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论纲

法权结构是指包含于法之中的权力和权利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主体认知、法律规定和现实表现三个层面有机组合而成。本文认为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本质是"互动",体现为三个基本层次:应然态;法定态和实然态;表现为三个具体特征:经济权力的多元化和"经济元权力"的制度化表达、经济权利的自治化与规范化的制度构建、社会经济权力和权利的勃兴与经济权限制约机制的型构。     

法律关系的内容重估和概念重整

现有法律关系学说产生在广义权利与狭义权利不分、权利与权力区别和联系不明的认识论背景下,它的一个不可弥补的缺陷是用权利义务来概括法律关系的内容,而权利义务概念却涵盖不住法律关系中的权力因素,从而使得现有法律关系学说只能解释私法关系,不能合乎逻辑地解释公法关系。本文认为,法律关系内容分别体现在权利－权力、权利一权利和权力一权力三重关系中,这三重关系又外化为权利义务和权力义务两种形式。对于法理学而言,法律关系的法律内容是权利、权力,社会经济内容是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利益,以及与其相对应的财产,对于部门法学而言法律关系的内容须做具体分析。本文主张,在抽象的一般的意义上将法律关系内容表述为“法定之权” （简称“法权”）,并相应地将法律关系主体表述为法权主体,法律关系客体表述为法权客体,将法律事实表述为引起法权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情况;各部门法学中法律关系有关要素的表述方式,应根据不同部门法的特点分别确定。将上述内容综合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有利于从总体上改善和扩充现有法律关系学说学理功能的法律关系新概念。     

税权的宪政逻辑

税权是一个普遍使用而缺少权威界定的法律范畴。从本源上看,税权是国家主权的派生物,有什么样主权性质的国家就有什么样性质的税权范畴;宪政国家的人民主权本质决定了以税收为物质基础的一切国家权力只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使得权力和权利在物质和意志本源上实现了统一,具有同质性。税权范畴是对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力与权利同质性的概括和抽象,具有主权性、多维性、利益性、法律性特征,其宪政构造包括国家税权和人民税权两个方面,是一个统摄国家税收法权和人民税收法权的宪政范畴。     

警察权的法律调整着力点初探

警察权的运行,是通过警察执法的权利化和公权化,以实现警察权的运行化过程,与此伴随的还有警察权的权力异化过程。法律应当以警察权的权利与权力化、公权化、运行化和异化为着力点,对警察权进行规制与调整。     

对警察权的法律调整着力点新思考

警察权的运行,是通过警察执法的权利化和公权化,以实现警察权的要素化和运行化的过程,与此伴随的还有警察权的权力异化过程。法律应当以警察权的权利与权力化、公权化、运行化、要素化和异化为着力点,对警察权进行规制与调整。     

法权中心说补论——对刘旺洪、范忠信两教授商榷意见的进一步回应

权利与权力在法律上平衡的基准点是有利于法权总量最大化。法权中心的猜想与平衡论的内容有根本区别。商榷意见的提出者对法本位问题的理解有误 ,法权中心不同于“社会本位”。法权有主体也有代表者 ,需人们透过表面现象去把握。法权中心与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现实需求是和谐一致的。在当今中国提倡和落实法权中心 ,就意味着首先要改变权力主导型法权结构。     

权力的交换与交换中的权力——市场经济中权力现象剖析

权力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作为一种外在型的能力,权力具有可交换性。权力内在的异化机制是其腐败的根源。公权力的商品化是权力异化的典型表现形态。权力的法律化使权力现象具有了法的意义,法律权力的存在突现出法律责任的确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们与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实践法理学的话语体系构想

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的中国语义分析法理学话语体系，较大程度上脱离了当代中国生动的法律生活实践。中国实践法理学以法律生活实践为基准，确定法学基本范畴，强调以财产归属为根本标准，严格区分权利与权力，将权利、权力视为分别反映两种最重要法律现象范围和内容的平行概念。就内容而言，支撑实践法理学话语体系的基本范畴群由权、权力、权利、法权、剩余权和义务共六个概念构成，法权是其重心所在。     

《高等教育法》的立法缺失及完善思考

现行《高等教育法》在立法上具有法条过于概括、简单，法律程序不到位，法律责任缺位与错位，纠纷解决机制单一等缺失，革除这些缺失有赖于对高等教育法制基本内容的认识。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存在着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干预权力与高校的自主性权利、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学生权利与高校管理权力等基本权利－权力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上述权利权力及其矛盾冲突的法律调整构成了高等教育法制的基本问题。只有对高等教育领域基本法权现象有了清晰的把握，《高等教育法》的法律效益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最基本的法现象不是权利和义务而是权利和权力——评童之伟著《法权与宪政》

童之伟教授在其专著《法权与宪政》一书中 ,大胆地提出了最基本的法现象不是权利和义务 ,而是权利和权力 ,并将权利权力关系命名为“法权” ,从而揭示了立法上的权力和私法上的权利这对矛盾 ,以及权利和权力分别所对应的义务 ,这是对“法权”概念的重新诠释 ,实现了对“权”和“广义权利”认识的范畴化 ,基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外法学界对“权”和“广义权利”的内涵、外延不能合理确定的问题 ,并从改善法学理论的状况入手 ,成功地打通了法理学和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同时 ,该书哲学思想比较宽厚 ,研究方法独具匠心 ,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崭新思路     

Dissent and the Anarchic in Legal Counter-Culture: A Peircean View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role of dissent and anarchic thinking in modern legal culture. Such notions traditionally convey opposition to established authority and are essential for all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In fact, the right to dissent and practising anarchic beliefs exist insofar as a true right of confrontation is guaranteed by the legal system. In this perpective, the author suggests som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dialogic thinking, that Peirce says allows all ideas to grow semioticall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le of dissent in the legal cultur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question concerns the well-known Peircean dichotomy between chance/spontaneity and lawfulness. This thesis is exemplified in detail looking at the history of US law, at its outset 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a legal counter-cultural movement against British common law. Moreover, the possibility of dissent is writte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t least three modes of dissent are built into American law as legal counter activities: (1) voices of nondominant religions, (2) dissent within the legal system, e.g., dialogue among and within the courts, (3) challenging the legal system sanctioned by the right to civil disobedience and by other forms of reaction against an oppressive government.     

论法律形式与法律渊源的界分

法律形式与法律渊源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是我国学者一般将之作为等同的概念使用。这种观点导致了某些学术上的混乱,也导致法律形式和法律渊源各自的作用没能够充分发挥。正确界定法律渊源和法律形式,是实现二者区分的逻辑起点。法律形式是法律文本的表现方式;法律渊源是裁判规范的集合体,法官从中发现裁决案件所需要的裁判依据和裁判理由。由此可以得出二者之区分:从实践来看,法律渊源之法是指司法之法,法律形式之法是指立法之法;从内容来看,法律渊源之法是具有一定开放性的规则体系,而法律形式则是具有一定封闭性的规则体系;从路径来看,法律渊源之法是在司法适用过程发现和寻找的,法律形式之法是立法中形成的。司法适用之法完全局限于制定法之时,二者会出现种属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涵依然有着重大区别。     

客观真实、法律真实辨析——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视野下

无论是追求客观真实,还是追求法律真实,其最终归宿都是为了及时有力地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有效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国家、集体、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要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下,正确把握好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论环境权的法律属性

环境权的属性问题是环境法基础理论研究中一重要问题。从环境权产生的背景和行使目的上考察 ,它与民法中自益性民事权利存在本质的差异 ,公益性是它的重要特征。尽管环境权与环境行政权在价值取向上有一致性的地方 ,但是 ,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 ,环境权往往既表现出对环境行政权存在依附 ,又表现出对环境行政权构成制约的双重特性     

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论的逻辑分析

霍菲尔德,美国著名的法学家,以对法律概念进行逻辑分析而闻名于世。他认为,法律中最基本的概念“权利”和“义务”至少可以分析为下面8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即权利、无权利、特权、义务、权力、无权力、豁免和责任。霍菲尔德的分析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而且对美国财产法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学者对霍菲尔德的法律概念论有一些介绍,与其他的介绍性文章不同之处在于:本文用逻辑的方法对霍菲尔德的法律概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揭示了这八个概念的具体含义。     

私有财产权与法律改革--1978-2003中国法律改革史考察

中国1978年至2003年的法律改革是围绕着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来进行的.私法领域的改革确立了私法财产权,公法领域的改革确立了公法财产权.私法财产权和公法财产权的结合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制度.2004年通过的宪法第22条修正案同时规定了私法财产权和公法财产权,是对中国25年法律改革的概括和总结.     

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实证主义法学的正当性思想研究

现代性下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法律实证主义割裂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古代的正当性被转化为合法性:一个行动或公权力,只要是符合实在法的,即可称为正当。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要想成立,还必须解决法律自身的有效性问题,这样才能彻底摆脱道德的证成。以纯粹法学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通过法律体系内的效力授权链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完成了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的整个拼图。但是,割裂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又面临着新的正当性危机。     

论权力资源的法律调控动因

对权力资源实行法律调控,是法治的重大主题,是权力资源合法化的必经之途,是抑制权力弊病所必需。权力资源对社会历史有重大作用,但也容易滋生弊病: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权力资源是使许多追求它的人堕入深渊的重要原因;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权力的行使常以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乃是世界上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对自由和权利而言,最大的威胁和危险来自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侵害。抑制权力资源的弊病,离不开法律调控。对权力资源实行法律调控,亦完全可能。法律可成为权力来源的制度渠道,先进的法律注重寻求国家生活的稳定和进步、社会生活的和平和安宁,因而对权力往往表现出来的侵略性、扩张性具有天然的抑制作用,发达的法律制度总是经常致力于阻止压制性权力结构的出现。权力和法律都是强力的象征,法律对权力资源实行调控是强强碰撞和强力之间的抑制和平衡。当然,法律对权力资源的调控作用并非没有限度。     

法律规范冲突的解决方法

法律规范冲突的产生原因包括立法权限界分不清、混淆修宪权和立法权的界限、混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依法治国的界限。法律规范冲突并行存在于立法、行政、司法场域,民事审判、刑事审判、行政审判中均面临法律规范冲突问题,各场域法律规范冲突的样式不甚相同。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是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的三种主要方法,各种方法在具体适用时均面临一些理论和实践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