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社会保障“长效机制”的思考——国际比较的角度

一、坚持探索部分积累制的新的实现形式不回头,这是建立长效机制的一个基本制度框架所谓"统账结合",就是部分积累制;所谓部分积累制,就是混合模式;所谓混合模式,目前在我国就是:DB型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部分+DC型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制部分。在十几年以前改革之初,对我国产生较大影响的     

构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现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但绝大多数地区实际运行的大多是现收现付的制度模式。制度改革的可能方向是合理调整制度建设思路，以个人帐户为目标，逐步提高单位缴费进人个人账户的比例，加快做实个人账户的进程，同时逐步缩小统账帐户比例。作为制度的重大转型，考虑到制度转型启动之初财政投入的有限，及现有社保基金保值增值难等问题，     

构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一)顺应大趋势,推进制度的大创新和大转型现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但绝大多数地区实际运行的大多是现收现付的制度模式。制度改革的可能方向是合理调整制度建设思路,以个人帐户为目标,逐步提高单位缴费进人个人账户的比例,加快做实个人账户     

社会保障供款征缴体制国际比较与中国的抉择

对世界各国社会保障供款征缴的"分征""代征""混征"这三个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利用第一手资料对每个模式做了案例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社保部门、税务部门和私人部门三个不同征缴主体在三个不同征缴模式中的职能作用与协调配合问题做了考察;对中东欧转型国家征缴模式的改革取向及其原因做了分析.针对中国目前存在的社保部门和税务部门"双重征缴"体制的现状,认为,中国面临着二元化经济结构和统账结合制度特征的现实国情,由此决定了社保制度扩大覆盖面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是任何发达国家和中东欧转型国家都不具有的,这就要求社保制度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适应社会经济既定条件,以完成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社保制度的目标,否则,就难以实现这个目标,或即使实现了也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保制度,而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指出:中国选择征缴模式的替代方案应以分征模式为最优,代征模式不利于实现2020年的目标,目前存在的"双重征缴"体制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并提出了征缴体制转型的"两步走"的改革设想.     

养老保险制度问题何在

<正>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到底怎么样,如何评价,确实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现行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立足基本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做出的正确选择,所以主张要在改革中实现基本制度的定型和完善,而不是在基本制度模式上推倒重来。另外,也有的认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百年大计,如果确实需要彻底改革完善,就不怕推倒重来,不必拘泥于现行制度框架,关键是要实现制度自身的良性循环和制度本身的可持续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实践与思考——以上海和广东模式为例

农民工是我国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特殊群体,建立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建立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时,我们应借鉴上海、广东等地的成功经验,在制度设计方面坚持统账结合模式,实施土地换保障,优先建立农民工的大病统筹和工伤保险机制;要分类、分层地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最终建立包括各类劳动者在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试析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危机的解决

由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原因,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危机十分突出,并且也开始威胁到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危机,必须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养老社会化、“统账分离,”提高退休年龄,加强养老基金的征缴和管理工作等。     

我国市民社会文化环境之审视

根据查尔斯·泰勒的市民社会标准,当前我国仅拥有最低限度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我国市民社会的文化基础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市民社会的发展囿于文化的滞后而步履蹒跚。用修正的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分析范式概括中国市民社会的文化环境特征为:"大传统"的"主动调试"和"小传统"的"保守倔强"。中国市民社会的文化环境建设需要通过促进"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良好互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转化,脚踏实地地稳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文化道路。     

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德共治模式及其运行机制

要提高社会管理的绩效,必须实现"法治"与"德治"两者间的兼容和共生。"法治—德治"针对的是社会管理的手段,而"人治—民治"针对的是社会管理的主体。现阶段的"法治—德治"是与"民治"相联系的动态体系。现阶段,那种能将"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两者间有机结合的"法德共治模式"是多项选择方案中最佳选择。在和谐社会建设平台之上,法德共治模式要得以运行,要求建立起一套可供操作的机制,以在运行环节上使"法治"和"德治"两者间实现兼容与共生性的结合。     

论“订单式”高职教育及其课程开发

校企合作是"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宗旨,具有较强的社会实践性和专业针对性。从"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特殊性介绍出发,讨论了该培养模式的开发理念和原则,并分析了"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开发体系规划策略。"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能够有效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联系社会生活实际,结合高职院校的办校宗旨,实现校企合作双赢。     

政治变革与“学统”调适：中国政治学萌芽时期的断裂性演化

学界通常将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学课程作为中国政治学的发端标志。然而,这一共识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讲授现代政治知识的课程首先出现于维新派兴办的地方性学校。联系维新运动以来直到民国初年的政治变革进程,并结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观察中国政治学萌芽时期生成演化的历史逻辑,可以发现,帝制国家的"政统"与"学统"高度绑定,政治变革要求引入新的政治知识和培育新型政治精英,并建立新式"政学",政治变革推动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形塑了中国政治学萌芽时期的演化进程。从帝制国家的维新变法到预备立宪,再到共和革命,中国政治变革道路发生了断裂性变化,中国政治学也由此经历断裂性演化,从儒学底色的"政学"模式转向了日式法政科模式,转到了美式政治学系模式。     

共享视阈下城市空巢老人社区“医养结合”模式建设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理念,强调改革开放成果的广覆盖,其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我国提出"医养结合"模式建设,是应对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以"共享"为研究视阈,旨在利用"共享"平台,充分调动社区医疗和养老资源,建设城市社区"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实现社区养老的社会公平与正义。     

“社会养廉”传统机制及其现代转型的“制度化”策略

社会养廉,是通过自发的非正式制度建设方式,建构"合法性"廉洁信仰的世俗化行为模式。基于东方社会母体和中国政治发展史,中华民族营造了民间治理腐败的"小传统"及其本土方法论。当前,实现社会养廉传统机制的现代转型,乃是摆脱制度反腐困境、共建"国家—社会"双本位治理格局的应然选择。作为新的转型策略,"制度化"强调超越以往的社会参与腐败治理策略,紧紧围绕社会养廉的"三驾马车"(制度环境、动力保障和协同体系),对其非制度性因子实施制度化的处理:立足于"中国政治",确保机制转型的制度空间和供给总量;健全政府驱动型动力机制,调适社会养廉自在自为的运行状态;完善政治文化系统,建立"理一分殊"型社会协同机制,走出现代转型的结构性困境。     

海外学界有关中国模式研究的范式转换与主题聚焦

"中国模式"研究近年来再度成为热点主题。相对于最初单一的经济视角,当前海外学者开始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角度重新审视"中国模式",实现了中国模式研究从传统的"公民社会"、"法团主义"范式到"政府—社会关系"新兴范式的转换;在"政府与社会关系"视角下,海外中国模式研究主题聚焦于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国政府合法性和中国社会治理三个层面;海外中国模式研究的"政府—社会关系"范式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立场上都有其长处和不足,但依然可以为国内学界研究提供启示。     

莫欠老年人“政策账”

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正在向老龄化社会快速迈进。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2014年将达到2亿,而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初步测算,到2050年,中国每4个人中就有1个为老年人。在老龄化进程中,欠什么账也尽量不能欠政策账,欠谁的账     

新中国70年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研究应深入探讨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内容、形式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方法和模式的变化。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压力管控型""应急维稳型""评估预警型"等三种类型。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代发展要求,结合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扬我国现有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优点和克服其不足,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应从利益共享、政府信任和多方合作等三个方面加以创新,以构建一种"共享—信任—合作"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     

中国宏观税负有多大

正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是指政府在一年中从经济所汲取的包含税费在内收入占同年GDP的比重。计算中国的不同口径"宏观税负",需要看看"四本账"(一般公共预算账、社保基金账、政府性基金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以及国有企业利润。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6708亿元。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52217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43088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2330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560亿元。     

社会整合与党建区域化的建构逻辑与方式

社会多元化与自主性的增强使得党的旧的组织模式难以适应社会整合的要求。党的新的组织模式建构要从"党要管党"和整合社会这两个基本点出发,实现党组织建构的区域化,而这一组织模式的建构的关键在于组织上以区域不变应单位万变,功能上关怀社会,方式上从依赖权力转向依赖非权力因素。     

“中国模式”讨论的哲学反思

"模式"这个概念不是在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层面谈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发展道路上谈的。"中国模式"无非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发展类型。因此,我们不妨暂时抛开好坏之争,把"中国模式"当做一个解释性的中性概念来使用。"中国模式"无疑突出了"中国特色"的分量,它意味着"中国特色"从消极表述转变为积极表述。"中国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发展类型,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价值,所以"中国模式"具有世界意义。     

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政治系统分析

作为中国之治的内在根基,中国制度内蕴多重优势因素,整体上可划分为基源性、运行性和保障性三层优势架构。从政治系统论的视角看,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主要基于三重实践模式,即执政党的"主导推动型"模式、民众的"参与推动型"模式,以及执政党同民众的"协作推动型"模式。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主导推动力和外部环境不断得到提升和优化,但在具体转化中依然存在精准性、规范性和协同性不足的现实短板。推动中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仅需要在政治系统的"输入"环节做好制度优势因素的转化发力,也要强化对政治系统内部的科学管理和实践衔接工作,并做好政治系统"输出"环节的反馈和评估,由此才能在不断提升内在转化效率的基础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