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绩效管理视角下深化“放管服”改革研究

"放管服"改革将政府职能转变具化为放权、监管和服务三个维度,是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性、持续性的战略议题。通过"战略-结构-绩效"范式分析"放管服"改革历程,发现创新政府绩效管理模式是协同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必然选择。结合各地实践,建立"四个人民"绩效管理理论和以公共价值为基础、以战略为导向的绩效管理三角-环圈模型,尝试构建协同化绩效管理体系、科学设置综合化绩效管理指标、运用数据化绩效管理手段,旨在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探寻新的发展理念、制度安排和优化路径。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

推进“放管服”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的“先手棋”和突破口，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确立责任、透明、回应等现代政府治理的鲜明价值取向，体现现代政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和诉求的鲜明特征，始终坚持“放管服”改革的初心使命、人民主体地位和职能转变导向。     

“放管服”视角下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当下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聚焦在"放管服"改革上,而"放管服"改革的落实主要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体现出来。政府职能的"放"体现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政府职能的"管"体现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法治化"和"标准化",政府职能的"服"体现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精准化"和"便民化"。实践证明,近十多年渐进式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仅凸显了政府职能的"放管服"改革精神实质和方向,而且也体现了我国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使得人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政府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放管服”改革的路径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整体性变迁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子系统。"放管服"改革是助推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放管服"改革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变革,如何深入推进并取得实效就成为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课题。我们应以政府治理现代化为指导,推进"放管服"改革理念创新,构建科学化新型监管机制,积极培育社会组织,遏制并祛除部门利益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恰切之道。     

天津市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实践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放管服"改革事关政府自身变革,是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各级政府理应落在实处。天津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天津实践中取得了减少行政审批、加强市场监管、优化公共服务的骄人成绩,这些成绩进一步释放了改革红利,提高了人民群众获得感。     

“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及其完善

与先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更加强调权力调整的动态性、整体性、系统性,其对于优化政府职责、转变监管方式、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此轮"放管服"改革依然沿袭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运动化、政策化思路,并不完全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从职权法定、监管工具的动态调整、优化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则三个方面,"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和合法性风险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要提升"放管服"改革的法治品性,需要以《行政许可法》的有效实施为核心,通过设立专门的社会化的"放管服"改革委员会、激活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引入更广泛的专家和社会参与、完善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优化规制工具分析评价制度几个方面来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历史与发展逻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即下放经济领域自主权、地方探索创新、全面开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管服改革战略实施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阶段。在演进过程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呈现不同维度的逻辑特征,包括政治逻辑、动力逻辑、技术工具逻辑,既体现了已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经验,也反映了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使国家治理效能新提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同时全方位转向依法治国和法律驱动改革的法治化逻辑,从注重数量到注重权力结构质变的运行逻辑,从经济效率导向转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逻辑。     

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府职能转变:系统思维与改革取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方向,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逻辑相一致。从改革趋向上来讲,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逻辑与西方国家是基本一致的。然而,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阶段和现实状况,在向现代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践中,我们应该在理念、结构、工具的认识和选择方面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一是不同国家的政府、市场、社会发展状况各异,因此要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能力的权衡中动态调整政府职能边界;二是要准确理解"服务型政府"职能的完整内涵,将政府职能转变的治理理念、治理方法和工具有机统一起来;三是推动治理方法和工具的应用创新是提高政府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在选择实现既定治理目标的工具时,应主要考虑这种工具在实现既定目标上的最大绩效。     

技术赋能、权力规制与制度供给——“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现逻辑

从整体上探讨"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质性分析发现:"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总体遵循"技术赋能—权力规制—制度供给"的逻辑框架,即以权力规制为中轴,包括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与强化营商主体责任两个方面;以技术赋能、制度供给为两翼,包括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增强监管执法创新、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加强营商法规供给、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等六个方面,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目标的实现。三者的关系逻辑为:通过技术赋能突破权力规制的阻力与障碍,促使政府清权、减权、放权落到实处;通过制度供给规范和约束政府的权力,奠定和巩固权力规制的基础,防止和避免规制的"内卷化";技术赋能与制度供给之间则互为重塑与保障。这一研究为地方政府开展"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践提供了参考模板。     

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中的问题与路径创新

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已进入了攻坚阶段,行政体制改革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尤其是剩下的"啃骨头"问题,直接制约着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最终成效。当前,政府职能转变改革的当务之急就要建设好法治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为抓手,通过简政放权,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具体而言,要从政府角色定位、顶层设计、体制机制创新、社会组织培育等方面加快现代法治政府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两种政府模式下的“放管服”改革比较

从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比较视角对"放管服"改革进行分析,有助于澄清"放管服"改革的价值导向和目标要求。以"理念定位—组织安排—方式(工具)选择"为逻辑主线,对管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两种模式下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给予理论比较,并运用该比较框架对地方"放管服"改革的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结论表明:当前"放管服"改革总体效果较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求较为一致,但仍存在诸如改革的效率主义取向,重形式轻实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三者不协同等问题,亟须对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导向下的"放管服"改革给予理论甄别,明晰"放管服"改革应自觉秉持服务型政府价值导向。亦即,既要以服务型政府引领"放管服"改革的进程,促进减权、清权、确权落到实处,政府事中事后监管得当有力,公共服务能力加速提升,又要以"放管服"改革倒逼服务型政府建设,突破政府自身改革的阻力与困境,着力塑造公民本位、社会本位、市场本位、权利本位的现代政府管理理念。     

放管服改革研究述评

学界对放管服改革的形成背景、思想内涵、现实价值、实施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着重从放管服改革的形成背景、思想内涵、改革存在的问题和路径选择四个方面进行文献的相关评析。由于放管服改革还处于行进中,相关理论研究还不成熟,本文认为关于这一主题研究要注重丰富研究内容、运用多样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视野,以期更好地为放管服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从而助推政府职能转变。     

着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有三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现代化;二是"依法治国"体系的现代化;三是"民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说,合理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合理化、现代化的本质内涵。     

放管服改革与政府数据治理

我国政府在放管服改革中运用数据治理方式,大大提升了政府治理能力,服务型政府和高效政府已初步体现。但是传统体制、思维模式、基础设施、技术能力以及制度保障等已成为数据治理更好推广运用的阻滞因素,因此必须针对这些薄弱环节进行改革和完善,为实现数据治理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从而使放管服改革能借助现代科技顺利推进,早日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广东省行政体制改革40年的主要做法、经验总结和改革展望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广东省通过不断优化政府职能、政府组织机构、政府管理层级、行政执法体制和市场监管体制,大力建设服务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数字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些成就的背后可以总结出坚持问题导向、"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开展试点、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改革的重要目的、不断理顺"党政"关系、坚持法治原则、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改革经验。下一步有望在党政机构的进一步优化整合、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政务服务标准化体系、公共管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形成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科学技术融入公共服务更加人性化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     

结构性位置与能动性作用：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工会组织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近年来社会治理领域出现的一种创新的组织形态,其初衷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整合与凝聚。枢纽型组织形态的构建,不仅是理顺社会组织管理、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一种策略选择,还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执政党建设、党的群团改革、政府治理现代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等多维度、多层次的需求。兼具政治性与联系性,独特的"组织身份"决定了工会组织能在社会治理网络中填充"结构洞"位置;当前工会组织改革瓶颈的突破,还有赖于其在劳动关系领域填充"结构洞"位置,发挥政治、资源和组织优势。枢纽型社会组织要实现社会整合,可通过"安全阀"机制,构建"枢纽型党建"确保社会组织发展的政治安全性;通过协同机制,助力"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价值培育机制,"增能"社会组织,促共享价值的形成;通过统筹机制,增强群团组织"内聚力"并撬动"外聚力"。     

江西省"放管服"改革:缘起、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

自"放管服"改革全面提出以来,各省市在简政放权、优化监督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证明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武器。但是改革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以江西的改革为例:改革涉及主体问题突出、服务理念贯彻不彻底以及合作平台的非规范使用等。正是基于对江西"放管服"成就及其困境的梳理,援引合作治理理论,力求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企业、中介机构之间构建起合作关系,在培育合作主体、优化合作机制、健全合作制度、依托信息平台的具体实践中,破解改革遇见的难题,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十八大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的成效、特点与走向CSSCI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改革特点。继续把"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仍需在重要领域和环节取得更大突破。     

“放管服”改革的理性与价值——基于政府改革进程的梳理

"放管服"改革作为当前政府改革的重头戏和先手棋,学界对它的研究较多地停留在具体方法技术的问题与改进上。从政府改革的价值与理性的历史梳理着手,对"放管服"的价值和理性的内涵、关联及导向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放管服"改革的目的和导向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公平与效率及其衍生价值的兼顾与平衡。     

推进“放管服”提质增效的着力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一届国务院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以下简称“放管服”)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放管服”成为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一招。要正确认识评估“放管服”的成效,发现“短板”,找准着力点,推进“放管服”提质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