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机制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出发点

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有法可依,有利于侦查机关强化对自身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遏制非法取证,加强人权保障,促进司法公正.随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逐步推进,侦查机关如果仍然沿用以往的取证方式,辛苦获取的证据就可能因为手段不合法等问题而在后来的审判环节遭到排除.作为最主要的取证主体,侦查机关应当主动建立部门内部的非法证据排除审查和工作机制,以有效应对刑诉法修改给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     

不可能的任务：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体现了司法文明的进步和对人权保障的重视,进步意义不容置疑。但是,对于当下的我国来说,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注定要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一方面,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缺乏重个人、重保护、重程序的文化观念土壤,高发的犯罪态势所催生的维稳现状给侦查人员带来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规范规定本身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侦查机关不可能自我排除,而检察机关的监督又无法落到实处,这也成为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严重障碍。当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随着社会文化形态的转型和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该制度必将成为一朵奇葩绽放在我国刑事法领域。     

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探讨

立法规定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中国规范司法行为、保障基本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巨大进步。在侦查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面临诸多问题。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侦查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证据观念的转变,侦查模式的转变和侦查措施的改进等方面。其次,存在着非法证据界定难,非法证据举证难和规则适用参与难等问题。这就需要侦查机关转变证据观念,提升依法收集国家证据的能力,完善侦查机关内部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进一步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走向司法实践。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我国侦查工作面临的挑战及我们的对策

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该规则使侦查机关的侦查模式、侦查成本、侦查讯问及侦查人员的人权保护意识、取证理念等面临多重挑战.为此,要加强对侦查人员人权保护意识、诉讼意识等培训；切实转变侦查办案模式；建立非法证据防范机制；加强侦查投入,提高侦查取证技术和水平.     

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比较研究——以英、美、法、德四国为样本的分析

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域外法治国家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做了大量有益尝试,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进行排除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在法制层面上对技术侦查获取材料赋予证据资格和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确认得较晚。通过比较考察两大法系代表国家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可以为我国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有益思路。结合我国法治现状,我国应确立最后手段原则,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程序设计,并建立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     

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思考简

非法证据的排除在理论上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未形成行动中的共识.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是法治精神的底线要求,也是防止错案、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必须改变观念,检视当下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在侦查机关内外建立排除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认定和制裁机制.     

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思考

非法证据的排除在理论上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未形成行动中的共识。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是法治精神的底线要求,也是防止错案、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必须改变观念,检视当下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在侦查机关内外建立排除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认定和制裁机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台湾地区的实践与发展

台湾地区自2003年修法明确规定非法证据规则至今已逾10年,台湾地区司法实务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排除的范围、排除的原则与标准、准备程序的定性与作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在逐步扩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项证据的规范上:非侦查机关公务员非法取证所得的证据;利用高科技侦查手段取得的证据;临检盘查以及诱捕侦查取得的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运行效果及问题简析

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纳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是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与英国等国家相比,在对象方面、排除阶段方面和目标方面具有其自身的特色。随着这一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发展,对我国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侦查取证法治化水平得到提高;刑事诉讼各项职能得到优化;诉讼程序改革不断推进;冤假错案防范机制得到强化。与此同时,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还面临着非法取证难以遏制,非法证据范围不明,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不完善,法院审理不规范,公正观念未全面树立等问题,需要在法制发展的轨道中不断完善和解决。     

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及出路

在侦查中正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从源头上遏制非法证据进入司法程序。然而各地公安机关在适用该规则的时候,并没有出现预想的效果,其原因主要是立法模糊导致对非法证据判断标准不一,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方式无法有效落实,公检法对非法证据监督行为的缺失等。正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公安机关需要从完善讯问立法和相关配套措施,强化侦查机关的内部审核职能,改进现有考核机制等方面来进行。     

追诉与抗辩同步:刑侦工作法治新图景初构

新刑诉法对刑事辩护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将律师辩护前置至侦查阶段,实现了追诉与抗辩的同步。律师辩护的前置给侦查部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必须转变思想、提高认识、积极应对,严格规范执法,落实刑事辩护新规制。     

新《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适用中的若干问题

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首次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较为系统和详细的规定，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摆到了理论和实践面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涉及何为“非法证据”、认定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是什么、哪些诉讼阶段可以审查证据合法性、审查效力如何认定，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的分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关系到能否正确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真正规范侦查行为、减少冤假错案、保障人权。     

公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浅析

公诉人在非法证据排除工作中应确立公平公正的中立观念,增强诉前审查非法证据的自主性,对侦查人员出具的取证情况说明要具体分析,坚决排除非法证据。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措施有：设立沉默权或律师在场制度;增强技术手段,提高侦查能力;对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实行听证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规制国家的侦查行为,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确保刑事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应确定我国非法证据认定制度的排除范围,构建非法证据独立排除程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机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行为的影响与应对——以两个《规定》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必将深刻地影响侦查人员的侦查与证据观念型塑,影响侦查行为的立法进程和侦查取证方式的改变,影响刑事诉讼的发展进程和诉讼结果,促进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对侦查行为监督力度的加强。应当加强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转变侦查和证据观念,构建独立于口供之外的证据体系,构建现代侦查体制和机制,以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行为的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视角下的律师制度完善

基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专业性和律师的职业性的契合，律师的有效参与、律师权利的充分实现往往直接关乎非法证据排除的过程推进与结果裁决。为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有效实施，未来可通过阶段化、层次化实现律师在场权、完善刑事法援助制度以及落实并保障律师辩护权利等可能进路来逐步完善我国的律师制度，解决制度之间的冲突和背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与反思

2017年新出台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司法解释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发展了我国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解释细化了“非法取证行为”的内涵,初步确立了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完善了程序性辩护制度,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法院在审判前和审判阶段排除程序中的主导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受司法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体的排除对象上仍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难题;而在程序上,律师在程序性辩护中仍面临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审判前排除程序的参与不足以及审判阶段排除程序的形式化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应当从根本上增强法院审判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公正性。     

非法证据的排除标准研究

2010年5月29日，司法部、两高、公安部几部门联合发布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确立了我国证据裁判规则，明确了非法言词和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和适用情形。本文拟就两个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标准进行研究，并提出笔者的建议。     

反贪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避免

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则的确立和应用将对反贪侦查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也将对办案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保障反贪侦查工作依法、持续、健康开展,就必须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理智辩证的对待、认真细致的研究和积极主动的应对。为此反贪侦查工作中严格执行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全面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应对能力,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预警机制和做好证据的事后补正等工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阶段论”构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名存实亡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冷静反思其在我国运行的现实障碍。应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划分为若干阶段性任务,首先集中精力排除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不可急于求成、寄望于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深入思考我国的社会形势和民众接受程度,不可排除面过宽;必须改变对侦查机关防范和不信任的认识基础和错误心态;必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何保障法院、法官毫无顾忌地行使排除权;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当务之急——刑讯逼供;必须有政治智慧,讲究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