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证据规定与公诉政策

两个证据规定即《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标志着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刑事证据制度的系统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步伐;标志着刑事证据规则进一步具体化、细化,可操作性大大增强;     

司法鉴定的证据能力及其审查——以“两高三部”、“两个证据规定”为视域

沿用“鉴定意见”法律称谓的“两个证据规定”规制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体现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的价值取向.相比于两大法系司法鉴定(专家证言)证据能力规则体系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决定》,“两个证据规定”运用逆向的方法,通过鉴定证据排除规则初步构建了我国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规则体系,对作为刑事诉讼中的鉴定意见进行系统规制.而要实现司法鉴定的应然价值,就必须依据现有的规则体系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判断,以阻断冤假错案的发生.     

新《刑事诉讼法》及“两个证据规定”条件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初探——以审查逮捕为视角

新刑诉法与五机关联合制定的"两个证据规定"共同构建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三部规范性文件对审查逮捕阶段如何具体操作排除非法证据仍留有空白,本文尝试就新刑诉法实施后在审查逮捕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办法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做理论上的探索。     

“两个证据规定”颁行背景的理论解读

在复杂而多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两个证据规定"之所以能及时出台,客观上有其急迫性。"两高三部"通过完善刑事证据法,大力革新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主要是致力于防控刑事冤案与司法误判,转变司法实践的办案模式,缓步推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订,以及履行人权保障的国际义务。这些也正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中长期使命与发展重任。     

“两个证据规定”与公诉策略

案名：何某强盗窃案 [基本案情]2009年2月13日16时许,何某强在合川区合阳城街道办事处塔尔门广场玩耍时,因无钱购买毒品,遂扒走周某放于外套左边荷包内的现金人民币860元。所获赃款被何某强挥霍耗尽。     

让我们的司法不再因错案而蒙羞——从“赵作海”案谈两个证据《规定》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本文以"赵作海"案作为切入点,结合案例从公诉部门审查办理案件的角度分析"两高三部"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如何在办案过程中按照规定进行非法证据排除,预防非法证据的出现。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在我国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排除非法证据、预防错案的出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本文坚信,这个过程将不会漫长。     

“两个证据规定”的施行与公诉工作新思维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分别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并称“两个证据规定”）,已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侧重于三项规定的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承载着社会各界对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推进公正审判的热切期望,自2010年7月1日实施以来,其实施状况颇为引人关注。本文以四个中级人民法院为研究对象,对中院适用"两个证据规定"的情况进行了调研,通过运用访谈、阅卷等实证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就研究主题而言,选取了"两个证据规定"中的三项规定进行重点研究,其分别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隐蔽性证据的使用问题以及特殊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的使用问题。     

论“两个证据规定”的三大突破与五个局限——以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为重心

两高三部新近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重申了非法言词证据一般应予排除的原则,修订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涵义及取证规范,确立了瑕疵证据一般不予排除的操作程式,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突破进展。同时,也存在对严格予以排除的"强制情形"例举不细致,对"诈术情形"的证据效力有待明确,被追诉人口供的排除原理亟需完善,取证禁止规定亟需更高位阶的人权法规范引导,特殊情形下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仍需补充等五大改革局限。面对这些制度局限,进一步的对策、变革与完善仍值得期待。     

《民事证据规定》与民事证据规则的修订

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施九年的情况看，该规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那些被证明为既符合民事诉讼的规律，又契合我国国情，取得良好效果的规定，自然应当把他们上升为立法，如关于当事人申请法院收集证据的条件和程序的规定、法院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的规定、调解或和解中自认效力的规定、证明妨碍的规定等。     

Disproportionate and Discriminatory: Reviewing the Evidence on Police Stop and Search

Eight years after the Lawrence Inquiry, the question of police powers to stop and search people in public places remains at the forefront of debate about police community relations. Police are empowered to stop and search citizens under a wide range of legislative acts and the power is employed daily across Britain. Far from laying the debate to rest, the Lawrence Inquiry prompted new research studies and fresh theories to explain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We argue that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use of the powers against black people is disproportionate and that this is an indication of unlawful racial discrimination. If stop and search powers cannot be effectively regulated – and it seems that they cannot – then their continued use is unjustified and should be curtailed.     

试论我国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及其理论根据

审查判断证据原则事关重大 ,具有证据制度乃至诉讼制度的旗帜性。民诉、行诉司法解释对此已有界定。应顺应历史潮流将以合理心证主义、证据裁判主义与法定证据规则相融合 ,将纯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发现真实主义与正当程序相融合作为立论的根据     

试论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鉴定和运用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商务活动的日益频繁,现代科学技术在诉讼证据上的体现——电子证据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诉讼证据,本文阐述了电子证据的、特点及与传统证据的区别;并就刑事诉讼实践中电子证据的鉴定和运用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刑事证据审查的基本制度结构

现代刑事证据审查体系是以证据准入—证据评估相分离为核心特征,由术语范畴、审查主体、审查标准与程序保障等多个维度构成的一个立体制度结构体系。多层次的立体制度结构体系有利于保障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的相对分离,从而确保刑事证据规则的有效实施。我国最新的刑事证据立法已经通过材料—证据—定案根据这三个基本范畴确立起证据准入的两道审查门槛。证据审查规范与相关审查范畴的对接彰显了在新形势下对刑事证据审查的进一步强化。我国证据审查制度还仅仅是一种相对扁平化的线性制度构建,审查范畴上的区分缺乏来自主体分离、程序设置和适用标准层面的支撑与保障。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我国刑事证据审查的制度体系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适。     

符号学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

根据符号学理论，证据作为一个符号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生产机制而非证据事实本身。符号学证据理论认为，人类文化记忆和证实的最基本方式包括“听”（口述证据）、“看”（图像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第三状态“写”。符号学更关注不同的证据符号间的关联方式的研究，可称为证据间性研究．即一种证据符号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它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真实关联性，而且取决于它与其他证据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最基本类型就是言、文、象综合运用，我们称之为三重证据法。本文利用符号学三重证据法探讨了一些证据法的基本问题。     

符号学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

根据符号学理论,证据作为一个符号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生产机制而非证据事实本身。符号学证据理论认为,人类文化记忆和证实的最基本方式包括"听"(口述证据)、"看"(图像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第三状态"写"。符号学更关注不同的证据符号间的关联方式的研究,可称为证据间性研究,即一种证据符号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它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真实关联性.而且取决于它与其他证据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最基本类型就是言、文、象综合运用,我们称之为三重证据法。本文利用符号学三重证据法探讨了一些证据法的基本问题。     

版权扩张:一种合法性的反思

通过对美国外交版权政策、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版权文化功能、国外有关学者对版权扩张的态度的梳理 ,笔者认为中国在满足有关国际公约的最低要求的前提下 ,无须跟随这种潮流。     

程序正义视野下监察证据规则的审查

现代证据规则的构造既要从认识论层面理解证据与事实之间的主观因果关系,又要从价值论层面贯彻当事人主义的程序正义理念。为实现独立监察的目标设定,《监察法》确立了以监察为中心的证据规则,有效地集中了反腐资源、提升了反腐效率。然而,选择性吸收《刑事诉讼法》部分内容所形成的监察证据规则,存在虚置证据转化机制、过分倚赖言词证据以及排除非法证据不充分等有违程序正义的法治隐忧。为重塑监察证据规则的法治模式,一方面要借由发挥《监察法》第33条第2款的委任性功能,制定监察立法的实施细则,以刑事审判为标准补正监察证据规范的内容;另一方面要通过对刑事程序与实体立法的必要调整,塑造监察证据收集、固定、审查和运用的过程监督以及刑事责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