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社会”视域下智能合约犯罪风险治理探究

智能合约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新型网络交易方式,在给人类社会交往活动创造了快捷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现实的及潜在的犯罪风险。现有研究成果主要立足于现实社会,将智能合约视为犯罪工具,但这种理解难以全面、准确地指导对网络社会智能合约交易方式的风险认识并提出合理规制策略。因此,有必要从“双层社会”角度,全面深入剖析智能合约交易方式及相关行为。“双层社会”视域注重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相区别的认知,可以更科学地理解智能合约的运行条件,以此为基础分析智能合约的犯罪风险,探索构建合理的智能合约编译规则、“弱中心化”交易体系和虚拟货币治理模式,不断完善智能合约犯罪风险的治理路径,实现网络社会的有序运行。     

浅析计算机犯罪的防范

二十一世纪随着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和普及,计算机犯罪日益猖獗,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有人预言计算机犯罪带来的危险将成为仅次于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第三大危险。如何防范计算机犯罪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技术防范在计算机犯罪中,技术防范是遏制计算机犯罪的有效手段。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针对不同类型的计算机犯罪可采用不同的防范措施。为了避免信息及数据被窃,可采取数据加密技术、设置防火墙等方法来提高计算机系统的安全性。对于那些利用数据线路的辐射窃取信息…     

试论信息化背景下的侦查模式转型

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犯罪的转型、现代犯罪的要求以及保障人权的理念,为侦查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平台和契机。信息化背景下侦查模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侦查效率、侦查工作重点和证据收集规则为代表的侦查工作重心的转变,向"数据驱动侦查"、关联性、实时开放的侦查理念的转变,实现多元信息思维、"由人到案"侦查思维的转变,完善以犯罪信息收集机制、犯罪信息分析机制、犯罪信息验证机制、侦查预测机制为主体的侦查运行机制的转变。面对这些转变,侦查主体应该把握侦查模式转变过程中的机遇,迎接挑战,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把握侦查的主动性,实现侦查模式转型。     

试论信息化背景下的侦查模式转型

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犯罪的转型、现代犯罪的要求以及保障人权的理念,为侦查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平台和契机。信息化背景下侦查模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侦查效率、侦查工作重点和证据收集规则为代表的侦查工作重心的转变,向"数据驱动侦查"、关联性、实时开放的侦查理念的转变,实现多元信息思维、"由人到案"侦查思维的转变,完善以犯罪信息收集机制、犯罪信息分析机制、犯罪信息验证机制、侦查预测机制为主体的侦查运行机制的转变。面对这些转变,侦查主体应该把握侦查模式转变过程中的机遇,迎接挑战,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把握侦查的主动性,实现侦查模式转型。     

完善我国社区矫正风险评估体系的思考——基于再犯危险的分析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机制应当贯穿于判决前、入矫后、解矫前三个阶段,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应严格按照＂首要标准＂的要求,每个阶段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犯危险进行分析和评估。判决前矫正期内的再犯危险评估是基础,评估的重点在于社区风险的防范;入矫后的再犯危险评估是根本,以消除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危险性人格,不断提升矫正效果为目的;解矫前的再犯危险评估是关键,以实现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为目标。     

犯罪地图的公开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犯罪地图是警察的“眼睛”和智能防控的向导。相对欧美各国犯罪地图在线公开的丰富实践，犯罪地图在我国能否公开亟待展开理论探讨。作为数据开放浪潮的产物，犯罪地图公开能为民众安全生活提供行动参考，通过传播防控知识消除被害恐惧，以信息化技术助力警民互动，并构成犯罪大数据精细化、智能式及综合性应用的重要标志。针对犯罪地图公开的四种质疑，通过对照实验，澄清了犯罪热点仅凭经验即可认知的误区，剖析了不法分子利用犯罪地图的观点存在的合理怀疑，发现了被害人地点隐私在我国城市高密度区域受侵犯的可能性较低，阐明了犯罪地图公开并不会加剧被害恐惧的理由。因此，决策者应顺应大数据时代数据开放的发展趋势，积极推进犯罪地图公开的试点，探索出适合我国的犯罪地图公开之路。     

城市犯罪控制模式的新构想

本文分析了当代城市社会细胞构成结构的基本情况，提出了控制城市犯罪的新构想：借鉴传统社会营建家庭模式的经验，构建控制犯罪的现代城市社会新家庭；建立健全完美的城市单位，构筑有效的单位防控犯罪机制；搞好“类家庭”“类单位”的管理，构筑社区控制犯罪的有效机制。     

西方情报主导警务模式中的犯罪分析及其职业化

西方情报主导警务模式现有多种形态,但核心都是犯罪分析。犯罪分析是分析师通过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对大量相关信息进行定量定性分析,从中发现犯罪性质、范围、分布和趋势,为逮捕罪犯、预防犯罪、减少混乱和评估警务绩效服务的活动。犯罪分析结构包括形势评估、案件剖析、预测、决策支持、决策制定五个方面。西方情报主导警务模式中犯罪分析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的犯罪分析职业。犯罪数量的持续增多和犯罪类型的不断变化,犯罪分析专门技术的开发和运用,需要犯罪分析的职业化。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充分论证实现犯罪分析职业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论公司、企业犯罪情报的集成分析

公司、企业犯罪情报的集成分析是在信息集成分析理论的指导下，将大量零散的与公司、企业犯罪有关的信息加以集中、比较和重新组合从而发现新信息的过程。它以信息的联通为基础，以犯罪情报的交流、资源、方法、技术和模式为分析对象，较好的解决了传统犯罪情报分析方法面对海量信息无所适从的难题，是一种面向应用并且只有在网络环境中才能实现的分析模式。其具体过程是由元素自集成分析到感应集成分析再到体系集成分析。     

隔代教养：未成年人犯罪不可忽视的家庭因素

探究导致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隔代教养因素,会发现由于隔代教养的教养者在教育方式上未掌握一定的“度”,或溺爱、或过严、或撒手不管,导致未成年人失范乃至犯罪。如何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应注意优化隔代教养关键应提高教养者的自身素质,填平“代沟”,发挥隔代教养的教养者对受教育的未成年人的情感沟通和正确的教育引导。     

大数据时代侦查模式的转型

大数据时代下的犯罪思维智能化和手段智能多样化业已出现。传统的刑事案件侦查模式亟需改变,完善公安机关现有数据资源库,拓展与其他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充分运用公民的信息资源;培养大数据侦查技术人才,拓展侦查主体的侦查思维,关注一切与案件相关的信息;构建大数据技术侦查的法律体系,实现其规范化、合法化。     

电信网络诈骗涉“两卡”犯罪的特点及侦查研究

抑制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态势,必然要加强电信网络诈骗涉“两卡”犯罪的打击力度。通过梳理分析2020年1月—2023年3月31046份判决书,发现电信网络诈骗涉“两卡”犯罪存在发案数量大、涉案人员文化程度低以及线上线下交易并存等特征。结合侦查实践,分析侦查此类案件存在的困境,从加强阵地控制、强化大数据应用、全链条打击、全面收集证据四个方面提出侦查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涉“两卡”犯罪的对策建议。     

程序法视角下的境外赌博犯罪研究

我国刑法对境外赌博犯罪具有空间管辖效力。由于牵涉到国家主权、地方经济利益以及高科技作案手段的存在,境外赌博犯罪的证据收集工作难度较大。查处这类案件还涉及到犯罪嫌疑人的引渡问题、“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适用问题和庭审中的证据展示和认定问题。     

刑事审判中的“犯罪控制场”之提倡--兼由闭合性控制模式向参与性控制模式过渡

犯罪控制涵摄了理论犯罪学（社会控制）与实践刑法学（刑事控制）的双重意义。刑事审判中有重新犯罪问题考验闭合性刑事控制模式、国家与社会“双本位”下犯罪控制模式的嬗变、“场”论在刑事审判中的新尝试三种“犯罪控制场”的价值维度。刑事审判中“犯罪控制场”的运行模式构建应包括：以犯罪控制“两论”挈带刑事审判全过程、兼任法律宣谕者、教育者和申诫者的能动法官、刑事审判中多元主体的开放型参与、刑事审判对犯罪社会控制方法的移植与借鉴。“犯罪控制场”着重的是更新控制理念、调动各方资源、利用有效机制,将庭审中犯罪控制的效果达到最大化。     

大数据驱动下多发性侵财犯罪的侦防路径研究

大数据时代,多发性侵财犯罪的发案率居高不下,且衍生出了时空跨度大、作案地缘化、手段更新快的新特点,传统的侦防模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对此类犯罪的打防需求。在大数据广泛应用的新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技术的相关性和预测性使得其在侦查中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在大数据的驱动下,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应该建立"情指一体化"的作战框架,并利用大数据识别犯罪模式以实现精准打击。在防控方面,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人员、车辆、赃物的控制,并构建大数据犯罪预警机制。     

转型时期农民犯罪特点探析

文章以“天津市犯罪调查科研数据库”的数据为依据 ,分析了转型时期农民犯罪在犯罪主体、犯罪类型结构、犯罪行为、犯罪组织、犯罪后果等方面的特征。     

2021年美国犯罪被害调查

美国的犯罪被害调查(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NCVS)是由美国官方机构进行的一个被害人调查研究项目，现为美国犯罪被害的主要信息来源。《2021年全国犯罪被害调查》即为2021年年度NCVS调查报告，其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介绍评估犯罪状况，分别为犯罪被害率、犯罪事件发生率、犯罪流行率。通过结合犯罪类型、人口特征等多个维度分析各指标数值，评估犯罪现状、特征、发生频率及变化趋势，揭示犯罪现状。第二部分是对调查方法进行阐述，包括调查范围、指标测量、权数调整、标准误计算等内容，从统计技术的角度对调查进行全面的解读。总体而言，犯罪被害调查反映了美国社会犯罪和犯罪被害的相关情况，同时也为犯罪学特别是被害人学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证数据。     

论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

我国《刑法》对“直接性期货犯罪”罪名的设置，采取了与证券犯罪合并规定的方式，即在相应条文“证券”二字后面加上“期货”二字。学者大多批评这种做法，主张应将期货犯罪罪名从证券犯罪中分离出来。实际上，作为金融犯罪的两种特殊形态，二者在罪名上的“分”与“合”只是立法技术问题，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才是问题的关键。     

论刑事犯罪区域性特点的变迁及治理对策

刑事犯罪区域性特点的变迁与变化了的社会区域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变迁表现在犯罪手法的传播、犯罪组合模式以及犯罪人流动方式等方面与传统犯罪产生了较大差异,从而迫使侦查工作在探索区域性犯罪规律的基础上,寻找针对性打击对策。侦查协作、网络作战和地区间的“严打”都是有效的侦查对策。这些对策的实施,对公安工作及侦查人员的素质提出较高的要求。     

大数据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纠偏

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使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个人信息的法律内涵与外延呈现出不断扩张的态势。与此同时,个人信息背后所潜藏的经济价值也在急剧攀升。由此而来的是,传统刑法体系暴露出公民个人信息范畴界定不明晰、隐私权法益保护不合理、下游行为规制不完备等诸多不足。为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变革,当前刑事立法亟需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这种结构性嬗变作出相应调整,有必要将公民个人信息扩大解释为公民个人数据,赋予公民个人信息以个人信息权法益,同时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下游犯罪行为也一并纳入刑法的“打击半径”,以此形成公民个人信息在收集(获取)、储存(利用)、处理(提供)以及下游犯罪阶段的一整条“生态保护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