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罗明纳兹

在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罗明纳兹作为共产国际的全权特使来到中国,此时,瞿秋白作为陈独秀的继任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们领导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把我党的斗争历史从国民革命阶段推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又共同犯下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令人痛惜的损失。罗明纳兹与瞿秋白在合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领导与服从、“钦差大臣”与无法避免的教条主义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盲目指导与中国党对共产国际的盲从。     

共产国际对中共制定和贯彻六大路线的影响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24年历程中,既有伟大的成功,也有令人遗憾的错误。它对中共六大路线的制定及其贯彻实施的影响就典型地反映了其功过是非。本文以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反"左"到推动中共"左"倾为经线,从肯定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六大制定正确的路线有功、强制中共背离中共六大路线有责、中共自身有背离六大路线的"左"倾思想基础三个层面来体现本文的立意。我们要有对待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态度,认清"左"倾错误之顽固、危害之深,这是本文要旨之所在。     

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成因与红一方面军的抗争

20世纪30年代初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同共产国际的影响密切相关。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为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又严厉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红一方面军则由开始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行动持怀疑态度，进而抵制和在实际中纠正。在红一方面军中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上，毛泽东和总前委召开的罗坊会议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富农问题的论争

对富农问题的不同认识,是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之间产生的主要分歧之一。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提出了一条对富农既有联合又有斗争的正确策略,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但随着联共(布)党内反右斗争的不断加剧,共产国际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转而主张坚决地反对富农。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之间就此引发了一场论争,结果,他被视为以“右倾路线”同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为后来的政治命运留下了阴影。     

瞿秋白与武汉的三次人生机缘

湖北武汉对瞿秋自的政治人生有着极重要的意义。瞿秋白一生虽然只活了36岁,但是在他短暂的人生中,却与湖北武汉有着三次不同寻常的机缘。这三次与武汉的机缘,使瞿秋白经历了由一个迷茫青年到中共中央领导入、由一般中共中央领导人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转变。特别是1927年3月,他第三次到武汉时,经历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他在武汉吹响了全党向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武装反抗的历史号角,从武汉开启了全党也包括他个人对党领导的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召开的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是由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召开的,是中共党的历史上惟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瞿秋白作为上届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和盲动主义错误的主要施行者,既是大会筹备和召开的主要组织者和主持人,又是大会的主要被批评对象。在中共六大上,瞿秋白因犯过盲动主义错误,失去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其领导职务被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接替。由同一个人来承担党代会批评甚至是批判的接受者以及唱主角的组织者,这在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中是惟一的一次;而一个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唱主角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又没有被大会当选为继任,这同样也是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中的惟一一次。另外,六大诞生了中共党的历史上惟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可以说,这么几个"惟一"都与共产国际的直接安排密切相关。     

瞿秋白之女瞿独伊讲述：瞿秋白平反始末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了能给父亲早日昭雪,我开始走访父亲的老战友和许多老前辈。 我走访的第一位老前辈是陆定一同志。当时陆老刚被“解放”住医院,我去探视他。我问他：为什么我父亲被诬陷为叛徒？他对我讲了下述情况：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毛泽东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提出了统一战线的理论,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

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的第一、二次反围剿战争,提出过较为符合实际的指导意见;对于第三、四次反围剿战争则基本没有干预。第四次反围剿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制定分离作战计划,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准备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由被动变主动谋划了重要一招,但对福建事变处置失当,而又力促红军与粤军陈济棠部开展停战谈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指导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时,存在不同的原则意见,加上中共左倾领导者无视中央苏区红军在以往历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教条主义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国“左倾”思想探源

“左”的错误,曾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巨大的破坏。本文从思想文化认识、历史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等五个方面就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发生的“左”的错误的原因给予了分析。我们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征程中,汲取历史教训,防止“左”的错误思潮的再度回流。     

“关门主义”策略的批判与“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确立

关门主义的“下层统一战线”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革命失败后特定的历史产物,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彻底清算了“下层统一战线”的错误,并奠定了“最广泛”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确立了正确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清算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高度对“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清算,最终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左”倾错误原因论析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因成功地反对了王明“左”倾路线而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究其“左”的原因，主要是由理想主义、经验主义而导致主观主义，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没有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特点，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及当时国际国内的一些原因，使“左”的错误持续了二十年的时间。     

鲁冠球：一切都是干出来的

总结鲁冠球的成功，离不开三句评语：远见卓识、积极进取、敢为天下先。当“文化大革命”“左”倾风潮正席卷神州大地时，他便东躲西藏开始了创业之路；当众人唯恐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他先后变卖了祖父、父亲和自己的房子，将命运押在了盘下的公社农机厂上。从4000元创业到每年数百亿元营业额，鲁冠球说，这一切都是干出来的。     

周恩来限制“文化大革命”范围的三次努力

周恩来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工作的“总管家”，面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动乱局面，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肩负起处理“革命”与“生产”现实关系的重担，其基本目标，是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限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范围。为此，他进行了三次努力，中心是紧紧抓住工农业生产不放松，突出强调运动要有领导、有秩序、分期分批地进行，以图尽力稳定国民经济这根支柱。其实质，就是同极“左”思潮及林彪、江青等人搞乱全国、乱中夺权阴谋的正义斗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坚毅沉着，审时度势，忍辱负重，殚精竭虑，以其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品格，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中和作用，从而也使自己的威望达到人生的高峰。     

论共产国际对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一方面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客观走向;另一方面也与共产国际在总体策略上的重大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后期,共产国际提出"第三时期"理论,"左"倾思想在共产国际占据了上风,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开始转变,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与确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不应忘却的邓小平反“左”的几次讲话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共和国发展的重要关头,邓小平先后发表过四次重要的讲话,分别提出一系列重要的论断,表现了邓小平极大的政治气魄和理论勇气。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决定了邓小平同志反对"左"的理论特色。     

共产国际、俄共（布）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和而不同”中出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

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现实和理论上的原因,共产国际、俄共(布)领导人支持马林提出的国共党内合作构想,但共产国际领导层对此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而中共最初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才以决议形式最终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是在“和而不同”中出台的,虽然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但也给后来的实践造成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冲突。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两次重大飞跃

当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两次重大飞跃 ,第一次飞跃是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发表“南方重要讲话”中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第二次飞跃是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发表“七一重要讲话”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创新思想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根据各国实际实现民族形式才能成为强大的理论武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年来.世界和中国的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实践呼唤创新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历史条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理论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