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三会治事”机制的实践与启示

村级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村民自治工作中的内在要求。为了适应这一任务和要求,2008年以来,南漳县探索建立了对村级重大事项实行村党组织会议议事、村民（代表）大会定事、村民委员会理事的“三会治事”村级民主管理新机制,不断规范村级决策和工作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群众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政策性与公益性:中部农村的双层治理结构与逻辑

村组两级组织分别建立在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的社会基础之上,承担着政策性和公益性两种不同的治理功能。村级组织遵循现代公共规则和生活逻辑,通过内化自己人和精英吸纳与角色规约机制实现治理;而村民小组主要遵循生活逻辑,通过内化自己人的机制实施治理。     

税费改革与村级权力的类型分析

从国家对村庄不同的资源汲取要求出发,分析村级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和功能,进而历史地对村级权力的性质作类型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前国家放弃了对村庄的资源汲取要求后,从相反的方向,即通过对农业的“反哺”仍控制着村级权力,使其体现了强体制——弱内生性。这与改革前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与村民自治的开展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发展民主中实现村庄“善治”——对天津市武清区深化村级民主的研究

“善治”的本质特徵就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民主执政的理念体现了执政党对“善治”的追求，村民自治是民主执政理念的实践。天津市武清区在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等一系列民主实践的基础上，针对一些村级党组织民主执政能力与村民自治发展不相匹配的问题，实行了村支书担任村民代表会议主席的制度；针对农民群众参与村务管理的广泛性要求与村级民主成本短缺之间的矛盾，推行了户代表会议制度。本文从武清区近期深化村级民主的实践分析入手，论述了村民自治与村党组织的民主执政方式形成良好的互动合作机制，是村民自治深化发展的必要条件；经过十几年的村级民主实践，村民自治与村级党内民主已初步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方向；为防止村民自治的异化，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两委矛盾的产生有其深层根源，其实质在于权力与利益之争；实现村庄“善治”需要村级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互动与合作，在大力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提高其民主执政能力的同时，必须不断完善科学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并逐步建立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良性互动的合作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下规范村级小微权力的三重进路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级“小微权力”运行的差异图景,不仅取决于政策、法规等公开文本,也与社会基础、组织成本、治理资源等密切相关。以共时分析的场域研究描摹小微权力运行和监督的全过程,村级“小微权力”运行场域中不同行动者基于惯习、资本及位置所采取的博弈策略深刻影响“小微权力”实际运行的有效性与规范性。全面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应尝试构建三重进路,通过制度确权以“正名”,通过场域控权以“增能”,通过乡风塑权以“铸魂”。     

关于创新村级治理模式的思考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创新村级治理模式推动农村的和谐稳定和科学发展,一直是政界和学界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就创新我国村级治理模式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表明,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可行的路径当属村党组织领导、村代会决策、村委会执行这种三位一体的民主治村模式。     

村民自治结构的政治学分析

村民自治结构是指各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种表现形态。内部结构是指由现有制度体系规定的村庄内部各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相互之间关系以及各自的行为模式。但在基层国家权力的作用影响下，村民自治表现出了比制度规定的理想状态更为复杂多变的关系，各治理主体之间产生了许多冲突和矛盾（如两委关系失调和乡村关系紧张），形成了村民自治的外部结构。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过程中，外部结构与内部结构交叉重合，形成了村民自治的现实结构：一方面，乡镇党委通过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以及村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地位取得了对村委会的领导权；另一方面，乡镇党委又通遍对乡镇政府的领导关系以及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关系实现了对村委会的实际管理。这表明，村民自治并未使得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退出，而是继续保持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承认这一现实是提高村民自治绩效的基本前提。本文旨在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村民自治结构作一梳理分析，这对于我们清楚认识村民自治的现实，明确并理顺村民自治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改善村民自治机构权力运行的路径探索--对海州区“三会村治”模式的实证分析

村级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基层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基础。村民自治是农民真正当家作主充分行使自己民主权利的一项基本制度。现实中村民自治机构存在着行为不规范、管理不完善等问题。“村权三分、三会自治”作为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在探索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一种创新模式,其本质是民主自治,核心是权力制衡,特点是程序规范,搭建了“民主受保障”、“权力受制衡”的村治新平台。     

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庄权力博弈的矛盾及其协调——以广东省S村和Y村为例

文章从权力分配的角度,比较分析了村民自治条件下广东省S村和Y村的村庄治理问题,阐述了村委会、村党支部和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三方的权力矛盾,以及村民自治与乡镇行政管理的冲突,探讨权力协调之策,探索乡村基层民主的更好实现。     

政治治理与社区治理的冲突——基于对甘肃省东部景张村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东部景张村的实证调查,以景、张村的合并为重点分析对象,探讨了其政治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内部不均衡以及与村民自治的发展趋向——乡村社区重建的矛盾。在此基础上认为,村民自治中所渗透的社区治理是社会自组织力量发育、完善的温床,而单从行政效率出发试图通过村组合并整合乡村社会的行为,不但没有减少行政成本,而且抑制了村民自治向纵深发展。政治治理与社区治理的冲突的解决出路在于改革乡镇政治治理结构。只有贯彻社区治理才是最终走向城乡一元化发展的途径。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治理途径分析研究

“村民自治”是当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治理方式。目前,人们对这一方式的研究主要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侧重于对村民自治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合法性的研究,其回答的是“为什么要实行村民自治”问题——村民自治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因此,立足于这方面的研究对现实的指导性实在匮乏,有“绕道而行”之嫌;另一派则是侧重于对村民自治的实践及其相关理论的可能性、可行性及其可操作性的研究,其回答的是“如何实行村民自治才能带来良好的效果”问题——而相比之下,对此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立足于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就“如何实行村民自治”问题,对农村自主治理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分析,主张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治理过程中,应积极采取相应措施,给当前农村的治理带来良好的效果。     

乡村“微自治”:实践检视与路径建构——基于“治理有效”的分析视角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也是对乡村治理提出的新的改革要求。将“微自治”置于“治理有效”的视域下进行检视,发现乡村“微自治”模式虽然在凝聚自治主体共识度、保障自治过程有序性、提升自治功能有效性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实践机制也存在不利于多元主体有效参与、阻碍多元主体合作互动关系的建立、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等实践限度。基于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导向,乡村“微自治”需要立足其实践优势,从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推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自治实践向更高层次发展等方面实施进一步优化。     

村民自治与宪政的价值互通

村民自治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村民自治是一种宪法权利,村民通过行使宪法赋予其的选举权和自治权,与乡镇政府的国家权力和村党支部的执政党权力进行抗争与博弈,从而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各项权利,这其中就蕴涵着一种宪政精神和价值理念。     

公共治理的空间结构及其转变——基于转型社会中公共权力行动边界的分析

公共治理空间体现了公共权力在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生活领域时所拓展的协调与控制社会能动性的幅度和深度.在转型社会中,公共治理空间一般由显性一隐性空间构成.相应地,制度和惯习、制度性边界和惯习性边界的互生与外衍构成了公共治理显性-隐性空间的衍生条件与约束机制;而隐性治理空间的存续对公共治理总体格局而言亦有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由此决定着公共治理空间结构的宏观功能.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应通过公共权力运行场域的再造与行动边界的整合实现公共治理空间结构的转变.     

农村权力结构的断裂与制度化弥合策略

目前,我国正处于"二元"权力结构制度化试错和多元权力结构形成的交叉时期,权力结构的制度层面出现了严重断裂。为此,必须推广"两票制"与"二选联动机制"等制度创新以调整村"两委"关系;建立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的制度化"治理"机制,广泛吸纳非正式权力主体参与,共同管理村级公共事务。惟此,农村权力主体间才能和谐相处,才能在同一场域中实现共生。     

村级“两委”兼容模式的探析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村委会作为农民的自治组织，直接管理村级事务，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村级事务活动中，如何正确协调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规范运作农村的整体工作，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创新农村治理模式的重要实践——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村务契约化管理的创新探索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农村治理模式如何实现现代转型已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路径。近年来,内蒙古赤峰市阿旗积极探索建立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模式,并把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从集体资产承包、土地流转、产业项目等经营性事务,扩展到村级公益性事务、村民自治、党的组织建设等政治事务领域,为创新农村治理模式、推进基层民主政治改革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有益经验和重要启示。     

历史·比较·发展:三重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化方案

在历史、比较、发展三重视角探析中国的现代化方案,对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中国的现代化方案历经了迂回式学习、建国前后的标杆式学习和启发式学习三个阶段,积累了丰富的学习经验;从比较的视角分析,中国的现代化方案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方案,它注重形式上的现代化与内容上的本土化的结合以及内生动力的培育;从发展的视角分析,中国探索出了主动持续学习—民族复兴—共享发展的现代化方案,为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中国智慧。     

论“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全面理解“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与重大意义,需要拓展观察视角,通过多重逻辑加以分析和阐释。从历史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不断深化阶段和开启“中国之治”新篇章的新时代阶段。从理论逻辑上看,“中国之治”正向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迈进,它的最大逻辑在于党的领导,前提在于制度化建设,价值依归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从价值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的意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中国之治”新篇章的开启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同时“中国之治”也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