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评析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这一命题进行了分析,力图指出其启发性和片面性。     

偏离本质——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评析

科学技术在彰显人的本质力量,提高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人本身,科技进而成为衡量人的精神世界的终极标准,成为统治人的外在力量,于是便产生了技术理性与传统的价值理性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意识形态。其思想渊源是马克思和霍克海默的科学技术方面的理论。它对我们认识科学技术的正反作用有很大的益处,但它也有否决科学技术的进步的社会功能,具有对科学技术本质的偏离、对两个必然的偏离、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偏离、非历史性和超越性和反马克思主义等缺陷。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述评

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强势使其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并论证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该理论对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发挥的消极政治作用的批判具有合理性,但这种批判又未能触及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故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论哈贝马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价值和限度

本论文指出,哈贝马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价值主要在于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异化的分析和批判以及其对理性的拯救和重建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启示性.哈贝马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限度主要表现为将人类超越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重任交付给了语言,夸大了语言的作用,没有看到语言背后的物质基础和实践基础;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批判与重构——哈贝马斯论科学技术

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建立在交往行为理论体系下的,他试图通过对失落的启蒙理性的修正,建立一种“新理性”图景下的合理的科学技术发展路径。他强调现代科学技术必须祛除种种弊端,成为符合人道要求的社会进步力量。     

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向路及其理性的合理重建——哈贝马斯的后现代科学技术观

哈贝马斯认为现时代理性的衰落并非理性的终结,而在于理性的滥用与误用.应该在启蒙现代性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新的理性形式,即"交往理性",以此克服因工具理性所产生的种种不良后果.在后工业社会,由于工具理性过度膨胀而使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论述了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条件、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基本方式;对技术统治论的本质与后果作了深刻的分析.由于受阶级的局限性,他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视角来看待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或多或少地带有技术悲观论色彩.我们应当辩证地分析和评价.     

略论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批判

哈贝马斯师承马尔库塞科学技术导致劳动合理化、科学技术直接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 ,把劳动的合理化、交往关系的合理化视为科学技术造成的 ,这就使得哈贝马斯把现代西方社会存在的人的本质的异化归因于科学技术。由于哈贝马斯否定了生产关系的作用 ,因而他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是不结果实的批判。     

特拉西—马克思—哈贝马斯的推演:重建统一的“意识形态”概念

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向来漂浮不定,不同的研究者会对其作出迥然各异的理解。对特拉西的认识论视域(对现实生活的折射与抽象)下的意识形态概念及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生存论视域(直接到现实生活之中去考察)下的意识形态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的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概念建设统一性的意向以及意识形态概念在现实之中深度分离的原子世界重建公共秩序时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内涵与引申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基本内涵集中表现为四个方面,即"话语权物质论""话语权辩证法""话语权阶级性""话语权权力论",分别从物质生产能力的决定性作用、理论对实践的巨大反作用、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个层面对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话语权思想"深刻阐释了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保障、掌握话语权与构建话语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与"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核心是政治话语权等重要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和管理工作中,要以物质实践和科学理论作为话语权之源,以"文明基因"为构建话语体系的出发点,加强阵地意识,勇于捍卫和扩大自己的话语权,牢固树立意识形态安全观。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一种认识的态度。传统的理论总是把意识形态看作是充斥各种利益追求和政治目的活动,是各个阶级自我防卫和相互攻讦的角斗场;科学则被看作具有不偏不倚的立场,它“唯真理是趋”。因此有人提出要“强化科学,淡化意识形态”。这种流行的观念本身就是科学意识形态的表现。本文拟揭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区别于其它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等)的“纯客观”的假象,以达到对科学技术的理性自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执政党意识形态之特性

现代政治学的实证研究证明: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或者执政党和革命党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建设性、包容性和延续性等特点和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执政的历史方位之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明显的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特点,标志着党对其执政地位的科学认识,实现了从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深刻转变。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工作溃败探源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的黄金时期.出于政权建设和管控舆论及塑造党政形象需要,苏共该时期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全力以赴、近乎极致,但结果却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苏共领导人言行不一,致其理想信念失信,是为根本的致命伤;二是罔顾现实的教条主义作风使其宣传思想工作无法获得民众认可,意识形态机器陷于空转;三是强制灌输、高压管控的粗暴手段,遭到民众逆反抗拒,终致其徒劳无功.     

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两种语境分析

西方科技批判理论立足于发达工业社会,对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转型期的中国,发展经济、科技兴国正加速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然而由于语境的不同,解读中国科技现状不能简单直接搬用西方科技批判理论。中国有必要建立本土化的科技批判理论,反思科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预测、引导科技发展。     

加强意识形态管理 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和核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意识形态管理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途径。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全球意识形态管理战略已经严重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切实加强意识形态管理,才能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试论齐马“文本社会学”的意识形态观

解析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推论关系是齐马文本社会学的出发点,它批判地汲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精髓,从符号学的角度重新为意识形态赋义,将意识形态话语化,旨在考察意识形态在文本语义、词汇、叙述结构上的表现。齐马认为通过意识形态话语叙述主体的自我反省与对话,实现对意识形态的超越,以此拒斥市场经济所浸染的价值双重性危机。可以说,齐马文本社会学的意识形态观开创了研究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新模式,为近年来审美意识形态命题的探讨和解答提供一些启示。     

冲突与整合：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识形态教育与非意识形态教育的统一

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总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注入到社会中去，用以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实现社会控制和整合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据社会发展状况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建立社会结构，整合社会力量，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和机制。因此，加强意识形态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但在新时期，面对社会上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碰撞与冲突，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意识形态教育与非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机结合，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作用。     

中共意识形态根植于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的路径探源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中共通过口号标语、革命文艺、创办《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形式,把自己的政策和主张渗透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里,把中共意识形态及其先进的文化成功地根植于边区乡村社会中。这成为中共抗日民主政权能够生根、发展、壮大的最根本原因。     

“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建设

合法的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当前执政党意识形态面临着社会多元化和社会公正公平问题的挑战,需要重塑自身的合法性。和谐社会理论内涵宽容的基本精神和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必将强化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科学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科学性——论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的基本途径

用"科学的意识形态"来指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指它所代表的方向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和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然而,现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具体的细节上也有可能出现与"科学的意识形态"不相符合的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样也有"能否始终保持科学性"的问题。正确区分"科学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对于我们增强忧患意识,努力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需求,努力保持意识形态科学性,切实消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的"虚假成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意识形态性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具有三个层次,分别是生存劳动、生产劳动和自由劳动。生存劳动作为绝对的自然事实,没有被建构性,因而不具有意识形态性。而生产劳动因受到国家制度的政治规整,被赋予了合法性制度框架基础的功能和作用,具有意识形态性。自由劳动作为现实运动最终的结果和特定观念对抗现实世界,也被变成一种普遍价值,因而也具有意识形态性。在当代,无论是在奠定并夯实国家社会主义执政基础方面,还是在决定国家制度变革和调整方向方面、强化劳动者的阶级认同并社会认同和塑造强有思考力的劳动群体方面,继续强调劳动的意识形态性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