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逻辑统一：文学史研究的伪命题

历史与逻辑统一,出自哲学领域,有其错误与弊端.该命题出于预定式思维方式,实违背辩证法精神.历史与逻辑统一,与历史、文学史研究的特性不合,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伪命题.应放弃此类理论幻想,追求文学研究的多样与灵活.     

“中国文学史编写研究”笔谈——史识、体例与趣味：文学史编写断想

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就其范式而言，大致有三种类型。早期由林传甲、黄摩西、谢无量等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相互之间虽然差异甚多，但相同点是明显的，都将学术史视为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0年代以降，中国文学研究加快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其显著特点是，以诗、文、小说、戏曲作为文学所特有的样式，文学史不仅以这四种文体作为主要叙述对象，而且在叙述中贯彻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思路，即格外突出《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进入90年代后，第三种范型开始出现，一批学者不约而同地追求中西会通的境界，即一方面合理地引入某些西方概念，以激活中国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注意中国文学中某些特殊的现象、范畴，力求给予同情之了解。文学编年史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兴盛起来的。陈平原、陈文新、刘勇强、赵伯陶等学者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方面积累了若干心得。这组笔谈表达了他们对部分问题的看法。     

困境与突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

中国现代学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分为“认定”（1919-1949）、“界定”（1949-1978）和“确定”（1978-）三个时期，前两期奠定了研究的基础，后期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现代学的研究格局和深度。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领域的局限、方法论的危机、思想性的缺席以及彼此之间的失衡，造成了现代学研究发展中的困境。新的化语境下的现代学研究必须史料、经典、思想性和学术性并重，在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寻求中实现突破。     

阐释与反思:文学史视野中的新写实

以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黄修己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等具代表性的文学史叙述为视点,考察并反思其对于"新写实小说"的产生背景,以及内涵、特征、意义和代表性文本个案等诸方面问题的阐释与表达,从中获得对于"新写实小说"的不同维度、不同观念和不同方法的多样启示.尽管这些阐释与表达尚有其局限性,但并不妨碍我们确证新写实小说经典化解读的由此开始,以及通过此来进一步把握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思想文化基本流向的企图.     

文学史观念的拓进与诉求——关于编撰《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的几点思考

编年体现代长篇小说史是以编年的方式呈现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种体例范式,它应包括长篇小说创作生态史料、长篇小说创作发生学史料、长篇小说创作传播接受史料、长篇小说思想艺术评介、长篇小说装帧艺术呈现等内容。以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为连结点,通过对上述几方面第一手资料的全面发掘及长篇小说思想艺术的客观评介,从长篇小说诗学的角度,遵循历史的、审美的、人性的、时代的审美眼光予以审读、辑录、研判,而非政治的、功利的、狭隘的眼光予以遮蔽、删改,可以构建一个足以返归现场的、符合现代长篇小说历史逻辑和秩序的、以深广度占优并以细节取胜的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全景图,也可能使之成为一部内容全面丰富,史料扎实可靠,叙述客观真实而又成一家之言的信史。     

新时期对张恨水的研究综述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通俗小说大家,以社会言情小说著名.本文总结新时期至近几年来的研究张恨水的优秀文章,从作家、作品、专题三个方面来阐述新成果,从而探讨以张恨水为代表的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倾向。     

史识、体例与趣味:文学史编写断想

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就其范式而言,大致有三种类型.早期由林传甲、黄摩西、谢无量等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相互之间虽然差异甚多,但相同点是明显的,都将学术史视为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0年代以降,中国文学研究加快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其显著特点是,以诗、文、小说、戏曲作为文学所特有的样式,文学史不仅以这四种文体作为主要叙述对象,而且在叙述中贯彻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思路,即格外突出《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进入90年代后,第三种范型开始出现,一批学者不约而同地追求中西会通的境界,即一方面合理地引入某些西方概念,以激活中国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注意中国文学中某些特殊的现象、范畴,力求给予同情之了解.文学编年史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兴盛起来的.陈平原、陈文新、刘勇强、赵伯陶等学者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方面积累了若干心得,这组笔谈表达了他们对部分问题的看法.     

反思与改革：法学本科实践教学创新模式研究——以法律职业教育为视角的一种思考

法学教育的定位应当是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合成体”,其教育模式与内容应着眼于培育“法律人”群体职业素养。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更为注重传授通识教育和法律基本知识,职业教育内容缺失。在缺少独立的法律职业教育环节的背景下,我国法科院校的本科实践教学“职业化”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其内容不仅是注重培养法律实务操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形成法律思维、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价值中立”与文学史书写——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方法论探析

洪子诚以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撰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出色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挖掘了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全方位渗透进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同时又对这一思路背后的"解构"意识持保留态度,从而引发学界争议。不同学者因着相异的现实认知与研究动力,而对知识与权力、审美与意识形态诸关系产生彼此抵牾的理解与阐释方向。此一学案为衡估当代文学学界的学术诉求及限度,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文学史家也是文学批评家——从陈平原对夏志清的批评谈起

陈平原对夏志清文学史写作的批评中强调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分界,这一提法反映了美学对于文学史家只是辅助手段的偏见。过分注重演化价值的文学史写法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即强调科学、实证的研究思维,忽略了作品与艺术家个性的关系以及艺术作品里隐含的世界观问题。文学史家在建构宏阔的史学框架时应同时具备对作品的想象性理解,因而优秀的文学史家也是文学批评家。     

中国唐律研究三十年

三十年来,中国出版、发表了唐律研究著作19部,论文476篇,大致可分为注释类、系统阐述类、专题研究类,研究成果丰硕,研究队伍扩大,研究影响凸显。唐律在唐朝、中国古代、东亚乃至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三十年来法学教育有了大发展以及思想解放和学术环境宽松等,是唐律研究成就显著的主要原因。前瞻唐律研究,要拓展唐律的文本研究、比较研究、文化研究、实证研究、实施研究、史学史研究,加强对海外唐律研究成果的吸收,打开唐律研究的新局面。     

反思与转向——《英国庄园生活》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西方经济—社会史学经典著作《英国庄园生活》,是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状况进行反思的一面镜子。通过研读该书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当下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应做出必要的转向。《英国庄园生活》所体现的经济—社会史学研究方法即其中一个可能的选择。     

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点省思

近些年来 ,尽管学界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 ,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依然缺乏必要的、自觉的省思。据此 ,本文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现状出发 ,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一番检讨。文章共分四个部分 :首先 ,谈论方法的一个前提 ;其次 ,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 ;再次 ,考证与解释 ;最后 ,史料与理论。     

反思与重构——以既有的西方法律思想史课程及其教科书为线索

西方法律思想史前辈学者的辛勤努力下 ,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 (其成果主要和必然表现在课程和教科书上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是批判和反思是研究的必经途径和必要的方法 ,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亦然。因此 ,在现代语境下 ,需要不断地对西方法律思想史进行重新的理解和解释 ,尤其是对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意义和教科书的写法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批判 ,以期重构西方法律思想史。     

新中国70年儿童观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儿童观是不同时代国家或民众对儿童的基本看法与态度,它反映出特定时代对儿童群体的地位和价值等认识考量。纵观新中国70年学前教育的发展历史,首先是新中国初期作为社会需要的儿童,这时候的儿童主要是接班人和建设者。到了文化革命时期,儿童观发生错位,政治化、成人化是其主要价值取向,儿童被异化。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重新认识儿童,这种认识其实质是发现儿童和重新确立儿童本位论。21世纪以来的儿童观念是对改革开放以后儿童本位论的进一步深化与研究,表现为解放儿童和向儿童学习。由此,新中国近现代儿童观念改造得以确立并正在进行。     

60年来六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建国60年来的六朝史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建国初17年中,六朝史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奠定了后来六朝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在文革时期,六朝史研究陷于停顿;改革开放以来,六朝史研究在组织形式、学术活动、成果出版、研究领域拓展、思想解放程度等众多方面,都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但同时也存在研究课题散碎,理论分析欠缺、学风急功浮躁等诸多不足.应坚持行之有效的研究理论、方法、手段和目标,在此基础上开拓创新,深化研究.     

三十年来中国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反思——兼论保持与发展婚姻法独立部门法传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婚姻法开启了"回归民法"的进程,其旨在以民法典的体系化与私法理论推动家事领域的立法改革。然而,实践显示,此举不仅无法实现理论整合、促进掌握法律原理的体系化初衷,反而加剧了婚姻法与民法法律制度与理论的冲突、婚姻法理解的混乱和新创设制度实施上的困难;另一方面则已成为家事领域自由泛滥的制度原因,与婚姻法保护家庭弱者权益、维护家庭稳定的宗旨相悖,误导了立法、司法实践与社会舆论。究其制度理论根源,在于对婚姻法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的特殊性,以及婚姻法定位与家事领域自由的关系,乃至婚姻家庭法对社会秩序及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认识不清。婚姻家庭是人与人全面合作的伦理实体,婚姻家庭关系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其调整方法也迥异于一般民事关系,并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发生本质改变。婚姻法独立于民法是法学史上的进步。突出婚姻家庭法的伦理性,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保持并发展婚姻法独立部门法传统,符合婚姻家庭关系调整的内在需要,有利于解决当前家事法领域的诸多冲突,对制度建设、社会文化建设及学科发展均具有积极影响。     

中国法律史学史——一个学科史问题的透视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法律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历史,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中国法律史学史的学术构想,认为悠久而独具特色的中华法制文明决定了法律史学在近代中国法学学科发展史中所起到的“母学科”的作用,并进而提出对学科本身的史学回顾,旨在促使中国法律史学在研究主体、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学科创新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