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过错的刑法评价

被害人过错是如今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现象,但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规范其刑法意义。刑法视野下的被害人过错研究,必须以刑法的视角在规范层面研究,构建被害人过错的成立要件,分析被害人过错与犯罪构成的关系,影响刑事责任之根据,究其根本,是刑罚权对于被害人有过错情形下行为人的适用限制,以此确立被害人过错的功能和体系地位。     

关于被害人过错的法理探析

目前定义被害人过错多借用犯罪学的成果,正确的做法是定义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要考虑以下两点:其一,必须考虑刑法中确立被害人过错的实质意义;其二,必须考虑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同犯罪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的区别。在现行刑法理论框架之下,被害人过错对刑事责任影响情形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通过超过和阻断因果关系而实现;2.通过被害人过错对行为人行为的违法性减弱来实现;3.通过被害人过错责任对行为人行为责任的抵消。被害人过错同样具有主客观相统一的特征,其基本构造也必须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被害人行为的出罪化问题研究

在规范刑法学的视野中,行为人之行为对于犯罪的成立与刑事责任之轻重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地位,而被害人的行为仅被当作酌定的量刑情节,即使在行为的定性上有所涉及,也仅是构成要件的派生解释因素,不具有适正的体系性地位。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否认了被害人的行为之于刑法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是没有对现行刑法进行全面理解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害人行为具有影响犯罪行为性质的根本性作用。正当防卫及基于被害人承诺的行为即是其典型表现。     

英美刑法中权利限定性原则

英美刑法传统上不考虑被害人行为对犯罪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刑事责任取决于加害—被害的互动过程中责任。当被害人以自己的行为而放弃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时,那么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就应在此限度内相应的予以减轻,这就是英美刑法中的权利限定性原则。被害人权利的减少可以是自愿的也可以是非自愿的。目前该原则主要在被害人同意、正当防卫以及挑衅行为中适用。权利限定性原则既考查了行为人的不法行为,也考虑了被害人的行为,是对犯罪事实中的刑事责任的全面反映。因此,应当在刑法理论中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使其得到广泛的适用,而不仅仅是适用于个案。     

刑法中的被害人行为理论史考察

域外刑法学者受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被害人学理论的影响,将犯罪是"加害—被害互动关系"产物的观念认知运用于刑法学中,深刻影响了刑法理论的发展。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存在能够减轻犯罪分子的刑罚量是被害人学理论与刑法结合的第一个产物。德国司法实务中关于被害人自冒风险行为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可以阻却加害者行为不法的学理依据是洛克辛教授于1970年创立的客观归责理论下的被害人自我答责原则,而自1977年产生的被害人信条学被视为是关于被害人行为影响行为人不法的系统化理论。我国关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行为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理论发展尚未成熟,明确当下域外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行为理论发展和我国就此问题的研究现状,可以明确我国在此问题上的进一步发展向度。     

类型化:犯罪被害人刑事政策的规范化之源

受犯罪现象中被害人身份复杂、行为多样及考察标准不一等因素制约,被害人在刑法教义学中一直缺乏应有的重视,被害人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偶然和专断。因此,运用类型学思维在刑法教义学的框架内探求被害人影响刑事立法、司法和行刑政策的制度性进路和规范化限制,就成了犯罪被害人刑事政策规范化的必由之路。被害人根据其人身特征可划分为自然犯中的被害人和法定犯中的被害人,暴力犯罪被害人和经济犯罪被害人,亲告罪被害人和公诉罪被害人,未成年、女性和老年犯罪被害人等四类,对于不同的主体类别应当给予不同的刑法评价;被害人行为类型又可分为过错行为和无过错行为,被害前行为和被害后行为两类,对于不同的行为类型应当配给不同的刑事责任。     

关于被害人过错基本问题的思考——以一起反暴力拆迁致人死亡案为视角

被害人过错是一种违反谨慎义务、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价值否定性行为。被害人之所以应承担责任在于其行为降低了行为人的可谴责性,对结果的产生施加了原因力。在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刺激下,刑法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完全适法的行为,因而被害人过错降低了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     

论被害人行为的刑法性质与地位

被害人行为包括被害人同意行为、过错行为和谅解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被害人行为进行分类;对被害人行为的双重性质进行深入探讨;分析被害人行为与行为人行为、犯罪结果的关系将被害人界定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将刑事法律关系看作为国家、行为人、被害人三方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刑法学理论和刑事立法中,确立行为人行为处于中心地位,研究被害人行为是为准确对行为进行人行为刑法评价而服务。     

被害人特殊体质因素的刑法规制——以城管故意伤害致死案判决为例

在现有的司法判例中被害人特殊体质因素被不当的扩张适用，尤其体现在多起城管殴打特殊体质者致死案件的判决中，行为人因此被减免刑事责任。这种做法扩大了特殊体质因素的阻却作用，规避了行为人的罪责，因此在行为人本身就具有伤害故意的前提下，被害人特殊体质因素对故意伤害的行为人而言并不能作为责任阻却或者违法阻却事由，行为人应该对死亡的结果承担加重的刑事责任，并不因此而减轻罪责。     

被害人角色对犯罪构成的影响

被害人和行为人是大多数刑事案件中两个必不可少的主体,在被害人的法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下,人们基于对被害人的同情往往将罪责归属于行为人身上。现行的刑法理论在探讨犯罪时也往往只考虑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忽视被害人的角色。在众多的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对于犯罪结果的影响有时超过了行为人的作用,尤其是对风险状况的自愿介入和在犯罪过程中的支配地位,对犯罪构成和刑事归责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被害人理论的深入思考及其对犯罪形态的影响,力应求明确被害人角色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赋予其正当化的根据,使其真正被纳入到犯罪评价体系中去,形成三元化的犯罪评价格局。     

再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是一种同主观罪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刑事责任承担模式,其以行为的外在形式对行为来进行定性,排斥了主观罪过对定罪的意义。这种模式背离了我国传统刑法上坚持的主观与客观想统一的原则,无法实现公正,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其本质是一种客观归罪,严格责任的适用代价过于高昂,也不符合世界刑法非犯罪化的潮流与趋势。因此,我国刑法不宜采用严格责任。     

论刑法中的涵摄错误

刑法意义上的涵摄是将生活事实涵盖于法律所描述的构成要件的过程,也是三段论中大前提与小前提互动的过程。刑法上的涵摄错误则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故意实施的行为事实并未发生认识错误,也知道可能有禁止自己行为的刑法法规存在,但对该法规之解释存在误解,认为其行为并非刑法所涵摄的行为。涵摄错误不是事实错误,不能阻却故意,但可能构成违法性认识错误,阻却行为人的责任。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涵摄错误主要包括对行为主体、对象、方式及性质的错误。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理论基础辨析

国外关于刑事被害人理论基础学说纷呈，我国多限于对国外相关学说的介绍和叙述。事实上，刑事被害人补偿依循何种理论基础，直接影响立法例上被害补偿之范围，并且已有的理论是否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需要探讨的余地也很大。为此，以和谐、均衡、人本主义刑事法理念作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基础理论，对恢复因犯罪而失衡的法秩序，全面、均衡地保护人权是十分必要的。     

论国家刑事补偿制度的构建——兼论我国司法救助之不足

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机制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我国的司法救助并没有明确国家责任,难以担当起法律救济的重任。而刑事补偿制度明确了国家的责任,弥补了司法救助之不足,在与之相关的国家赔偿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其更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建构的必要性。其中,刑事补偿参与主体、补偿范围和标准、补偿程序和追偿程序的界定及设计是刑事补偿制度的主要内容。     

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思路——规范的自省与政策的关照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责任,国家应当切实承担起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责任而不能将义务转嫁给律师。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法律规范和制度运行两方面的问题,应当通过规范的自省和政策的关照加以完善。当然,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根植于整个刑事诉讼制度之中,要真正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水平,还必须改善刑事诉讼的整体环境。     

Analysis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Decriminalization of Loan Defrau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Responsibility Benchmark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on loan defrauding is flawed. It requires reflection and improvement. On the basis of an empirical research into the precedent loan defrauding cas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elf－responsibility theory, this article advocates the timely decriminalization of the borrower as the victim and calls to account the lender’s legal responsibility. Legal enforcement on negativ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practical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provides support for this measure. The rationale of the decriminalization of the borrower and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lender should be ensur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a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a specified purpose, instead of any arbitrary expansion of its application. Its purport is to seek an effective path for the balance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borrower and the lender in their interest relationship, so as to solve actual problems such as financing difficulties in practice, which is a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for both sides’ legal interests, and is an innovation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our country.     

浅议刑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变通——基于法律经济和实用的分析

从法律经济和实用分析,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变通刑法是一条必然之道。以往的论者往往聚焦于群体的风习而对个人的权益关怀不够,变通刑法应当为受害的个体提供可选择的多渠道救济并加强普及宣传。从西部地区的民族分布看,变通刑法对保障西部大开发具有独特的意义。     

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大陆法系国家不承认严格责任,英美法系国家对其的态度也并非完全一致,我国刑法学界由于对严格责任的含义及性质在理解上存在较大分歧,故而在如何评价以及是否借鉴国外严格责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意见不一。笔者认为,严格责任并不是罪过责任的对立物,其本质在于免除起诉方证明被告人主观过错的举证责任。我国刑法中不但具有严格责任存在的合理性,也有严格责任的实际存在。     

被迫行为在我国和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中的应然地位

被迫行为是英美法系刑法中的一种合法辩护事由，我国刑法典在紧急避险和胁从犯中规定了被迫行为，但两者对被迫行为的规定是有冲突的。为有效处理这一矛盾，应取消胁从犯的规定，把被迫行为放在紧急避险中讨论，同时，应当把紧急避险放在犯罪论体系中进行讨论。在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中，主流的观点认为被迫行为是违法阻却事由，而非责任阻却事由。事实上，被迫行为应当是责任阻却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