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正义规导行政行为:从实质到程序

《行政许可法》历经七年的酝酿 ,于 2 0 0 3年 8月 ,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计划经济时代是以审批管理为主的经济制度 ,通过审批实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要求政府必须从广泛的经济领域撤出 ,实现从管制向服务的转换。这部法律的出台 ,将更好地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 ,对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履行行政管理都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这部法律的出台 ,是我国行政法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它意味着中国法制建设掀开了新的篇章 ,标志着人们企盼已久的一个民主治理时代的来临 ,它将给中国政府和公民带来一场划时代的变革。本刊组织了几位学者对《行政许可法》颁布意义、内容探讨 ,旨在推动这部法律的实施     

正义与仁慈:以人为本原则的伦理阐释

人类社会自20世纪以来,面对着伦理价值弱化的生存困境,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解决这一问题意义深远。从道德现实与道德理想、道德必须与道德应当以及正义与仁慈的关系建构三方面对以人为本进行伦理阐释,将正义与仁慈看作是以人为本原则的伦理根源。     

分配正义的两种理论: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

本文从公正、公平、平等、正当、合法诸辞源意义上使用“正义”的概念。 分配的结果正义由事物的因果关系决定,它主要是一种内容正义、道德正义、特殊正义和具体正义,它的着眼点在于社会利益或价值(权力、权利、财富、地位、荣誉、责任等)在一定范围之内由谁来分、分给谁和分多少的问题。因为每个社会不同的阶层、集团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和主张,故而在利益分配的完成状态上难以达到公认的最佳。纯粹追求分配的结果正义,往往导致先要在社会成员内部寻求一个特殊的、超越所有利益之上的力量来主持分配,其他社会成员则把自己的分配决定权转让给这个超然的力量,分配的最终状态是否令人满意就取决于这个超然力量的道德能力。而事实证明超然于所有利益之上的力量——人或机构——从来不存在。     

党的执政方式的学理阐释与现实转向

从学理逻辑而言,政党执政方式指政党获取、运用和监督国家政权尤其是中央政权的基本方式;从实践逻辑而言,政党执政方式是执政主体、执政客体及二者的连结共同构成的有机体系,也是政党的执政本质、执政职能与执政环境等要素系统运动的必然结果。中共的执政方式的现实转向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其执政理念逐渐聚焦到构建依宪执政的制度路径,民主与法治也日益成为党的执政方式改革的核心方向。     

和谐社会与制度正义

在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制度建设正在向制度正义的方向发展,制度正义是当前的社会建设的要义.     

程序正义与政府决策程序优化

程序正义是政府决策程序优化的价值取向、评判标准和重要保证。优化政府决策程序,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主体作用,尊重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参与性主体地位;以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为导向,以发现问题、确立目标,拟定备选方案,方案评价、选择、修正完善等程序环节为核心,建立正当的、科学合理的程序规则;以树立程序正义理念,构建公共舆论体系,完善公民参与制度,建立合理规范的程序正义制度为优化途径,为政府决策程序优化提供理念指导,确保其公开性、民主化和科学化。     

正义概念的政治哲学阐释

综观历史，关于正义的观念皓若瀚海。罗尔斯有感于对正义理解的纷繁，提出了正义的“概念”和“观念”之分。然而，当罗氏以“权利”作为正义的底色时，他的正义“概念”实际上落入了他所定义的正义的“观念”之窠臼。鉴于此，通过对正义与社会秩序以及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关系的揭示，本文试图给出一个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正义”，以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正义的概念纷争。     

制度正义:公民美德形成的制度维度解读

制度安排正义与否直接影响到一个社会的公民德性状况,社会中制度安排合理,社会整体氛围呈现出公平正义,通过制度的强制性约束力的发挥,为公民美德养成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制度平台,将正义观念和价值深入人心,引导公民美德的发展方向,使公民在潜移默化的行为养成中提升自身的德性与修养,促成公民美德的养成.     

法与正义的关系

法和律就词义来看,皆有公平、正义、统一的行为准则这个含义,所以法本身就含有正义的意思。要认清法与正义的关系,应当认清什么是正义。首先阐述了人们对正义的不同理解和很难给正义下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的原因以及笔者对正义的理解。正义与法的关系体现在正义对法有评价作用以及对法律进化的有强大推动力,其次法律对正义具有实现作用,表现在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实现。     

制度的十大功能:学理层面的诠释

制度具有思想、道德、文化、政策等所不能代替的特有属性和功能:转化与载体功能、抑恶与惩恶功能、护善与扬善功能、预防与教化功能、纠错与更新功能、管理与效率功能、疏通与减压功能、激励与创造功能、协调与整合功能、秩序与稳定功能。只有深刻认识这些功能,才能增强制度意识,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和制度保证。     

基于差异的正义:我国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理论与思路研究

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差异性社会,这是构建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主要社会基础。差异性社会的正义原则既不应为新自由主义的完全市场原则、也不能是民粹主义的超前空想原则,而应当是"差异的正义",即以"基本公平+比例公平"双层结构原则,探索实现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医疗保险均等化之路。根据双层结构原则,改变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碎片化、多元化格局,建立统一的我国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应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以社会公平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保障每个公民医疗保险的平等权益;多种补充医疗保险适应差异性社会的差异化医疗保险需求,体现比例公平原则。保障基本公平,适度尊重比例公平,不断消灭差异,走向最终公平,这就是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发展的"中国道路"。     

如何改变形式主义会风:从程序正义谈起

会议作为发扬党内民主的基础环节和重要形式,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抓手。长期以来,形式主义会风使各级党组织在事务商议、决策与执行环节上实效性大打折扣。当务之急,必须努力完善党内议事制度中的发言原则、动议原则及表决原则,并且将"四个意识"作为议事制度在价值层面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真正经由程序正义保障实质正义,同时立足实际,建立起一套适用于自身的党内议事规则,从而助推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展开。     

程序正义的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

程序正义有利于平衡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确保正义理念最大限度地实现。单从理论上遵循自主、公正、理性三原则进行的制度设计以达到程序正义的目标,在实践中却受到来自人性的弱点和程序自身的干扰,造成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同时也体现出程序正义并不能独立存在而有赖于实质正义的评判标准,但是二者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实现社会正义,殊途同归,还须回归制度建设的道路上来,在制度建设中贯彻正义之原则以最终趋向程序正义。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以来人们重实体、轻程序,在法制建设中,程序正义未能摆到应有的位置,以至于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权威,损害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要充分认识到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价值及重要性及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偏离程序正义的具体体现。从思想、立法、制度和从最低限度的要求上,切实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     

刑事诉讼中的价值冲突与平衡问题--实体正义、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率的价值评析

任何一个法律部门都有其价值定位,这种定位是该法律学科的灵魂.刑事诉讼法也不例外,在一般情况下,刑事诉讼法的价值是多元化的,多元的价值定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相互之间的冲突.有效地解决冲突、保证多元价值达到最佳平衡、实现刑事诉讼价值的最大化,是刑事诉讼法的最终目标.     

浅析法律与正义的关系

法律最本质基础是正义。没有正义的存在,法律的存在就没有价值。所谓正义,它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因此,正义千百年来为人们无限憧憬与不断追求的目标与理念。法律与正义的良性循环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保证。     

平等、正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凯·尼尔森对马克思正义观的阐释

凯·尼尔森认为马克思葆有一种正义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被理论渗透的经验论述和道德评价.马克思的正义现要求我们根据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判断社会现象的正义性.共产主义两个阶段有着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正义原则,无产阶级的正义诉求绝不是追求所谓的"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而是消灭阶级.     

论制度正义与道德自觉

制度与制度正义是当今学术界诸多学科关照与纷争不断的主题 ,如何对当下热烈的学术论争作理性与深层的哲学审视 ,如何将制度正义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尤其是探讨道德自觉与制度正义的关系 ,对正处转型时期的我国具有特殊意义。以历史性的眼光解读社会结构亦即公共权力运作体制的正义性 ,并以之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制度正义:通往现代权力的文明之路

制度作用既可以是积极性的,也可以是消极性的,关键取决于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与正义性,即制度的德性或制度的正义。制度的德性不仅不为个体或群体的偏好所左右,而且对个体或群体的偏好、价值起着矫治的作用。制度正义和权力文明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联,制度正义是权力通向文明的必经之路。     

制度正义:影响机会公平的根本因素

机会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主要标志之一。个人努力程度、技能、选择等都会对机会公平造成影响,但是,机会公平主要受到社会基本制度的影响,其中,财产所有制度对机会公平具有决定性作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做到形式公平,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实质公平。制度是具体的、历史的,当前,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具体制度安排中仍然存在身份、地位、户籍等先赋性因素制约机会公平的现象。消除不合理的制度规范,是实现机会公平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