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犯罪与国际刑法

邪教的出现,邪教组织的形成,对人类社会构成了极大威胁。它们肆无忌惮地践踏人类文明,严重侵犯和破坏人类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公敌。邪教组织犯罪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国际犯罪,它不仅应受国内刑法调整,更应引起国际刑法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进而为国际刑法所规范和调整。     

论邪教犯罪对刑法法益的侵害及其认定

邪教犯罪不是一般的有组织犯罪,而是对社会危害特别严重的有组织犯罪.邪教犯罪的危害与一般的有组织犯罪不同,它至少侵害了四种刑法法益对其成员实行精神控制,非法限制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进行恐怖暴力活动,破坏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制造故杀、自杀、自焚、自残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疯狂的敛聚财物,侵犯他人的财产权.打击邪教犯罪,必须正确理解邪教犯罪的犯罪构成和有关的司法解释,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系,这样才能发挥刑法打击罪犯,保护社会利益的功效.     

诲盗:清代小说禁黜的核心

有清一代对小说禁黜的核心是“诲盗”,即便是针对淫词艳情小说,也是以禁防民心反动为前提,至于整肃男女风化,不过是禁黜活动的次要目标.这些诲盗的通俗小说不仅牵系着民间宗教信仰,也成为民间秘密结社的标榜,更是民间谋逆造反的教材范本.对诲盗小说的禁黜与封建帝王维护统治息息相关,从清初顺治帝颁布小说禁令,至晚清政府对小说的严厉查禁,通俗小说与政治的关系在清代禁黜小说的运动中得以彰显.     

法治中国视野下的邪教犯罪及其治理

邪教是邪恶的说教,是邪恶势力形成的犯罪组织。在我国司法语境下,邪教与邪教组织是可以通用的概念,邪教犯罪是对邪教组织引起的犯罪案件的一种指称归类。邪教犯罪现象不易根除,它是信仰型犯罪,涉及人的精神状况和价值取向,是精神方面的病理现象;它是有组织犯罪,具有反社会的本质属性。当前我国邪教犯罪,具有组织形式多样、涉案地域广、主体结构复杂、侵害法益广泛等特征,应当准确划定邪教行为的犯罪圈,解决犯罪主体适格问题,并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编织一套以宪法及相关法为中心,囊括社团登记、宗教管理、出版管理等行政法律法规以及金融、税收等民商、经济法律法规在内的严密法网,将邪教犯罪消除于萌芽状态。     

浅议偷税犯罪的若干法律问题

新刑法对偷税犯罪做了既原则又具体的规定。但在办案实践中,应正确把握偷税与漏税、偷税与欠税、偷税与避税、偷税与挪用税款、偷税罪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偷税罪与诈骗罪、偷税罪与贪污罪的区别,同时要分清偷税罪的一罪与数罪的不同认定,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枉不纵,罪刑法定。     

当代中国邪教问题治理对策

治理当代中国邪教问题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紧迫的课题。现实中反邪教工作存在思想认识和工作策略简单化的倾向。治理中国邪教问题必须建立健全法制,严格依法治理邪教,充分认识宗教在反邪教斗争中的作用,树立以人为本观念,化解邪教信众内心世界的症结。     

隋唐时期巫蛊犯罪之法律惩禁

古代巫蛊之术乃杂糅盟诅、仙怪、道家、谶纬而成。隋唐时期,宗室官僚敬事鬼神,笃迷厌胜的左道信仰观念,成为刺激了巫蛊犯罪大肆泛滥的直接动因。司法实践中,巫蛊、厌魅行为交错丛生,史籍常以巫蛊、厌蛊等概称。在司法检验层面,厌魅者破坏偶人、书写符谶,法司易于勘察取证。相比之下,关于蛊毒的勘验判断显得较为困难。晚至隋唐之际,似尚未出现确切的蛊毒司法勘验标准。     

我国邪教犯罪滋生蔓延的原因与防范对策

该文从八个方面分析了邪教犯罪产生和发展的原因;特别是通过对中外邪教的对比分析,初步总结出中国目前邪教的三个主要特点,这些特点有利于我们打击和防治邪教的滋生和蔓延;最后提出了四个方面打击防治邪教的对策。     

邪教的社会矫治探析

邪教的社会矫治是指由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监管、劳教等政法机构和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等各方面的力量运用专业理论和技术,对邪教类违法犯罪人员在审判、服刑、缓刑、刑释或其他社区处遇期间,提供思想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纠正、生活照顾等,使之消除对立情绪,修正思想及行为模式,适应社会正常生活的工作。邪教的社会矫治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个人、社会、政府三方面力量的有机结合。     

剖析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教

近年来,包括"法轮功"在内的邪教之风日盛,邪教的产生、发展与新兴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貌似神离,在教义理论、组织形式、生活作风、信仰对象、"末世论"的内容作用、社会影响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邪教组织,罪行累累,上违国法,下逆民意,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社会恶瘤.     

犯罪概念实体化与程序化辨正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概念是从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三个角度去分析 ,实际上只是从最终认定犯罪的静态结果去认识犯罪的。而犯罪的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特征隐含了对证据以及程序的要求。我国应建立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相结合的犯罪概念。     

简论中国古代法对邪教、巫术的惩戒

巫术在我国古已有之。自秦汉以来历代刑典均明列罪名,严厉治办。本文试通过中国古代法对邪教、巫术法律惩戒的概要回顾,反思损益,以期汲取今天可资借鉴的有益启示。     

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张明楷在《法学家》2008年第4期撰文认为，研究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刑法的真实含义是在社会生活事实中不断发现的，司法上的犯罪化，并不必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应当在遵循刑法第三条后段的前提下，积极地实行司法上的犯罪化；刑法第三条前段不是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而是基于我国刑法分则条文的特点，为了限制司法机关的出罪权、控制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所作的规定；我国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空间很小，因而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的刑事司法策略与做法。     

由邪教想到的

说到邪教，使人自然想到那些诡秘幽暗、丧心病狂、摧残人性的邪恶组织。如外国造的“人民圣殿教”、“大卫教派”、“奥姆真理教”等和国产的“法轮功”。虽然它们产地不同，法号各一，但对社会和人类的危害之深却没有本质区别。“法轮功”痴迷者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以及一幕幕“残害生命、破坏家庭、     

对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法律思考

近几年来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 ,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使青少年更加健康成长 ,为了实现新世纪中华民族的腾飞 ,社会各方面必须各负其责 ,齐抓共管 ,多管齐下 ,形成合力。因此 ,追究其犯罪足迹 ,探求其矫正谋略 ,是当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大课题。做为一名多年从事法学教育的工作者更觉得责任重大 ,为此试就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作些粗浅的探讨 ,以期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达到减少和遏制此类犯罪的目的。     

关于《刑法》环境犯罪规定的思考

97年《刑法》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体例、犯罪主体、定罪处罚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刑法》在立法模式结构、犯罪客观要件、处罚和可操作性以及与环境资源法规中的刑法性规定相协调等问题上还存有诸多缺陷。有必要采用特别立法模式，扩大刑罚范围和刑事责任形式，调整个别罪的法定刑，增强条款规定的可操作性，并协调环境资源保护法中的刑法性规范与《刑法》的关系，以完善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     

论对邪教组织犯罪活动的防治

邪教组织犯罪严重危害个人、家庭、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因此,必须加强对邪教组织犯罪的预防和惩治工作:完善立法,为打击和防范邪教活动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标本兼治,以防为主,综合治理; 做好帮教挽救工作,团结教育绝大多数被蒙蔽而参加邪教活动的成员;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加强侦控工作,严厉打击邪教犯罪活动。     

刑事立法犯罪化的提倡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刑法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应在多大范围内介入社会生活的合理化问题凸现出来,刑事立法应该“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成了刑法演进中的一个主题。一种观点从个人权利奉位、刑法应当谦抑出发,主张我国刑事立法应该非犯罪化;另一种观点从保护社会秩序、刑法应当法网严密出发,主张我国刑事立法应该犯罪化;还有观点认为要建立、健全刑法出入罪机制,刑事立法应该循着非犯罪化和犯罪化双向思路进行。本文认为,就我国目前而言,刑事立法应当“犯罪化”,一方面刑事立法犯罪化并不意味着重刑和对个人权益的必然侵犯,也不意味着将刑法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应转变观念,建立刑事一体化原则,完善司法制度,确保刑法制度的严而不厉。     

无被害人犯罪探微

无被害人犯罪,由于其具有不易被人发现、当事人不具有被害人意识,甚至像安乐死以及聚众淫乱罪等这样的犯罪由于是双方协议自愿的,很容易让当事人钻了法律漏洞。其影响之大,参与的行为人之多,极易激发其他犯罪的发生。从理论、实务多角度分析无被害人犯罪的罪与非罪的界定,并拓展对非犯罪化问题的研究,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无疑有着借鉴和启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