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之洞经世思想的人文气韵看中国近代儒学的困境

张之洞兼采汉宋的经学立场来自于其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而经世思想又为其接纳西学提供了内在的思想根据。但是传统经世思想以学术作为工具和手段以达到政治目的，过分强调注重现实与事功的倾向，这不仅使学术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也使得传统中国文人缺乏一种独立思考的理性习惯。作为晚清志士，张之洞并没有能够从抽象的道德法则的层面去理解宋学，而是强调“制行宗宋学”，将纲常伦理奉为教条，使之终究无法走进近代的门槛，从而在根本上也无法实现国富民强的经世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返本无法开新，这是张之洞的困境，也是中国近代儒学的困境。     

明清至近代时期的闽文化

明清至近代，福建一方面传承以闽学为核心的儒学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也出现了封建思想的异端，其代表人物是林兆恩和李贽。南于两方列强的侵略扩张，福建还出现了郑成功的抗夷御侮、“通洋裕围”思想，     

关注

儒学的命运 儒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近代则连受批判，失去主流、统治地位，而被边缘化。儒学的衰微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社会转型和文化革新、文化转型的结果。伴随着古代社会结构的解体，儒学势必随之衰微。     

杨度是“政党内阁制”的首倡者——兼论杨度的宪政思想

辛亥革命后,宋教仁以“政党内阁制”为旗帜,与袁世凯展开了斗争。黄兴在应袁世凯之邀北上“交欢”之时,邀杨度加入国民党,杨度以“取消政党内阁之议”为条件,拒绝加入。故此,论者皆视杨度为“政党内阁制”的反对派,而不知杨度是中国近代宪政史上“政党内阁制”的首倡者。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杨度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     

儒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

儒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华东师大教授盛邦和上世纪末延至本世纪初，中日两国都曾出现以尊孔，立“国教”为特征的“保教”、“立教”浪潮。同样是以儒教为救国之策，但最终日本获得了成功；而中国却抛掉了发祥于本土的“国教”，这是一个值得探讨，深思的问题。日本...     

青年与公共幸福——儒学的民众化与青年现象的形成

中国的制度社会与民间社会的两重世界提供了培育公共幸福这一社会正义思想的土壤。儒学的民众化加速了作为古代知识分子“士”、近代的知识分子、近现代的“青年”的形成，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人的发展中的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的进程，以及人对社会正义和公共幸福的自觉地提高与飞跃。从古代和中世的“士”到近代青年现象的出现，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延续和传承，是社会公共性在多元时间中的扩展和推进。因此，理解儒学民众化的发展，是认识青年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批判和解构，更需要一种诠释与重建，需要超越时代与传统进行对话和创新，从历史意义中发现我们今天存在的意义，只有全面深入地探讨，才能把传统的资源充分展现出来。     

儒学的“德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本质、最核心的是“德治”思想。儒学家们以“性善”为理论假设，以“仁政”为基本准则，以“和谐”为价值目标，构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德治”学说。尽管这套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但其中不乏合理的成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行政一般、社会一般的行为规范，仍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并可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德治”提供有益资鉴。一、儒学“德治”思想的理论观点“德”是“德治”之内核，而“德”作为“类”的一种标志，表示的则是人性的一种本质规定。…     

同华之异：古代越南与朝鲜的华夷观比较

华夷观源于中国，作为传统东亚社会用于认知“自我”与“他者”的话语模式与叙事范式，伴随以儒学为主的中华文化传播至古代越南与朝鲜两地，成为其提升自我中心性与文化优越感的策略表述。同属“中华文化圈”的越南、朝鲜，在相对迥异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动机下形成富有各自地域特色的“各华其华”观念与“小中华”思想。因此，通过比较古代越南、朝鲜华夷观的差异性，可以考察华夷观在传统东亚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复杂与多样的跨主体性，进而探研华夷观作为前近代东亚式民族主义思想源泉的发展理路及其影响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魏源学术思想探微

魏源在学术上的发展轨迹是由经学而史学,其成就不在经学而在史学。魏源以史学为经世之术,开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过渡之先河。魏氏治史以当代史为重点,由“考古”转向“究今”,继“浙东史学派”之后,自觉不自觉地向经学的正统地位发起挑战和冲击。作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先驱者,他的思想具有了现代意识的“异端”色彩。     

重建信仰——近代中国思想的新陈代谢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在西方文明冲击与内部矛盾推动下各个方面逐步转型与各种因素新陈代谢的过程。在这个风云激荡、道与世更的时代，危机意识下知识精英的思想变化与信仰嬗递首当其冲。适应救亡的需要，中国传统思想体系逐步解体，新的思想因素则逐步引进、萌生，思想领域新质与旧质冲突交锋，演出了一幕幕鲜活而又沉重的意识形态之剧。系统梳理近代中国思想领域的新陈代谢与知识精英信仰的重建历程，对于深刻把握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逻辑，深入理解中国如何从近代走向现代，对于深入思考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谈谈儒学的道德精神

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精神之代表的儒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的哲学，或者说，是一种道德的形上学。因此，探讨儒学的道德精神，对于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应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视角。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谈一谈儒学的道德精神。一、“成德之教”———儒学的理论出发点西方人也讲成德，也有道德学、伦理学，但其入手处，却是一种知识的眼光。比如西方哲学教人要“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也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叫“知识即美德”，在对德的理解上，是很具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总要对“善”下一个抽象的定义，论证道德的合法性，也表现了这种思想。孔子…     

从现代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对话融合的过程。现代新儒家作为近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自觉传承儒学精神的学术群体,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较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的文化境遇。同时,现代新儒家四代在总体上呈现出的对马克思主义从怀疑到承认、从对抗到对话、从注重差异到强调共通的趋势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日益走向深度融合。     

试论近代主流学问观的嬗变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流学问观经历了一个由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学问观向以“文理之分”为特征的新型学问观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曲折而艰难,但无疑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另一方面,学问观的嬗变也引发了“重理轻文”等新的问题。要树立科学学问观,必须摒弃源于经世致用思想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和学术研究中的急功近利心态,坚持既重视科学素质的养成和人文精神的塑造,又注重科学事业本身的发展和科学传统的培植。     

苏州水乡妇女服饰

生活在苏州以东吴县境内用直、胜浦、唯亭、陆墓一带的汉族农村妇女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民俗服饰，她们以扎包头巾、穿拼接衫、拼裆裤、柬倔裙、裹卷膀、着绣花鞋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服饰颇具江南水乡特色，获得了苏州“少数民族”之称。苏州角直水乡妇女服饰又称“青莲衫子藕荷裳”。     

儒家道德精神的坚守——读梁启超《德育鉴》

<正>作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在上个世纪之交提出对全体国民的精神世界进行变革的要求,通过公民层面的道德教育塑造出“新民”。1905年,在以反思对“新民”进行“公德”教育的基础上,梁启超回到儒学的本真要义——内圣之学、为己之学,并将对该问题的系统研究集结成册,以《德育鉴》为题发表。该书从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及应用六个方面汇集了儒家经典的相关论述,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梁启超的德育观。一、作为德育之核心的儒家道德精神在探索民族救亡图存的道路之际,梁启超发现西方所谓“先进”的国家观并没有形成公民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因而他返回“私德”领域,重新审视传统儒家的道德精神、个人修养,致力于对儒家文化精神内核进行重新诠释。     

近代儒学在漠南蒙古地区的传播与影响

“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状态，“西学东渐”摧毁了清政府文化封禁的政策。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迅猛冲击着以儒学为核心的沿海、内地封建农业文化；另一方面，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农业文迅猛冲击着以喇嘛教为核心的蒙古封建畜牧业文化。虽然多种文化处于激烈的碰撞、冲突与融合中，但是中原与蒙古地区面临共同的时代主题——爱国救亡，所以具有“外来”特色的近代儒学首先在与中原农业区接近的漠南蒙古地区喀喇沁、科尔沁等地传播开来，随后对漠南蒙古地区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西方议会的几个特点

近代西方国家的议会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产物，它废除了“朕即国家”的专制政体，开创了国家由君王集权走向阶级分权乃至资产阶级内部实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政治格局，是一大历史进步，也是近代西方民主制的重要标志。为了了解西方议会的运作及保障隋况，     

先秦儒学与科举思想关系论略

自汉始,以先秦儒学为基础之哲学体系,遂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之核心思想,其“道”、“贤”、“公”、“君子”、“闻达”等内容,为后世政治制度阐幽发凡,对“求至公”、“举贤才”、“尚君权”、“重声名”之科举思想之产生、发展与变迁,影响深远.以禄进贤,士人心性虽有万千气象之变化,或循君子贤士之道,自爱强志以求仁达；或饰正藏邪,巧言令色以图仕禄.然而,科举制度之总体设计,首重遴选严守儒家传统精神之士子“入仕”治政,故而科举思想正在于继承与阐发先秦儒学之价值核心,儒学最终得以走上制度化之昌盛,也正是借助了科举这一外在形式中之内在价值要求而得以实现.     

“我注六经”与“援西入儒”——康有为《论语注》思想辨析

论语注》是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后避难印度大吉岭时所撰。该书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继承晚清以降的“今文经学”传统，用“我注六经”的方式，以“公羊三世”说为依据，与《礼运》“小康大同说”相配套，阐述其在不同社会阶段实行不同政治管理模式的变革思想；第二，用“援西入儒”的方式，引入西方价值观念重新诠释儒家传统概念与价值取向，利用西方理念和制度化整合出一种具有鲜明近代中国文化形态特征的新儒学，意图为其变法创造合法的理论基础。     

审慎对待“西方”与“传统”——近代东西文化论争的历史反思

某种意义上，当下人们争论的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与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东西文化论争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中国文化传统中是否存在有益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思想资源，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不足以支持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当代中国应审填对待“西方”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