧盟气候政策的"拖后腿者",处于中间地位的英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卢森堡总体上政策立场趋于积极,法国、芬兰、瑞典情况复杂。因此,本文认为,生态产业实力的大小是决定欧盟成员国气候政策及其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立场的重要因素。     

全球与区域中的国际权力变化与转移——以德国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为视角

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的经济实力源于自身在欧盟区域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并在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中占据重要位置。德国成功地将自身经济力量转化为引领欧盟一体化方向的主导权,领导欧盟应对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等各种挑战。在此过程中,德国基本承接了区域内权力的转移,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力。本文将经济学范畴下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下的"权力转移"概念相结合,以此来分析德国掌握欧盟区域主要权力的原因与表现方式,并借此探索全球价值链与国际权力的内在关系。     

环境治理中的国际组织:权威性及其来源——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例

本文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和解释国际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行为及其权威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之所以能够对全球环境治理发挥重要作用,是由于该国际组织所具有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除了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本身的机构形式,还来自成员国的授权、其道义性权威及专业性权威。这种基于国际组织本身的分析,主要来自于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国际组织的理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