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

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具有静态结构、动态过程、生态环境、心态系统四个维度。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则体系不完善,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程序断裂,问责官员复出的体制性弊端凸显,复出的内在调控力薄弱。建立统一的复出规则体系,构建责任分类管理机制,加强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动态管理,完善复出中的异体参与机制,以及形成法律制度之外的柔性伦理建构和内在驱动机制,是防止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策略选择。     

问责不是为了“避风头”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刊登文章指出，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也不断增多。但是，有些官员被问责后很快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对公众欠缺一个应有的说明，往往令公众对之前的问责产生质疑。     

论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频频复出,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官员"闪电"复出凸显了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的失范,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造成极大破坏.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维护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合法性.     

问责不是为了“避风头”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刊登文章指出,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也不断增多。但是,有些官员被问责后很快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对公众欠缺一个应有的说明,往往令公众对之前的     

问责官员复出规范化及其瓶颈

问责方兴未艾,而"问题官员"屡屡闪电复出,让公众非常不满。为了更好地解决问责与复出相平衡问题,需要对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进行必要且合理的规范,同时,还应配以相关的制度变革,才能起到一定的功效。     

常态化 低调化 平稳化 被问责官员复出有何规律与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力度不断加大,官员因问责而离职已成为常态,而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始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行政问责相关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将信任与监督相结合,或许是扭转民众对于官员复出"逢出必疑"的一条重要路径。     

当前我国问责复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官员被问责后转瞬间复出,问责制滑向形式主义,变成"政治秀",这是目前我国责任政府建设遭遇到的一个尖锐问题。这种困境的出现与缺少规范化、程序化的问责复出法律制度和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等有关;与传统的吏治文化有关。完善问责复出机制需要革除"官本位"文化,严格官员复出程序,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监督。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近年来,因各种失职行为被问责的官员越来越多,也出现一些被问责官员违规复出的现象,如多次复出、复出时间过短、复出理由不透明、复出过程不规范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因此,我们必须从加强官员问责立法、加大监督力度、扩大信息公开、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建立跟踪评价机制、强化责任追究等方面建立并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问责官员复出须确保程序正义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当前问责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官员问责后复出缺乏严密的程序规定。问责复出机制的合法性源自于程序正义,而实现程序正义的路径,既包括扩大党代会、人代会和社会权力三者在复出监控中的深度和广度,也包括通过程序再造,优化问责复出制度。     

问责官员复出如何保证程序正义

2003年以来,中国官员问责制度不断完善,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作为官员问责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员复出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使官员问责制的实施打了折扣,也损害了官员问责制的公信力。应从规范体制以及增强透明度等方面完善问责官员复出制度,保证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正义。     

问责不是为了“避风头”

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也不断增多。但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有些官员被问责后又很快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致使社会上议论纷纷。     

问责官员复出如何保证程序正义

2003年以来,中国官员问责制度不断完善,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作为官员问责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员复出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使官员问责制的实施打了折扣,也损害了官员问责制的公信力。应从规范体制以及增强透明度等方面完善问责官员复出制度,保证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正义。     

被问责官员复出应提前公开

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建议，因公共事件被问责的官员复出应提前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他认为，现行的官员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缺乏监督力，会极大削弱政府公信力。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效果及其完善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加强人大、纪委等问责主体的外部问责,提升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和社会民众的问责意识,加快行政问责立法,完善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     

考问“问责官员”复出

近段时间,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新闻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快速复出"、"悄然复出"、"曲线复出"不断翻新,方兴未艾的问责制正经受"信用危机"。被问责官员该不该复出?该如何复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浅析我国被问责官员的非理性复出

近年来,部分官员被问责后又得以复出,且复出呈现非理性状态,严重影响问责制的效力,规范官员复出迫在眉睫.被问责官员非理性复出的原因在于制度理性的不足,只有进行制度重构,才能实现问责制对公共理性的斥求.     

微观天下

正"降级式问责"阻官员"悄然复出"8月11日,中纪委通报,原新疆阿克苏地委委员蒙志鹏因涉嫌违纪被调查,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员,"降级式问责"新趋势引发公众关注。降级与免职有本质区别:一旦官员的级别降低,他只有从头开始,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原先的级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级别"跳水"挡住了官员复出的机会,凸显了国家处理违纪官员的新思路,使问责制更为灵活,更有助于将处分落到实处。     

“问责官员”复出的博弈焦点

我国官员问责制自2003年非典时期浮出水面后,一直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不断增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官员问责制实施至今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问责官员的复出作为这一制度最具争议的部分,在近两年已经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悄然或闪电复出,令民众意见不一。官员不可能不犯错误,犯错误的官员重新任职无可厚非,但是,面对百姓的关注,让有能力的问题官员复出,更应该注重其合理性与科学性。     

声音

正实话真说干部手中都有一定权力,如何对待权力、使用权力,决定了不同的未来。秉公用权、积极作为,手中的权力就会促进人生价值的实现,这正是"畏法度者最快活"的现代意涵:相反,如果以权谋私、用权寻租,看似得了便宜,但就在权钱交易之时,也一同失去了人格与尊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官员也是人,是人就可能犯错。官员被问责后,并非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只是,被问责官员究竟能否复出,以何种形式复出,不妨先公示征求民意,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尊重。     

问责官员复出与问责制的系统思考

追究官员的责任应区分程度、定性准确、依法进行,从刑事、纪律、政治、道德等方面分别对待。应依据官员受到问责的性质分析其复出问题。应尽快健全和完善官员复出的制度规定,提高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公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