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村官”腐败问题与对策

“村官”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的经济腐败、失职渎职的政治腐败、生活腐化的道德腐败。“村官”腐败不仅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还引发出干群矛盾甚至群体事件,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村官”腐败与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问题。必须按照中央关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融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于一体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新机制：一要加强教育引导,增强“村官”拒腐防变能力;二要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村官”廉洁从政行为：三要强化监督管理,保障“村官”权力正确运行;四要加大惩处力度,增加“村官”腐败违纪成本;五要深化改革创新,消除“村官”腐败的滋生土壤。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全面有效地遏制“村官”腐败。     

“关系”与中国腐败行为——评魏德安《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与腐败加剧同步的“悖论”,更表现为“关系”根植于腐败行为之中并使腐败行为深深嵌入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尽管中国确立了以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思路,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出台和完善反腐制度,却不可避免陷入了制度陷阱的逻辑困境.当前中国的反腐尽管符合政治理性——“先治标、后治本”,但这种反腐策略逐渐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这就需要现实地理解反腐与制度、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企求以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新型腐败的特征与类型——警惕传统型腐败向新型腐败的嬗变

文章立足于新时代正风肃纪反腐的大背景,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新型腐败嬗变的过程与方式、新型腐败的基本特征和新型腐败的主要类型等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提出了新型腐败嬗变的三个阶段：腐败个体的蛰伏期、腐败文化的内化期和腐败互联攀爬期。嬗变的主要方式包括：替代、转化和混搭。新型腐败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四个方面。腐败主体的逻辑关联：从线性结构向网络结构嬗变;腐败收益的因果关系：从显性因果向隐性因果嬗变;腐败的利益属性：从违法利益向合法利益嬗变;腐败工具：从传统化工具向智能化工具嬗变。提出新型腐败的四种基本类型：“隧道挖掘”利益输送型腐败、“俄罗斯套娃”隐匿型腐败、“未公开信息”套利型腐败和“软权力”影响力型腐败。研究证明,党的十九大以来,新型腐败占比增大是导致腐败存量还未清底和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加大对新型腐败案件的查办力度,完善新型腐败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政策选择。     

一把手腐败与政治生态污染及其修复

一把手腐败是政治生态严重的“污染源”,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关键少数”作为治理腐败的重中之重。基于对党的十八大后36名省级党委书记腐败案例的研究发现,与一般省部级“老虎”相比,作为执掌一方权柄的省级党委书记,其腐败行为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拉帮结派,更容易结成腐败圈子;边腐边升,更容易潜伏腐败;权力外溢,更容易形成家族腐败;政经交织,更容易产生严重政治危害;贪图享乐,更容易形成腐败温床;“前腐后继”,更容易损害地方政治生态;跨省感染,更容易大面积蔓延,极易产生巨大且持久的蝴蝶效应。     

"腐败黑数"畸高之文化传统与社会责任分析

反腐败是学界及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文化传统与社会责任的分析维度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我国的"腐败黑数"问题.对于畸高"腐败黑数"中主要由文化、社会等外在因素导致的行为失范和腐败犯罪,应主要立足于宽容的救赎,而控制和消弥畸高"腐败黑数"的根本出路应是植根干文化基础之上的严密而人性化的制度设计.     

腐败行为的心理学分析

自我“激励”是腐败者的心理活动,它通过腐败行为人对规避法律的可能性、对法律制裁的可能性及强度进行分析,并评估腐败行为的经济性,从而使腐败者不断地追求更高的“需求”。     

基于官文化批判视域下领导干部腐败的新特征及根治

官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这不仅表现为它对商品经济的限制、对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的压制,更表现在从揭露出的领导干部腐败的新特征诸如:“一把手”腐败,腐败主体集体化,腐败呈现“三高”、“三最”、“三贪”发展态势,“全家腐”的“家族式”腐败等来看,无不与官文化的深刻影响有关.彻底根除腐败已经成为摆在我党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要想根治腐败就必须标本兼治,要预防、监督、严惩“三位一体”,齐抓共管.     

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及其遏制

身处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 ,新旧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由此决定的新旧社会管理体制和新旧政治管理体制将会有相当长的共存时期。新旧管理体制的共存和矛盾 ,决定了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的下述特性 :民主形式掩护下的公贿与贪污 ;“集体共犯”式腐败 ;带“双轨制”痕迹的腐败 ;干部提拔机制的弊端造成的“人事腐败”。带转型期特征的腐败 ,必须靠制度创新方能遏制 :限制公共权力的作用范围 ,以削弱腐败产生的基础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靠民主制度制约和净化权力 ;严明法纪 ,加大腐败行为的犯罪成本 ,从而减少和抑制腐败 ;把先进技术手段引入制度建设 ,以减少腐败现象发生的几率。     

腐败的发生机理及腐败风险的预警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和异化,腐败的发生具有其内在机理。权力是腐败发生的根本性基础,制度或体制的缺陷是腐败发生的客观条件,腐败动机和成分分析是腐败发生的决定性因素。预防腐败的重点是能够发现腐败的苗头、把握腐败的发展趋势。因此,构建腐败风险预警机制就十分必要,腐败风险防范机制、发现机制和警示机制构成了腐败风险预警机制的基本结构。结合教育、制度、监督等反腐败途径,以预防腐败为工作重点,依据腐败行为的发生过程,科学设定腐败风险预警机制的运行程序,保证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和蔓延。     

领导干部腐败心理的阶段性特征研究

腐败心理是异常心理,对腐败行为具有驱动和引导作用,它的产生、发展与消亡遵循着特定的规律。揭示腐败心理的本质内涵、明确腐败心理的学科定义、研究腐败心理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可以为有效地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提供理论依据。     

对反腐败问题研究中对象与方法的认识

对腐败现象的认识应包括三个问题:腐败是什么?腐败为何发生、如何发生?腐败程度为何不同?对三个问题的研究在方法上有相应要求。学术界目前对腐败程度问题关注不够,可以用“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思路对腐改程度问题进行探讨。     

人格畸变会影响“一把手”腐败吗?——基于200份落马县域党政“一把手”的案例分析

在单一制国家,既定的权力结构决定县域党政“一把手”往往在本辖区内发挥着领头羊的角色,在享有较多的权力和缺乏有效监督的不对称结构下,“一把手”发展成“一霸手”的现象容易发生。对此,文章基于人格畸变的心理视角,来解释“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下,为何有的‘一把手’官员的腐败行为以贪腐为主,而有的则主要表现为行事专断或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差异化腐败现象。文章选取党的十八大以来200份落马县域党政“一把手”的案例分析后发现,人格畸变与“一把手”腐败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匹配”效应。其中,交易型人格对“一把手”腐败行为的催化最为明显,“经济寻租”在腐败行为中占比最高可佐证这一观点。其次,人格畸变具有多重、复杂交织特征,各类人格特质的关联性较强,表明由此诱发的腐败行为更具隐蔽性。再次,“一把手”往往在其首个或第二个任期内落马,表明人格畸变对“一把手”腐败的影响应纳入任职时间的情境中加以考察。最后,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文章对今后关于加强“一把手”的廉政教育与监督工作实践,从人格畸变的矫正与预防角度提出了政策上的启示。     

香港遏制“期权腐败”均“过冷河”条款及其启示

“过冷河”是指在公务员离职后的法定期限内，限制其从事特定职业戈定￡特定行为，以达到遏制“期权腐败”的法制设定。香港的“过冷河”条款，从觇制期限、规管内容、权利救济等五个甚面着重评析了香港遏制“期权腐败”的经验，对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很有启示。     

吴海红：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及其治理对策

上海社保案牵涉的资金数额之巨、官员之多、职位之高、影响之大实属罕见,被称为改革开发以来上海最大的腐败案件。此案折射出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腐败行为突破简单的权钱交易,上升为权力与资本的勾结,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大;明目张胆的显性腐败有所收敛,隐性腐败不断增多,查处腐败更加困难;单兵作战的个体性腐败向群体性腐败蔓延,反腐败阻力加大。     

论腐败行为的刑事规制

腐败行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国际性问题,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一直努力不懈,但目前在反腐败制度设计上呈现出前置性法律阙如、刑事法网粗疏、司法认定过宽等问题。为有效遏制腐败行为,巩固反腐成果,应当制定合理的反腐败刑事政策;完善立法,将贪污贿赂犯罪由目前的数额犯、情节犯改为行为犯,兼顾情节;建立前提性的反腐败法律机制,使之与刑法规则一起构筑一道反腐败的防线;通过司法严格控制腐败,严厉入罪,避免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变相的出罪。     

腐败行为模型研究及其未来展望

已有文献较少研究微观层面的个体腐败决策过程,即腐败行为模型研究。在梳理腐败行为模型理论背景和有关概念基础上,介绍了这一模型所构建的个体从事腐败行为前的四阶段决策过程理论框架,分析了模型中个体动机、意志、认知和情绪等多种成分对腐败的影响机制。总结该模型在个体、情境和组织等因素影响腐败的有关研究中的应用现状,结果表明,相对于宏观因素,个体因素对腐败意图和行为的影响可能更具有决定性。最后提出了腐败行为模型的研究展望:进一步完善理论框架,深入探讨模型中各有关变量的作用机制,对情境和组织层面的腐败影响因素进行整合。     

可怕的“羡腐心态”

当前,社会上存在一种“羡腐心态”,所谓“羡腐心态”,就是从心眼里,在思想感情上不是“痛恨腐败”,而是“羡慕腐败”,即对腐败发自内心的认同、嫉妒、羡慕和期待。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形形色色:认为当官发财理所当然,贪污受贿心安理得,视能捞会贪为“有能力”,把清正廉洁的干部当成“没本事”、“假正经”;崇拜当官者、崇拜有权者、崇拜以权谋私者,看别人吃香喝辣流三尺长的涎水,“你看人家多风光、多气派,不枉来世一场”;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认为别人贪自己不贪太吃亏,有一种从众…     

浅议社会学视野下的腐败认同与逆认同

现阶段腐败认同作为推动腐败的社会群体心理基础,对于腐败文化的形成有影响。以腐败认同的根源为切入点,提出了腐败认同的逆转——逆认同,并建议在逆认同的基础上建立廉洁文化,以此遏制腐败文化的蔓延。     

从证券市场视角透视腐败问题

腐败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截止到目前“反腐败”依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我国证券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不规范、不完善的弊端,其突出表现就是证券市场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不仅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而且造成了普遍的信用缺失,并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证券市场形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证券市场腐败行为,必须多管齐下,既需要前瞻性的理论探索,又需要创新性的工作思路.     

腐败心理与腐败治理

腐败行为的背后是腐败心理的逐渐形成.官员腐败心理形成的主观因素,主要是政治认知的变化,即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开始扭曲；而客观环境,则应注意社会民众对于腐败的麻木、冷漠甚至羡慕对腐败心理形成的外围支持作用.腐败心理如任其蔓延,极有可能形成腐败文化.铲除腐败心理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