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视野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行政主导实质及其启示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属于公法责任，可以通过行政和司法救济方式实现。考察外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诸形式均呈现实质行政主导特征。从应然层面，鉴于修复责任的公法属性，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启动和生态环境修复决定内容的形成上，行政机关都应居于主导地位。我国救济方式的顺位和司法救济具体制度设计应遵循有利于行政机关发挥作用的原则。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方式顺位应该如下：首先运用行政命令，其次适用行政机关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最后采用由环保组织或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为了弥补法院在专业知识上的不足，应授权法院要求行政机关编制生态环境修复方案草案。     

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共同致害案件的审理问题研究

有侵权必有救济。我国目前的侵权救济是建立在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并行的基础上,这种侵权救济制度难以解决行政机关违法侵权与一般民事主体侵权共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问题。由于法律规定的欠缺,这类共同侵权案件中引发的行政赔偿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应当如何分担和衔接,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我们必须在审理程序、归责原则、因果关系及责任划分等问题上采取不同于一般侵权案件的处理方法加以应对。     

公法视野下的《民法典》生态损害赔偿条款解析

生态损害赔偿是旨在救济环境公益的公法责任,与传统侵权存在理论和实践不适应性。从“公法责任”角度看,《民法典》“生态损害赔偿条款”不是私法规范,而是基于特殊原因规定在《民法典》中的公法规范。就表述内容来看,该条款也不是单一的具体制度规范,而是针对整个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的基础规范,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行政恢复责任制度的共通基础,能够为它们确立统一的制度框架、基本规则和行使规范。具体内容须因地制宜,结合具体情形作不同解读,通过环境立法进行明确、细化和补充。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二元配置论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本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但《民法典》已明确将其作为特殊的侵权责任加以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的民事权益损害与生态环境损害可以分别称为生态环境私益损害与生态环境公益损害。《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是以特定的被侵权人为归属主体的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其实质是实质化了的形式性实体请求权,特定被侵权人原则上应当通过个别诉讼的形式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为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补偿性赔偿请求权难以完全行使问题及遏制恶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立法机关应当为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另行创设形式性公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并实行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与公益损害惩罚性赔偿双轨制。     

社会组织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质疑——兼论《民法典》第1235条的解释

无论是世界主流立法例，还是从损害的属人性要求出发，社会组织都不得以生态环境受损为由请求污染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虽然在侵权责任编中确立了普通环境侵权和生态环境侵权的二元模式，但是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之时，应当明确区分为造成社会公众具体损害的情形和仅造成生态环境自身损害的情形。前者可以由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者则可以由监管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社会组织对此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缺乏正当性。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诉讼二分论，可以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也可以赋权社会组织在行政机关不作为时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区域大气污染侵权救济的法理难题及其解决建议

因为雾霾频发,最近几年发生了针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环境损害侵权诉讼.基于点源污染损害的救济规则能否适用于区域大气污染损害救济,目前存在法理上的争议.《侵权责任法》对于区域性大气污染损害的救济没有作出规范上的回应,建议设立对区域大气污染受害者的行政补偿机制.由于起诉特定的违法企业要求其承担区域侵权赔偿责任有难度,建议修改立法,扩大环境侵权责任适用范围,让区域大气治理变成各方面的义务,并把环境成本内化于各行各领域.区域大气污染损害应属于特殊的共同侵权,但是《侵权责任法》对此并未认可,建议用政府补偿的方式予以解决.区域之间大气污染侵权责任的追究,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拓展适用基于点源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因果关系间接反证原则.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的责任形式建议仅限于停止侵权等行为责任,让公益诉讼回归本意.     

我国环境侵权行政法律救济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据我国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受害者可以提起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诉讼或行政救济途径保障自己的权利。传统的民事赔偿制度存在种种局限,其对受害者的利益补偿作用也是有限的,完善行政救济措施对受害者无疑更为有益。本文针对环境侵权行政救济方式进行探讨,提出建立设立专门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完善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方式等建议。     

我国环境侵权行政法律救济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据我国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受害者可以提起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诉讼或行政救济途径保障自己的权利。传统的民事赔偿制度存在种种局限，其对受害者的利益补偿作用也是有限的，完善行政救济措施对受害者无疑更为有益。本文针对环境侵权行政救济方式进行探讨，提出建立设立专门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完善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方式等建议。     

论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责任追究中的权利救济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对重大行政决策采用范畴列举而非内涵界定的立法模式未能解决何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难题,概念界定的模糊性与责任追究的明确要求凸显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法律责任追究中权利救济的必要性。受制于权利救济立法规范的不足,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法律责任追究中受损的权利难以依据既有的立法规范获得所需的法律救济,需要完善权利救济立法规范,提供契合法治要求的权利救济立法依据,实现对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责任追究中受损权利的法律救济。     

论环境损害赔偿立法中的环境公益保护 --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角度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可以规定社会团体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必须以其成员主张环境公益受损为先决条件;可以明确公权机关的诉权优先于公民或社会团体的诉权;可以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规定为法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公权机关,将检察机关定位为监督和支持有关主体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对救济是否充分及时进行法律监督的机关.环境公益的民事救济应当采取以恢复原状、消除危险为主,以赔偿、停止侵害、排除危害为辅的方式,同时探索新的民事救济方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赔偿对象可以确定为某种环境公益基金,该基金独立于政府,负责对环境公益的维护,并不限于受损的环境公益范围填补或增进环境公益.     

信用权保护的私法进路

信用兼具人格属性和财产价值，以信用利益为基础生成的信用权本质是一种新兴人格权，系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维护自身信用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具有普遍性、客体确定、内容完整，权利构成要素清晰，满足法权化的实质和形式要求。然因智能算法侵权冲击现行信用法制、信用评级引发数字身份歧视、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施行等正在给信用权保护带来新挑战，现行立法的附带性保护淡化信用权的独立性，司法的选择性救济难以有效护持信用主体的正当权益。立基于信用权的内在特质与特殊侵权样态，其保护理念与路径亟待更新。具体需在民法典体系下，确立以侵权法保护为中心的私法进路，通过规范信用权的法律构造、明确信用权作为具体的新兴人格权地位，确立其侵权责任构成、明晰其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建立信用信息修复机制来实现对信用权的妥适保护。     

行政法规不宜规定具体侵权责任

在行政法规中规定具体的侵权责任,超越了宪法相关法律规定的立法权限,导致司法困难、行政资源浪费、行政权力膨胀和部分当事人合法权益受损的后果,其原因主要在于某些特殊行业利用行政法规保护其不正当利益、旧的思维模式与理论误区以及立法和行政部门监督不力.需要对目前的状况进行反思,对规定具体侵权责任的行政法规进行清理,修改或废除相关的内容.     

侵权责任法的法典化程度研究

由对大陆法系主要民法典之侵权责任法的法典化程度的比较研究和对我国有关侵权责任法草案及建议稿的法典化程度方面的实证分析看,有关侵权责任的立法应当处理好法律的高度抽象与具体列举的关系。在对我国现有侵权责任法规范进行盘点之后,文章就我国正在起草的侵权责任法应当列举的各种侵权责任以及各种特殊侵权责任关系、可救济的损害、对各种列举的侵权责任之规定的细化程度等问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环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初探

所谓环境侵权，是指因生产活动或其他人为原因，造成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并给他人的财产、人身等权益造成损害或损害危险的法律事实。与一般的民事侵权相比．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属于特殊侵权责任的范畴．而“侵权法的规则原则在整个侵权法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确定合理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的规则原则，对于构建整个环境侵权民事救济的制度体系具有关键意义．同时也为实践中司法人员正确处理环境侵权纠纷提供了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行政罚款与环境损害救济——基于环境法律保障乏力的反思

环境事故频仍的现实,说明我国环境法律保障机制威慑不足。环境损害往往为民事损害所包裹,没有自己特定的救济方式,即为此等现状的一个缩影。民事侵权救济,只能在个别情况下间接起到环境损害修复之效果。行政罚款具有公益性、时效性、先定性、补偿性、专业性等属性,与环境损害救济的客观需要匹配程度比较高。环境损害救济宜采用以罚款为主导的公法路径,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公益诉讼。     

略论我国律师执业赔偿责任的性质

对律师执业赔偿责任性质的认识，会直接影响到《律师法》的贯彻执行．也影响到当事人权利的救济。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和民商法的基本原理，律师执业赔偿符合侵权责任的法律特征．因而其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责任。     

军人民事侵权法律责任承担

军人在作战、训练、生产、施工和生活中只要发生违法行为,都会不同程度地涉及民事侵权法律问题。但目前在追究军人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实践中,往往只追究行政,刑事责任而忽略民事责任。其表现为:一是只要军人发生了侵权行为,一律按损失大小、情节轻重,追究行政或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轻者处分劳教,重者开除军籍、判刑。二是有些军人实施了侵权行为,本应在负行政或刑事责任的同时,负民事赔偿责任,却仅仅追究了行政或刑事的法律责任。实际上是以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代替了民事赔偿责任。三是军队与地方发生民事纠纷,军人应负民事赔偿责任时,大多数军人所在单位(部队甚至连队)出面赔偿损失,诸如报销医疗费、误工费、生活补助费、营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军人本身不负赔偿责任。军人民事侵权法律责任是指军人实施侵犯社会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人身权利的侵权行为而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是一种民事制裁措施,既包括具有财产内容的财产责任又包括无财产内容的非财产责任。     

方圆法则:工业排污侵权者不明的民事责任探究

环境污染严重吞噬改革开放的成果并且日益影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在环境责任追究凸显急迫的背景下,虽然行政和刑事追责逐步严格,但囿于观念的困惑和立法的失范,对工业排污侵权中侵权者不明的民事责任追究问题成为一大瓶颈.加大不明排污者的责任和风险成为必然选择.要变受害者担责为可能排污者担责,要转环境风险为排污者的法律风险.基于对法学理论、司法实践的探究分析,提出方圆法则,即:当发生工业排污侵权,且无法证明或经技术手段难以确定排污者时,由方圆范围内的可能企业或其他组织按份承担补偿责任,能够证明没有实施侵权行为的除外;并细化分析具体适用,为民事侵权法律和环境法律的完善提供借鉴.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成立的举证责任分配

环境污染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难题。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行为。但举证责任分配成为环境污染侵权赔偿诉讼能否成功的关键,应该成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研究的重点。举证责任应该根据不同的待证事实,结合举证责任的成本与法律规范的目的进行合理的分配。     

对环境侵权受害人的法律救济之思考

我国立法已日益重视对环境侵权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救济,但所采用的混合型立法模式也带来一些应予重视的问题。现实中反正两面的典型实例,凸显出对于环境侵权建立行政救济机制以及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本身却又掣肘着该制度的功能发挥。应当抓住《环境保护法》修订之机,在该法中明确规定对于因污染环境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以增强公益诉讼制度的可实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