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人性育德性纯党性

正人性是指在一定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人的本性,其具有自然、社会和精神属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人性观认为,人性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实践的。德性是指人的道德和品行。党性是政党的固有属性。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先进性、纯洁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人性德性党性这"三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人性是德性的基础,德性又是党性的基础,有人性才可能有德性,有德性才可能有党性,人性的修为便是德性,德性的升华便是党性,同时,淬炼党性有利于提升德性,涵养德性有益于修养人性。三     

道德理性与德性政治浪漫主义形态

德性政治浪漫主义作为政治浪漫主义的一种具体形态,主要诉求体现为:实现臻美政治愿景的主体、目标、工具、过程均贯穿着美德的主宰和迸发的内在动力,其特征呈现为主观认识的空想化、客观实践的狂热化、行为结果的悖论化。德性政治浪漫主义的形成与历史中的道德理性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道德理性的内核奠定了德性政治浪漫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道德理性的主张支撑了德性政治浪漫主义的诉求,道德理性的思维特征建构了德性政治浪漫主义的认识论,道德理性的行为准则供给了德性政治浪漫主义的实践模式。     

儒家德性论

儒家道德学说是以德性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其中论述了一系列的德性范畴,考察了德性的依据以及德性培养等问题.儒家德性产生的根源主要是社会性依据、人性论依据、形而上依据;儒家德性的主要内容包括仁、义、礼三个方面;儒家德性的实践价值主要是"推己及人、修身养性、经邦济世"三个层面.     

中国传统德性管理伦理的扬弃与现代重构

在现代管理中重提德性伦理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既能为现代管理培养德才兼备的管理主体,又能为现代管理实践提供重要的人文精神支撑。中国自古以来极为重视德性管理伦理建设,传统德性管理伦理在伦理精神塑造、组织考核选拔、民间舆论控制等德性养成机制方面都具有独特优势,但由于传统德性管理伦理产生于封建社会,其重私德而轻公德、强调服从而忽略平等的价值观,与现代管理伦理的公共精神背道而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调整使德性伦理在现代管理中的作用逐渐消解,遭遇了价值认同危机及养成机制不足等困境,现代社会管理仍需借鉴传统德性伦理来促进管理之"善"的实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对德性管理伦理的德性内容及养成机制加以重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通过构建个人私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体系,重建德性自修、家教训导、组织约束、道德楷模等德性养成机制,加强对组织管理者的道德约束和道德激励,才能使德性伦理在现代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论制度德性的内涵及其意义

近年来,对制度道德性问题的研究已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一般来说,制度德性优于个体道德的选择。有德性的制度应该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正义和公平,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有德性的制度还有利于个体道德的完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制度是目前我国道德建设的关键和突破口。因而对制度德性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孔颜之乐”与罗素“幸福之路”比较——现代德性幸福的大众化何以可能

作为儒家德性幸福的典范,"孔颜之乐"具有鲜明的道德精英特质。而罗素的"幸福之路"则把目光投向普通大众,并依据观察与经验提出了造成不幸福的种种原因,进而为一般民众指出了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幸福之路"与"孔颜之乐"的参照和比较,在道德精英与平民大众之间、在德性完善与"心灵鸡汤"之间、在理想境界与现实生活之间,为儒家古典德性幸福的现代化和大众化提供了富有启示价值的致思路径。     

培育领导干部德性的路径

培育领导干部的德性,应加强道德教育,强化领导干部的角色道德意识;加强制度建设,强化领导干部的道德监督;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培育积极的道德文化;注重道德实践,促成德性与德行的统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四化"探索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存在目标含糊、内容乏味、方式单一、保障不力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它的实际效果.摆脱这一困境可以尝试围绕目标人文化、内容特色化、方式创新化、保障责任化等"四化"展开.麦金太尔的德性实践观对于"基础"课实践教学的目的诠释、内容选择和方式创新等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仁之德”与“道之德”:先秦两种德性思想之比较

孔子和老子分别开创了儒、道德性思想先河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以"仁之德"和"道之德"为其特色的孔、老德性观,不仅代表了中国德性文明发展的两大历史趋势,而且在彼此融摄中共同维系着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传统与主干。新形势下,认真解读两种德性观的内涵,在思想"原点"的比较中探索它们在核心概念、主体价值取向和德性养成路径上的差异性,传承和弘扬以"社会伦理"见长的孔子德性观和以"自然伦理"见长的老子德性观,无论对于当代社会公民道德素养的提升,还是对于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改善,乃至两种文明的和谐与进步,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道德与幸福——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道德对话

道德与幸福的关系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论题,二者具有相对立的矛盾关系又有德福一致的价值契合。只注重物质财富所带来感官快乐的幸福只能是短暂消极的,只有在符合德性的实践基础上的幸福观才是对人的发展有意义的、积极的幸福观,才能达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基于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基础上的道德幸福观明确阐释了道德与幸福的一致性关系,并提出了将"社会个人"作为解决当代幸福观问题的新出路。     

道德智慧:德性的标尺

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受教育者德性的养成,而德性的培养不仅是对道德规范的获得与掌握,更重要的是道德智慧的生成。道德智慧能提升个体道德行为的自觉性、增强个体对道德事件的分辨力、是道德个体获得幸福、自由人生的保证,道德智慧是德性的核心要素,是德性的标尺。道德教育应扎根现实生活,通过道德思维能力的训练和道德情感的培养,唤醒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培养其道德智慧。     

儒家的德性幸福及其逻辑展开

现代视域中的"孔颜之乐"涉及幸福与幸福感、情感与理性、存在与境界,"乐感""乐境"是德性幸福的鲜明特质。道德理想主义的"德福一致"构成儒家幸福观的理论预设与逻辑起点。生活儒学追求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和谐,德性原则下的功利幸福获得合理性确认。理想人格是德性幸福的主体承担者,"成人之道"是全面发展幸福价值的实现路径。儒家多维指向和多样形态的德性幸福展现出开放包容的广义逻辑。     

开拓政治价值:政治德性与政治理性

政治德性与政治理性,是政治价值的两种基本形式。政治价值既为政治权力的运行设置价值目标和原则要求,也使得政治权力的存续具有一定正当性,从而成为政治得以稳固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历史地看,儒家的道德政治彰显出政治德性;源于近代西方的权利政治表现出政治理性;而侧重于功利的法家政治虽具缜密政治逻辑,但在价值上存在明显缺失。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需要在继续动态地通过顺民意、促民生等实践方式维护政治正当性的同时,平行开通并拓展政治德性和政治理性的生发途径,强化政治的道德价值和理性价值,使民主法治具有更大的道德正当性、权利正当性和法律正当性,避免陷入单纯的利益政治或功利政治。     

从自爱到仁爱——休谟道德动机观的发展

休谟在《人性论》中区分了道德感和道德动机,在道德动机上又倾向于自爱动机论,在判定道德行为时既强调道德感,又强调道德动机,这造成了道德评价中的"双重标准"以及从自爱动机论无法说明道德行为的"道德性"等问题。而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用道德情感这一概念取代了道德感和道德动机,并指出这一情感同人道情感、仁爱情感都是同一种情感,突出了仁爱情感的地位。由此休谟将道德动机论和道德感理论加以融合,并在强调仁爱动机的基础上解决了《人性论》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论康德的道德义务论及其德育启示

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以道德动机为起点,引出了"德性""善良意志""出于责任与合乎责任"等概念,提出了道德义务论这一概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功利化的经济发展、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给高校大学生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本文从康德的道德义务论出发,探究了"理性""善良意志""道德命题"和"命令式检验"在其道德义务论中的地位与关系。从德育内容、立德树人、道德评价三方面提出建议,为当前高校德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应用伦理学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应用伦理学有自己的基础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应用伦理学的产生、内容、特征和原则、方法。应用伦理学之所以在当代出现,是有其社会道德生活和伦理学自身发展之深刻原因的。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内容表现为"应用什么"、"应用于什么"和"怎样应用"三个大的方面。应用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知识体系中与理论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相提并论的学科,代表着伦理学理论在实际道德领域的生活化和应用化,使伦理学的讨论从关注一般道德原则规范转向实际的道德问题,凸显了"实践理性"和"化理论为德性"的功能。     

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实践特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是对康德义务论的批判和继承,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首先,它强调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确立道德主体性,在生产实践中寻找德性的鲜活元素,在生活实践中生发出"善良意志",从而在实践中涵育整全的道德主体。其次,它强调在交往实践中确立主体间性,因此在实践中探究工具理性的根源,试图在生产关系变革中实现自由平等地交往,并且在现实层面展开实践法则。再次,它强调在人民群众实践中确立类主体性,因此在对"类生活"的构想中关照人民的尊严,将人民群众视为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性力量。在此意义上,共产主义是一种创生类主体的实践活动。     

从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看中国德育

苏格拉底认为,心灵的内在原则是德行,德性是过好的生活和做善事的艺术,是一切艺术中最高尚的记忆。"知识"与"德性"的同一性源于苏格拉底的著名格言"德性即知识",体现了苏格拉底在哲学层面上的本质内涵。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对道德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促使"知识"与"德性"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从而违背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意图。因此,对"知识"与"德性"的关系进行客观、辩证地评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我国国民现代的教育更是如此。     

道德行为的规范理由和驱动理由——对德性伦理学的辩护

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在回答道德行为的规范和驱动理由方面虽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忽略了道德主体的因素,它们都没有办法把道德的规范理由和驱动理由真正统一起来。德性伦理学提出道德是以人这样的道德主体为中心,认为情感和理性都不是道德的本质和基础,行动者的品格才是道德基础的承担者。而德性伦理学的这种做法使得其理论具有更强的张力,提供了一种更具说服力的道德哲学版本。     

对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的思考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用了两卷的篇幅来论述"友爱"这一概念,由此可以看出在道德伦理生活中,"友爱"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即德性的一种,而且它是生活最必需的东西之一,友爱还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论述立论持平、深刻、扼要又易实践,对于我们更好地处理社会人际交往、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仍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