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都里的“跨国街”

9月18日,当记者千里迢迢飞抵北国冰都哈尔滨时,从报上读到一条消息:香港歌星谭泳麟、黎明正在哈城参加扶贫赈灾义演活动,他们在表达初次来冰都的感受时,都异口同声地说“原来以为哈尔滨冻得不得了,来了以后一点不冷,与南方天气差不多。”记者也有同样的体会,在广州穿短袖,到了冰都,尽管已入秋,白天也还有人着短衫,带去的毛衣线裤没有了用武之地。人们说,这几年冬天也不太冷了,南北差异正在缩小。天气如此,人气更如此。沿边开放搞得热火朝天,振兴黑龙江已成共识。朋友告诉我,哈市有一个名气很大的“跨国市场”,开办几个月,就从一条街发展到五条街,从4000平方米滚动为3万平方米,吸     

硕士也当垃圾人

飞速运转的大都市每天都产生大量的垃圾,于是乎就有了“垃圾人”这一特殊行业。老连是这群垃圾人中江西帮的小头目,江西人叫老连“当家的”。老连大部分时间都在他们大本营——一间租来的民屋里,指挥手底下的人把各式拣来的垃圾分、拣、挑,并且负责和几家回收公司联     

出售情书

爬格多年,一直家贫如洗。妻常埋怨:“整夜看你爬呀,写呀,就是没见你写出多大效益来。”妻的话虽然不中听,但也是事实。如今,单位效益不好,有能耐的人都搞起了第二职业,可我一介书生,又能做什么呢?做大生意没本钱也不是那块料,摆地摊又拉不下那面子。一天,一商界朋友光临寒舍。妻又将情绪抖落了出来。朋友听后笑了笑说:“老兄,就凭你那杆情感丰富的笔,还怕赚不来活钱?这样吧,你到我的夜总会来,设个柜台,代写情书,你别小瞧这玩意,可有市场呢,不信,先试试。”     

外国人最害怕什么

有一天,一个经常接触洋人的旅游界朋友,对我说:“你说,外国人来咱们中国,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是交通不便吧。”“不是。”“是打长途电话难?”“也不是”,朋友皱着眉头说。“是上厕所外国人在中国最怕上厕所!旅游途中憋急了,找不到方便的地方;找到了,又因为那地方又脏又臭而不敢进去。”嗯?嗯!我不怀疑,也许洋人在中国确实最怕上厕所。广州有个读者,曾投书报社叙述他经历的一件事:“我路经新落成的天河火车站,到公厕方便。走近公厕、一股臭味扑鼻而来,但见     

从老烈的一“炮”到专家的聚会

“阿蓝,下午开会,有位朋友要向我们‘开炮’呢。”才上班,一位同事神秘地对我说。我一怔:“开炮?”原来,杂文家老烈看了我们今年第9期杂志后,对新辟的“成语透视”一栏的文章有些看法,他要到编辑部来给我们提点意见。说真的,乍听到这一消息,我可有点担心,总觉得那些老前辈一定是挺严肃的,编辑部的年轻人可最怕拘谨。我呀,杞人忧天——见到苏老先生,我们释然了。他言辞尖锐,对“成语透视”一栏提出种种质疑,但又是谈笑风生。什么“开炮”呀,大家谈得可融洽了。是的,我们的编辑年轻,我们的杂志也年轻,这就更需要听取多     

“花老板“的花中情

22岁的蔡允声在广州市大南路26号挂起了皇冠鲜花店的牌号,有型有款地作起了花老板。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被一丛丛的鲜花簇拥着。答记者问他显得有点紧张,不断去推鼻梁上那并未下滑的眼镜。买花的人总爱叫我“大佬”(大哥),其实我在家里是哥哥姐姐的“细佬”(弟弟),排行最小的一个。人们都把广州称作花城,我想,我的确生长在名副其实的“花园”里,从娘胎里出来见得最多的就是鲜花——我家住在芳村,有个叫花地的地方盛产花,花农肩上挑着、单车尾驮着五颜六色的花从我们家     

嫁到日本后

薇小姐,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18岁那年单枪匹马以未婚妻身份东渡日本,一年后当了母亲。她说: “我是一手拿着护照,一手抓着自己的命运闯过去的……”那一年我没考上大学,呆在家中没事干,闲了便去三楼冯姨家看录像。有一次,冯姨说:“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你好不好。”我说:“好呀!”也没太在意。过了几天,我见到了一个男孩,个子和我差不多,相貌平常,但很友善,冯姨介绍说: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男孩了,叫丹羽弘一。”我半天才反应过来:是个日本人呀!丹羽不会中文,我也不会日文,两个人用英语结结巴巴谈了几句。他是冯姨在日本的亲戚的亲戚,来中国旅游的,冯姨让我给丹羽当几天导游,我说好吧。     

忙碌的立法局议员

接到议员办事处的电话,约我第二天下午4时见面。知道这事以后,一位香港朋友说:“见他有什么好处?这些议员,口水多过茶(意思是:只会耍嘴皮)!”另一位年轻朋友则说:“你应该会一会他,这人能干得很,我真想不通人家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能打开偌大一个局面。”我当然要去会一会这位年轻的立法局议员谭耀宗先生。议员并非“全脱产”他的办事处设在港岛的南洋商业大厦1202室。门开了,我意外地看到了几位熟人,一些年轻热情的社会工作者,原来,他们是谭议员的竞选班子。     

芳草街的眼界

刘雪庄,这位芳草街的妇联主任,现在提起那件事情的经过还有点后怕:“我们当时怎么就想出这个主意!让大学生参观街道,闹出事来怎么办?”唉,大学生,在一段时间里令人头疼的大学生!不速之客年初一,下午。暨南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伍可怡的家里聚集了一群大学同学。门铃响了。来的是几位街坊大姐。来动员家人晚婚、计划生育?来派防火、防盗宣     

悠然下山去

森林中举办比“大”比赛,老牛走上擂台,动物们高呼:大。大象登场表演。动物们也欢呼:大。这时,台下角落里的一只青蛙气坏了,难道我不大吗?青蛙嗖地跳上一块巨石,拼命鼓起肚皮,并神采飞扬地高喊:我大吗? 不大。传来一片嘲讽之声。青蛙不服气,继续鼓肚皮。随着嘭地一声,肚皮鼓破了。可怜的青蛙,至死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我的一位朋友,是个登山队员,一次他有幸参加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     

那陈神秘的风

讲到“南风窗”细数起来我家也有那么若干扇。然而这些窗户却大多形同虚设,比方说在三天,总不见有“南风”吹进来,下雨下雪时,又不能关上,眼巴巴地看见四壁徒然露着几个大洞。因此我总是悻悻地想:此种鸟窗,要来何用不讨,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南风窗”里,我还是要对那扇并不起眼的,代表着我姨父的“小窗”表示敬意。虽然姨父算不上是近亲,但近亲们的“大窗”,却早被我忘记了。我小的时候,很喜欢我姨妈和她的一对儿女。他们经常从青岛坐     

刊中刊《上班一族》

命运注定这一“族”是无法归于平淡的——曾经在海南海北流过泪、流过汗、流过血的“知青”们。为了组织这一期“上班一族”的稿件,我把三张大信笺翻烂了,信笺上,是30多位当年的“知青”的通讯录。认识他们,纯属偶然。在决定组织这期专辑的时候,我从“知青展”送展花名册上随意地挑,从他们那,我又认识了他们的“农友”,以至“农友”的“农友”。那三张信笺上每一个名字的背     

劝爸爸退休

某日,与一位朋友闲谈,得知朋友的父亲最近退休了。退休后,即被某企业聘去,说是“帮帮手”朋友郑重其事地说:“是我劝爸爸快点退休的。退休以后,虽然名声没有当处长那么好听,但他能在一个更合适的位置上发挥‘余热’,收入也可观,何必恋住处长那个位置呢?”我知道他父亲去年该退而未退,重要因素之一是这位大公子联合弟妹,拉上妈妈,组成统一战线,有空就给老头子大讲“有权就有一切”的道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无独有偶,一个星期天,我在拜访一位亲戚而未     

百姓封“将军”

古代的将军通常是皇帝所封赠,但在广州却有百姓封赠的称号。俗称“龙导尾”的地方属广州市海珠区二龙行政街,那里有一条将军直街。街东头有间小庙,门口还保存着石刻对联一副:“功冠虎贲昭大勇,恩垂龙导灿重光。”原来此庙从前叫将军庙,供奉的“将军”就是百姓封赠的。庙对面的将军新村,有个仿竹的水泥制小亭,名为武功亭。亭前也刻有对联:“勇武当年退盗贼,高功永世忆将军。”原来,明代中叶,龙导尾常有盗贼来骚扰。乡民请得一位周武师来看更守夜,平时也教青年乡民练武。一天深夜,乡民已进入梦乡,周武师照例金晴火眼地     

色情与怪圈

今年春天,一位从北京出差回来的朋友告诉我,北京街头忽然出现了许多十分“暴露”的书刊广告:妖媚的半裸女人或坐或卧在持枪男子身边,有的则被搂抱在男人怀里……而这些书竟是由正式出版社公开出版的,版权页上赫然印着ISBN(国际编码)书号!除了北京以外,在内地各大小城市街头,淫秽书刊的广告也泛滥成灾,而且其暴露程度比北京更厉害!——说到这里,这位朋友余怒未消地向我责问道,你们出版界是怎么搞的,怎么那样的淫秽书刊也能正式出版?出版界的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 出版界经济大“滑坡”其实,黄色浪潮不过是出版界经济大“滑坡”的一种折射。     

过时老板

广州,辞旧的爆竹声震霄汉。谁料未几,曾身价不凡、当过上宾的桃花已弃在路边了。正如苏轼所云:“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过时了的东西,谁会喜欢? 偏是广州人多怪念头,明日复明日地盼来那“过时老板”。何谓“过时老板”?有个朋友,那天正吃晚饭,门铃响了,来了个龙门口音的青年。“要处理旧电器吗?我议价收购。”查查证件,认准并非强盗,朋友才放“收买佬”进门。一台17吋的三洋牌黑白电视机,外加尘封了的单喇叭收录机,作价560元,成交了。第二天,朋友抱回了崭新的18吋彩电。“一直想更新换代呢,但并非富翁,黑白机弃之可惜,只好将就到昨天。”龙门青年临走留下话语:这种过时却无残疾的东西,拿回山城售出,乡民还满欢迎的,生意人嘛,赚点茶水     

儿子当上“账房先生”

儿子今年八岁,刚上小学二年级。别看他小小年纪,花钱却是大大方方。去年春节,趁着手中有压岁钱,独自上街买了二百多元的玩具,惊得我和他老爸口瞪目呆,赶紧把他剩余的压岁钱收缴“国库”。可这小子并没有吸取教训。自己手头紧了,眼光又盯上了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经常闹着买这买那,似乎存心和我们作对,总是挑着价钱高的买,对几元十几元的玩具显得不屑一顾。老人们往往经不住这小鬼的软磨硬泡,尽管我们再三劝阻也会偷偷满足他的心愿,结果让儿子的“胃口”越来越     

莫斯科的“报春鸟”

我到莫斯科后的一天早上,应我的请求,老同学、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唐秀山夫妇驾着西德“奔驰”来到我下榻的乌克兰旅馆,接我前去参观他们两个月前采访报道过的莫斯科第一家私营合作餐馆——克罗波特金堤岸街咖啡餐馆。克罗波特金堤岸街在离红场很近的莫斯科河畔。这里虽是市中心,但不是商业闹市区,是一条比较僻静的街道。私营合作餐馆就在这条街39号。“啊,新华社记者同志,您来啦!欢迎,欢迎!”经理费奥多罗夫一看见张孟仪就快步迎上前来,高兴地说,又热情地跟我握手表示欢迎。我随即用俄语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早就从新华社记者的报道中知道您开办的咖啡餐馆了,今天     

家乡的菜市

我的老家有个菜市，非常小，却很有名，频频在报纸和电视上亮相，因为它是无人售货的菜市。菜农早上把菜挑来，扎好，标明价格，旁边放一个装钱的竹筒，就可以回去干活了，晚上来收钱，一分也不会少。据说，这种风俗跟街     

将心比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一次盟军发动大攻势期间,当时的美军将领艾森豪威尔有天正在莱茵河附近散步,遇见了一位看来神情沮丧的士兵,“你还好吗,孩子?”他问道。“将军”,那年轻人回答,“我烦得要死。”“那你跟我真是难兄难弟”。艾森豪威尔说:“因为我也很心烦。也许,如果我们一起散散步,对大家都会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