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许可的八个立法原则

在现代社会,许可证制度是防范环境风险最主要的法律制度。目前,学界对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法律保留原则、便民效率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公开公平原则等)探讨甚多,而对环境行政许可具有自身特色的立法原则探讨较少。环境行政许可具有风险品性、科技背景、利益权衡、代际平衡、国际关联等五个特征,因此,环境行政许可的立法,除了须遵循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外,还须遵循预防、谨慎行事、合理开发利用、污染者负担、科技促进、公众参与、协同合作、国家环境资源主权与不损害国外环境等八个立法原则。这八个原则对具体制度的建构均有明确的要求,并在特定情况下使许可举证责任发生转移。     

环境健康风险的法典化应对

环境健康风险应对的政策探索正在引发环境法体系的变革，亟需厘清环境健康制度的价值定位并实现体系化完善。在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改之后，环境法体系对优先预防健康风险的价值追求日益清晰，包括公众健康利益较经济发展利益以及其他环境公益应具有相对优先地位，以及应对环境健康风险应树立预防理念等等。由于现行环境法在规制理念、规制模式、规制结构等方面不适应优先预防环境健康风险等需求，因此环境法在实施过程中面临难以克服的局限，需要借助环境法典编纂契机实现价值与制度的全面融合。为充分表达优先预防健康风险的价值，环境法典环境健康条款应当重点建立分类确定保护级别制度以及全过程风险评估与管理制度，并采用“总则共通性规定+分则特殊性规定”结构，综合协调现行环境法制度的“目标—手段—执行”规制结构。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生态文明法治基本原则的凝练与展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法治建设明确了生态化方向,习近平法治思想是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的基本指引,从中总结生态文明法治的基本原则,可以将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要求与法律制度联结起来。生态文明法治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反映生态文明法治理念,另一方面为生态文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提供明确的指引。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并参考学理上总结的环境法基本原则,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法治的环境公平、绿色发展、风险防范和公众参与原则。环境公平建立在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人与人关系协调的保障;绿色发展和生态安全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两项要求,分别从发展的限定和风险的防范两个角度为人的行为提供指引;公众参与是彰显人之主体性的基本方式,可以从形式和实质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论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嬗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早提出污染者负担原则,其根本目的在于避免因国家承担污染预防和控制费用而导致国际贸易的不正当竞争,确保共同市场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伴随着污染者负担原则的政策与法律实践在各国国内法律和政策领域的展开,污染者负担原则由国际贸易中的一项经济原则,逐步发展和演变为一项具有政策倡导性的环境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明确污染者对于污染预防、控制和治理等方面的责任,促进环境问题的公平解决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公平实现。同时,随着国内、国际环境法对污染者负担原则的认可和采纳,污染者负担原则逐步由政策性的环境原则,发展和演化成为一项国内、国际环境法所共同接受的环境法原则,并具有规范和引导环境立法、弥补法律漏洞、帮助法律解释和解决国际贸易和环境争端等方面的法律实践意义。随着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实践发展,其主体和责任范围不断扩大。通过环境责任主体归属的确定和责任范围的划定,污染者负担原则已成为当代社会环境法律和政策实践的重要法理基础。     

新时代我国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的制度建构

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国际习惯法地位逐渐清晰并巩固。为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升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协调性与科学性,实现当前生态环境法治改革的逻辑自洽,亟需将风险预防原则确立为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未来的环境法典中应当明文规定风险预防原则,其展开宜采总分模式。风险预防原则的三种强度版本是相辅相成、彼此衔接的有机统一体,灵活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且发生可能性应达到“合理怀疑”程度的生态环境风险活动。协商合作型生态环境风险规制模式耦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于法律理性之中,将实体上生态环境风险共识的形成纳入程序性的法律制度过程,是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和谐社会实现公平原则的法律机制

公平原则是法律正义价值的根本体现和一般法律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我们今天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法律的公平原则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平等原则(形式公平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社会公平原则;环境公平原则.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原则,主要依靠法律机制,发挥法治的整体功能和作用.在我国现阶段,法治的应当突显环节是社会公平原则和环境公平原则.     

《民法典》法源类型的二元化思考——以“规则——原则”的区分为中心

《民法典》第10条规定了"法律—习惯"的民法法源体系,在形式上缺失"法理"担当补充性法源。我国民法基本原则在实质上承担起"法理"所具备的补充性功能。在民事法律规范类型视角下,《民法典》总则编第一章"基本规定"部分规定了两个层次的法源,即第10条法源条款所指的民法典分编、民事特别法以及习惯法等法律规则,和第1条以及第4、5、6、9条所指向的目的条款以及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包含法律目的)分别代表法典之内、法典之外的法源类型,民法典由内及外实现法源的开放性及多元化。法律规则对应的方法论阶段是法律解释、法律内的法的续造;法律原则对应的方法论是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例外情况下可以修正法律规则。     

环境法典编纂的宪法基础

法典旨在实现部门法的体系化,从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相统一的角度,法典编纂是从“国家法制统一”走向“国家法治统一”的必由之路。宪法作为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根本大法,为环境法典的编纂提供了双重基础。在国家层面,编纂环境法典是对美丽中国的国家目标和环境保护的国家任务的落实,同时,联系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国家的环境保护任务可以被解释为国家为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免受环境危害的环境保护义务,国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要符合“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的要求,不能保护不足。从“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的角度,编纂环境法典是实现上述目标和任务的必要手段。在公民层面,制定环境法典是保护公民环境基本权利的需要。环境权作为请求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权,其保护范围需要立法来形成。同时,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作为法律义务,也需要通过环境法典的编纂来形成其具体内容。从而,构建起公私兼顾的、以环境权和环境保护义务为架构的环境法律关系。     

民法典中立法目的条款的表达与设计——兼评《民法总则》(送审稿)第1条

现行民事基本法律将第1条设置为立法目的条款,是我国独有的做法.我国民法典的第1条仍应坚持设置为立法目的条款.现行民法体系中立法目的条款的文本表达有诸多的问题,但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利益衡量、目的论解释等重要作用.当前各版本民法典(民法总则)草案中的第1条在语言风格、基本定位和内容表达上存在诸多不足,为保持法典的安定性,作为立法价值的立法目的条款应排除不必要因素的影响,以保持第1条的稳定性.基于此,民法典中立法目的条款的文本设计应统合民法与商法之间关系、彰显私法价值、注重宪法与民法之间关系三个基本面向.     

环境权问题:一种新的探讨路径

各国宪法和环境基本法律中规定的公民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不应被视为实体性基本人权 ,而应当看作是揭示环境保护的政策、理念的宣示性条款。该条款的现实意义在于确立国家的环境管理权和公众的环境保护权 ,从而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基本权利不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遭受侵害。在民法物权法中应当确立环境物权制度 ,将公众的环境使用权纳入其中 ;同时 ,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 ,通过环境法对环境物权的行使进行必要的限制     

数据本地化措施援引安全例外的解释论

安全例外条款是国际贸易中平衡贸易利益与非贸易利益的灵活性机制。数据本地化措施是各国普遍采取的维护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的国内监管措施。当前，数据本地化措施的新颖性和规则导向数字贸易格局的构建亟待对安全例外条款的全新阐释。基于演化解释的路径，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可被解释为一国的“基本安全利益”。但是，基本安全利益包装之下的经济利益目的仍然应当被排除在可适用数据本地化措施的范围之外。而“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则需要在国防和军事利益或维持法律和公共秩序的利益受到紧迫威胁时才可能满足。就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而言，数据本地化措施援引安全例外条款应当遵循善意原则的要求。以此为标准反思美国政府在TikTok事件中的实践措施，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尚存诸多现实问题且无法满足安全例外条款所明确规定的一系列要件。     

风险预防原则在个人信息保护中的适用与展开

随着数字风险社会的兴起,个人所处的数字环境日趋复杂。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使个人信息保护风险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这推动着个人信息保护基本原则的更新。风险预防原则不仅回应了数字风险社会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求,而且是实现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内在要求。为了更好地推动风险预防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制中的适用与展开,应当确立风险预防的基本原则地位及配套规则、完善预防性监管措施、优化风险预防的司法因应,构建更加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体系。     

论行政法上的风险利益保护——兼与信赖利益保护比较

行政法上风险利益保护的本质是行政机关对相对人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其建立在风险自担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基础上,即风险利益作为投资者自担风险的一种回报,本质上属于个人财产权之范畴,理应受法律保护,且不受非法减损.然而在现实中,这一利益不仅欠缺直接立法规定,而且被侵害现象极其普遍,仅依靠信赖利益保护根本无法获得有效救济.基于此,对风险利益的保护不仅要规范立法,更要在法律规则的基础上将其上升为一项法律原则,以实现风险利益与信赖利益的并行保护;此外,根据风险利益产生渠道和风险几率的不同,应当建立风险利益分类保护制度和风险预警机制.     

论中国环境法基本原则的立法发展与再发展

作为我国最主要环境立法的《环境保护法》应当明文规定环境法的基本原则。2014年修订该法时,新增了有关环境保护原则的专条,这是我国近35年环境立法史上首次以立法明文宣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环境法学者而言,此过程虽漫长、艰难,但其进步意义明显、巨大。新法所确立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和"损害担责"等四项环境法基本原则,依次应是学理上的"(环境)风险防范"、"预防(环境)损害"、"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发展了的"污染者付费"原则之立法表述。就法律解释、法律执行、立法技术而言,环境法基本原则在未来中国仍有寻求新发展的必要和空间。     

法典编纂视野下劳动法域外适用制度的体系化建构

在加快推进涉外法治制度建设的背景下,域外适用是我国劳动法典编纂论证中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结合立法与实践,我国事实上形成了两条劳动法的域外适用路径：一是直接适用劳动法;二是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指引适用。然而,上述路径的相互关系和内在适用逻辑并不清晰。从立法技术层面考虑,在编纂劳动法典时应当明确域外适用范围的条款表述,且不宜纳入法律适用法规则。以是否存在统一的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作为考察依据,不同国家劳动立法呈现出差异化的域外适用表述,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共性的立法管辖标准,即以“真实联系”为核心。故此,在设计劳动法典的域外适用条款时,可考虑在地域适用范围中融入真实联系原则,以完善域外适用的表述,同时协调劳动法典域外适用与法律适用法规则的内在逻辑,谨慎适用强制性规范,将域外适用范围作为最密切联系的情形,并允许当事人做出对劳动者更为有利保护的法律选择。     

生态环境法典中公私融合秩序的表达

生态环境法治实践不断在公法与私法两个维度重构环境法的体系,塑造出公私融合的法律秩序。环境法变迁的历史脉络、调整机制的扩展、规范体系的多元化、利益的叠加属性共同构成了该秩序的生成逻辑。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应精准定位这一秩序并予以恰当表达,也已形成共识。但是,如何在法典中有效定位公私融合秩序,如何获取解决法典化核心难题的技术方法,如何精准识别其规范结构,在理论上仍悬而未决,这对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形成重大挑战。基于该秩序的生成逻辑及其法典化之挑战,可以从规范、技术和结构三个层次出发,通过改造并创造性地转化基本原则、明确公私规范的优先级与公私益的权衡基准、创设新型法律模式,形成公私融合秩序法典化表达的编码规则。     

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的环境保护条款

世界贸易组织在许多协定、协议中都规定了环境保护的条款。但是这些规定不具体,没有统一的环境标准,缺乏可操作性,存在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等问题。完善世界贸易组织的环境立法,要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达成多边环境协议,重新考虑对相同产品的非歧视待遇原则,规定环境法律实施的透明度原则及其具体要求。     

试论情事变更原则及其适用

<正> 一、关于情事变更的理论与实践 情事变更原则是指产生效力的法律行为或其他法律事实的基础和环境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发生了当事人预料不到的变更,如果仍然使其发生原有效力显失公平时,应当使其法律效力相应变更的法律规范。法律为贯彻公平原则,避免一方当事人蒙受不该承担的损失,另一方当事人意外得到预料之外的利益,特设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并免除当事人法律责任的一项法律原则。情事变更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运用,目的在于消除合同因不可预知的情事变更所产生的不公平后果。     

我国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之构建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未来的共同发展战略 ,它将人类社会发展与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 ,是当前最新的一种发展理念 ,并正在成为我国立法的一项指导原则。然而 ,能否在这一原则之下制定我国专门的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 ,以及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在现有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中如何定位和构建等 ,是法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 ,我国应当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内在要求的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 ,并应将其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之中予以规范。     

论中国环境法典框架体系的构建和创新 ——以中国民法典框架体系为鉴

中国民法典的编纂成功取决于民法完备的民事单行法体系、潘德克顿体系的方法论和民法的私法属性等因素.构建中国环境法典框架体系一方面需要借鉴民法典框架体系创新的理论和结构模式,另一方面还应当考虑构建环境法典框架体系所面临的环境法体系的广义性、环境法法源的广泛性、环境法律关系的多重牵连性和环境法律责任制度的复合性等中国环境法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存在的固有问题.编纂中国环境法典应当采用"总则-分则"结构作为法典框架构造的基础,明确将适度法典化、提取公因式和衔接单行法律适用规则作为环境法典框架体系的构建原则和方法,将中国环境法典框架体系的构建和创新定位于总则编、污染防治编、自然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和生态环境责任编等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