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婚姻家庭的社会管理

婚姻家庭具有私人性与社会性两个方面属性,婚姻从表象上是个人行为,从本质上是社会行为,因此社会要对之管理和控制。回顾建国60年来,我们使用了包括法律、行政、道德、舆论和习俗等各种方法和手段对婚姻家庭实行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理顺以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为核心的家庭关系,以维护婚姻家庭生活秩序,保证婚姻家庭功能的有效发挥。文章反思和前瞻了中国婚姻家庭社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     

刍议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嬗变与走向

产生于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中国民族主义,虽然自甲午海战以来,在中国追求民族解放的不同阶段追求的目标不同,但受其所处时代的国际背景、国内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制约,其主流思想均以中华民族、整个国家为主体,以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为基本诉求,以保家爱国为宗旨。未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必须顺应时代变迁,努力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并抵制民族分裂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使其逐渐由应激、被动型民族主义走向自发、主动型民族主义,由情绪化、非理性转向温和、务实理性并融合自由主义思想合理成份,形成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民族主义。     

融合与拓展:中国妇女与婚姻家庭社会工作研究

妇女与婚姻家庭社会工作基建于妇女社会工作(物质帮扶)、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行动和赋权)和家庭社会工作(系统均衡)的专业与技术,它以女性为轴心,以性别和家庭理论为依托,以婚姻和家庭为处遇,分别从个体、家庭、社会和生态系统层面介入并行动,推动女性面对生活挑战并提升福祉。尤其值得关注和借鉴的是,美国妇女与婚姻家庭社会工作在立法、组织、人员设置和实务等领域均取得了长足发展。借此,中国妇女与婚姻家庭社会工作可在原有妇联工作和邻里帮扶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专业社会工作,倡导一种行政性、志愿性和专业性交融发展的路径,进而形成国家、社会和民众共同在场的多元服务新格局。     

战后初期日本道德教育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及其启示

战后日本的道德教育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不断变化。在初期的现代化的过程中,道德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深入又使道德教育面临种种困境。为了应对现代化的发展,摆脱道德教育工具化的倾向,日本的道德教育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战后初期日本道德教育对现代化的作用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道德教育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刑事诉讼价值及其历史嬗变

刑事诉讼的价值仅从哲学认识论的视角看易过于着重强调刑事诉讼的外在价值,而从哲学伦理学的视角看易过于青睐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理解刑事诉讼的应有价值。同时,不同刑事诉讼模式下的诉讼价值又形态各异。     

《民法典》构建和谐婚姻家庭关系的制度创新

《民法典》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促进国家权力依法行使的同时,更进一步完善、确认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实现.婚姻家庭编完成了从单行法回归民法典之路,成为民法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系更加完整统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构建和谐家庭、创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为进一步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登记离婚适用"冷静期"制度,婚姻退出机制更为完善;新增夫妻债务认定规则、日常家事代理权规则、家务劳动补偿规则等内容,顺应了时代变迁,促进家庭财产结构与时俱进.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立法上体现了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的价值,婚姻家庭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和谐社会亦是构建和谐家庭的重要保障.     

经济发展模式的嬗变

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传统线形经济发展模式、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通过运用分析综合、比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方法,阐述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及向循环经济模式转变的必要性.循环经济将传统的线性的开环式经济系统转变为非线性的闭环式经济系统,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的一种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理念.     

关于我省公安干警婚姻家庭生活情况的调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家庭婚姻生活、观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警察也不例外,我校政教部为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公安干警的工作、生活、思想状况,从1996～1998年对我省公安干警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文试从其中的家庭婚姻生活角度,对基层干警的基本生活状况作简要论述。     

女性的角色变迁及其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现代社会女性的角色与传统社会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性的劳动不再局限于家庭之中,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提高了女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降低了她们对于男性的依附,进而改变了传统的两性权力模式.女性角色的改变动摇了传统家庭得以建立的基础,造成了诸如离婚率提高、家庭暴力增加等现象.由于女性角色的巨大变化,在未来社会,家庭多元化的趋势将是不可避免的.     

理性的回归与建构——社会主义国家管理模式嬗变的技术视角

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变革至今尚未结成某种统一模式,但各国实践走向却带有鲜明的共性,即管理理性的回归与建构。从国家管理的技术视角出发,管理理念的重塑(由意识形态附庸到现实情境产物)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模式嬗变的逻辑主线,而管理系统的升级(由平面式管理到立体式管理)与管理战略的创新(由半目标管理到人本管理)则是这条线上最重要的节点。对社会主义各国而言,执政党的合理定位及管理变革与民意的契合将极大左右管理变革的成败。     

我国新时期婚姻家庭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在内容上主要以增设、补充和修正等方式对1980年《婚姻法》作出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并填补了婚姻家庭方面的若干立法空白。现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这部法律由于历史局限所造成的立法滞后性就显得更为突出。我们应当抓住制订我国《民法典》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回顾历史与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立法编制形式、立法体例和具体内容上对这部法律予以全面审视,并抓紧修订和完善,在实现婚姻家庭法回归民法的同时,构筑全面、系统、科学和先进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嬗变与同化：家族在农村现代化中的走势

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层组织,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致于中国传统社会被称为宗法社会。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家族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变化,即在发生嬉变的同时,又同化新生事物。文章还剖析了家族嬗变与同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     

单位制度变迁视域中的社会关系模式嬗变

社会关系模式是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交往与联系的普遍方式,身份与契约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两种。新中国成立初期,单位制度的建立促成了准身份的盛行和契约的消解。改革开放之后,单位制度的改革推动了准身份的弱化与契约的复活。从目前来看,准身份去而未除,或将长期存在;同时,契约刚性结构虽已建立,软性文化支撑却有待完善。因此,应当在大力推动从身份到契约这一主导性趋势的同时,适当推行从契约到身份作为其补充和完善,以实现契约平等和公平正义的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婚姻家庭中高学历女性问题的调查研究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身份和角色,起着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当下,随着妇女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妇女自主意识、自我意识的提升,高学历女性如何平衡工作、家庭、自我等关系,如何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利用自身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等优势,正确处理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等各种关系,让婚姻家庭更幸福美满,这是每一个高学历女性应该审视和思考的问题。本文主要从新时期下,高学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问题现状入手,探究其深层次原因,以及如何扬长避短,利用高学历女性思想、经济、社会上的相对独立优势,探索促进女性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稳定的对策研究等方面进行述评。     

第三人侵害婚姻家庭关系的侵权责任研究

随着西方人性解放的思潮涌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性自由,与此同时婚姻中第三人也越来越多的出现。第三人与配偶一方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严重侵犯了另一方配偶的配偶权,影响了他人婚姻家庭关系,导致他人婚姻家庭关系的瓦解,然而当下我国法律并未对配偶权以及这种侵权行为加以规定,使受害方配偶无从依据法律规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社会家庭关系的稳定,配偶权的规定以及第三人侵害他人婚姻家庭关系的侵权行为应当纳入法律规制范围的问题亟待解决。     

社会性别视野下的妇女婚姻家庭人身权

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审视我国婚姻家庭人身权的相关法律,发现存在看似对男女两性均公平正义的规定,实际上忽略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人身权利,有必要在社会性别平等的理论框架下完善我国法律关于婚姻家庭人身权的条款,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在婚姻家庭领域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论西方公共行政精神的嬗变

公共行政精神决定着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程度,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希望和理想、信仰和依托,是公共行政主体的灵魂要件以及公共行政活动的动力源泉和理性后盾。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公共行政环境及社会条件的不同,公共行政所体现出的治理精神也有所不同,纵观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长河,公共行政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公共行政精神由效率至上演变为合作治理的嬗变史。     

中国行政执法的演进与嬗变

１９４９年以来,我国行政执法的观念和实践经历过一个曲折、坎坷的历程。沿着新中国五十年的行政执法历程,探究我国行政执法观念和实践的演进与嬗变,反思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树立程序、公正、正义、法治的理念,追寻和沐浴法治行政的理性光芒,对实施当今我国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极具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建国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嬗变

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个政治和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运动,它在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处于独特的地位。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环境等因素紧密相连,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