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解释权归属初探

宪法解释对于一国宪政具有重要意义,而宪法解释权的归属则是宪法解释的首要问题.我国目前将宪法解释权归属于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但从理论及实践上来看,两者均不具备将宪法解释权归属于己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从宪法解释、宪法解释权自身的特点出发,结合立法本身规律,去寻求更为合适的宪法解释权的归属主体.     

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述评——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说起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权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不符合法律的要求,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依据不明确,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引发立法解释与立法的矛盾。从理论上说,立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根据不能成立。立法机关是法律的作者,它行使法律解释权不符合解释学原理。立法机关不是法律实施机关,它不需要行使法律解释权。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它行使法律解释权没有意义。由此,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应当废除。     

《香港基本法》解释的若干问题辨析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涉及到《香港基本法》的定位、解释权配置、解释的正式渊源及解释场合等问题。《香港基本法》应定位于宪法性基本法律,其解释权配置可概括为＂一元两级主从解释体制＂,对有关释法主体都适用的正式渊源以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为宜,对其解释场合应做最广泛的理解,而《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性质是一种独立于一般司法和立法的专门性法律解释权。     

回归与发展:立法法对法律解释体制重构的意义

新中国历部宪法都对法律解释体制作了原则性规定和安排,1955年《关于法律解释问题的决议》对法律解释体制作了初步展开,但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却使其发生较大变化。2000年《立法法》以专节规定法律解释问题,变相否定了现行法律解释体制,还原宪法对法律解释体制的安排并进行了充实和发展,其基本内容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法律解释的最终决定权,监督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活动;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个案解释权和统一司法解释权,监督地方各级法院和专门法院的解释活动,地方各级法院和专门法院行使个案解释权;其他有关机关则享有提出解释要求等权力,以作为对法院行使解释权的制约。立法法体制应当成为法律解释体制重构的基本方向。     

论具体行政解释的审查基准

近年来，不少学者已经对行政解释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撰文对行政解释的主体、对象、方法以及规制途径等进行了论述。但多数学者把行政解释归类于一种抽象的、立法性的解释，目前无法将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笔者以为，行政解释体系中存在着一类行政机关就行政执法中发生的针对法律适用问题，做出的与具体个案事实相结合的。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解释行为。这类行为可称之为具体行政解释，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应对具体行政解释进行准确定位，进而建构出一套与之相应的审查基准。     

“激愤杀人”刑事立法之提倡

"激愤杀人"行为与普通故意杀人行为相比,在主观可责难性上更小,为了给刑事辩护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以及具体的适用标准,提倡"激愤杀人"的刑事立法具有必要性。"激愤杀人"是指由于受害人暴力、侮辱等重大过错行为,导致行为人处于激愤或者情感强烈压抑的情况下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激愤杀人"的适用较轻刑罚的渊源以及他国的立法经验都为"激愤杀人"的刑事立法提供了可行性。对于"激愤杀人"的立法路径,宜采用条文修改+立法解释的形式。     

民族法文化视野下的刑法解释目标

在刑法解释目标上，主观解释论虽然对于维护刑法的权威性至关重要，但它不仅不利于国家刑事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反而会加刷二者之问的冲突；客观解释论虽然可能使刑法解释偏离刑法立法，进而削弱刑法立法对刑法司法的制约，但对国家刑事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大有裨益。因而，就具有丰富的民族习惯法实践且法治贫困的我国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发展而言，在刑法解释目标上应当坚持“客观解释论为主，主观解释论为辅”的综合解释论。     

刑法立法解释权行使条件的反思与明确

14年来8次刑法立法解释权行使的“乱象丛生”.未来需要以法律解释之间的关系为线索,对刑法立法解释行使条件进行合理规范,借助《立法法》修改等立法时机,逐步构建体系化的刑法立法解释权合理行使的机制,从实践中理顺了立法解释权与司法解释权的关系,也就为立法解释权的正当合理性增添了最大的说服力.     

刑法适用过程中的法官解释

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承认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享有刑法解释权,各级法院就有关疑难案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做出解释,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具体个案,这些案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意义时,由最高人民法院结合个案做出判决或解释,以利于统一适用法律。法官应充分论证自己采用某种刑法解释方法得出的最终判决结论,不断克服目前司法过程中形成判决所采用简单三段论带来的不足。     

法律概念的规范构造:从"既定规范"到"个案规范"

由于案件事实的变化莫测与规范文本的模糊、冲突或漏洞等情况,事实与规范并非一一对应,法律究竟是立法者制定的既定规范还是司法者续造的个案规范?通过分析司法裁判的形成过程,推导出法律是一个从既定规范到个案规范的体系化概念.既定规范只是对未来行为的预设,并不必然适用于当下的个案,个案规范潜藏于既定规范和案件事实之中,是一个有待于通过解释规则发现、选择甚至续造的具体规则,是直接适用的个案裁量基准.既定规范是指由制定法、判例法、习惯法、公共政策等组成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范体系,个案规范源于既定规范的转换和特定化以及解释者的漏洞填补,解释规则是勾连既定规范与个案规范的通道.个案规范不仅保障了法律的个案适用性和灵活性,而且对法律概念具有建构价值.     

试论我国宪法解释权

宪法解释权研究在我国还处于一个起始阶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宪法解释权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上存在缺陷以及解释权主体归属不明,因此,应当对比国内外法学界的理论,完善宪法解释权的主体和建立冲突机制,才能够对我国宪法解释权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试论我国宪法解释权

宪法解释权研究在我国还处于一个起始阶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宪法解释权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上存在缺陷以及解释权主体归属不明,因此,应当对比国内外法学界的理论,完善宪法解释权的主体和建立冲突机制,才能够对我国宪法解释权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如何解释法律——关于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思考

我国当前法律解释权的行使凸显的问题是：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体泛滥，导致法律解释混乱；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实用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内容上逐级延续；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规范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形式上凌乱不堪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与行使制度存在不足，主要是：法律解释权附属于其他权力，由国家机关任意行使；各国家机关共同行使法律解释权，使法律解释的混乱日益凸显；法律解释权多以隐含方式行使，法律解释权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混为一体。改进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基本思路在于：制定《法律解释法》明确法律解释权的地位，厘清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的界限；限制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数量，规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方式；协调不同主体的法律解释权，构建完整统一的法律解释体制。     

组织男性从事同性性交易行为之定性研究——对李宁案的分析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宁组织卖淫案审理过程中对于刑法规范用语"卖淫"一词界定解释的争议,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更引起刑法学者对于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限度问题的深入思考。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存在着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的分歧。刑法解释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既不能僭越刑事立法权,又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而应在立法意蕴所允许的范围内,使刑法解释起到阐明立法精神、补救立法不足的功效。     

论刑事程序司法解释的限度——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契机

今年，我国可能迎来又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修订前夕，有必要对已有的刑事司法法律进行一次系统的整理。而司法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基础和前提，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应能保证刑事诉讼法的正确实施。但现实中却出现司法解：泽超越立法的问题，违背了程序法定的基本要求。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现行刑事程序司法解释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以及对刑事诉讼本身的影响，并在原则和规则的层面上提出了对刑事程序司法解释权设限以求完善的具体出路，以期对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方法。     

刑法立法解释问题探析

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不能成为刑法立法解释的有权主体,自治区、省或者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刑法的解释性条文、特别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中的规定以及对刑法的起草说明或修订说明不应是刑法立法解释;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具有同等效力;刑法立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目前我国应该加强刑法立法解释,在将来可以适当限制刑法立法解释.     

关于徇私枉法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徇私枉法罪是规制刑事司法人员职权行为的重要法律规定。对徇私枉法罪的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共犯等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应根据徇私枉法罪司法实践与重要理论研究成果,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四)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日对渎职罪的立法解释来进行。     

论刑法分则中一词多义现象及解决的对策

语言具有天然的局限性 ,立法活动 ,司法活动也必然为其所制约 ,因此在刑事立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词多义的现象 ,而刑事司法中也就必然要面对这一问题。通过对刑法解释论和我国法律解释实践的分析 ,笔者总结了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律 ,设想了刑法解释的系统框架 ,并依据法律解释的规律和实践 ,分析了刑法分则中罪状部分的一词多义现象 ,列举了部分典型的词语并予以解释。     

我国税法行政解释的现状与发展

我国税法解释主要是行政解释和有权解释.我国税法行政解释具有以下特点:行政解释性文件成为税法执法的主要规范依据;税法解释与法律漏洞填补共存,法律解释权与立法权密切的结合;解释形式繁杂,规范化程度不一;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分享解释权;地方性税收规范泛滥;缺乏有力监督.根据税收法治的要求,应当对税法行政解释权做出规范,税法行政解...     

通过司法的罪刑法定:从刑法解释到程序性解释北大核心

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是司法适用的前提。在刑法解释的范畴内,存在基于法律语言的刑事立法的模糊性、刑法解释对于刑事政策的无力等外部困境和一般普通人理解与预测的难以判断的内部困境。超越这一刑法基本面,而逐步发展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程序性解释这一立体面,是问题解决的关键。程序性解释的思维路径、回归刑法文本以及认真对待法律推理、判例方式、法官认知与解释方式,构成了程序性解释的主体内容。最终,在刑事一体化的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才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