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死刑制度改革的现状和展望

当今中国进行的死刑制度改革,有其良好的社会背景、政治背景和国际背景.中国死刑制度在立法和司法方面都已经有若干举措,并且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前景,仍然是立法改革和司法改革并行不悖.     

死缓制度的刑事政策意义及其扩张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看,死缓制度的意义就在于限制死刑,然而在目前的制度和社会条件下,该意义本身却受到了限制.要使该项制度限制死刑的意义得以彰显,就必须对我国的死刑制度进行变革,即将死缓变为通例,而使死刑立即执行成为例外.     

对死刑所涉及到的几个问题的分析

死刑这种刑罚制度有着诸多的弊端,它的存在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许多方面有待研究、改进.但是,作为我国现阶段最威严的刑罚惩罚方法,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尽量避免死刑的不良影响,使死刑更好的发挥它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我国要适时调整刑法中的死刑规定,改进有关死刑的刑事诉讼制度。此外,我们要力争在我国法治化逐渐成熟的时候逐步废除死刑制度.     

死刑改革的先声:浅谈我国死缓制度的价值与完善

废除死刑虽已成世界潮流,我国基于具体国情,死刑仍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限制死刑执行已成为全民共识.死缓制度是我国限制死刑的重要手段,其本质为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即“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如何完善我国死缓制度的适用以条件及具体执行方式,将是我国死刑改革的重要议题.死缓制度的进一步优化,将加快我国废除刑法的步伐,推动我国社会中理性、文明的刑罚观念的形成.     

韩国死刑制度的回顾与展望

韩国现行刑法中共有89个条文以法定刑的形式规定死刑.自从1997年12月对23名死刑犯执行死刑之后,尽管几乎每年仍然有人被判处死刑,但直到今天,韩国将近10年间没有实际执行过一例死刑.韩国国内就死刑存废问题有着激烈的争论,其中官方的宪法裁判所、大法院、法务部以及学界与国民中的部分人仍主张保留死刑制度,但废止死刑的动议在韩国也正在积极酝酿之中.在废除死刑制度之前应该考虑将能够把犯罪人与社会永久隔离起来的绝对终身刑作为替代刑罚,以绝对终身刑代替死刑制度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论中国死刑的立即废除

死刑制度在我国存在已久,近年来死刑制度的存废更是刑法学界争论不止的问题。目前国际社会对死刑已采取严格限制并最终废除死刑的态度,我国大部分学者也认为死刑应当废除,只是在现阶段中国不能废除死刑。本文认为我国的死刑制度在现阶段能够废除,并阐述了我国死刑制度应当立即废除的理由。     

中国现阶段死刑制度改革的难点与对策

目次一、我国的死刑制度急需改革二、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难点三、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对策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围绕死刑制度,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国的死刑制度急需进行改革;第二个问题,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难点;第三个问题,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对策。一、我国的死刑制度急需改革当今我国的死刑制度急需进行改革是个重要的热点问题。为什么要进行改革?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理解。首先,从国际社会来看,限制和废止死刑已成趋势。在人类有了阶级、有了法律、有了国家后,死刑长期处于耀眼的地位,只有在近几百年才对死刑的存在合理…     

我国死刑制度延存至今的历史缘由——由“呼格吉勒图冤案”引发的对死刑制度长期存在的思考

我国死刑制度的存在历史,可以追溯到奴隶制社会时期。在由奴隶制社会逐步发展到封建制社会,再由封建制社会发展到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死刑制度一直被传承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死刑制度的存废逐渐成为刑法学家们争议的焦点,而死刑逐步废除说得到了大量学者的支持。在这一学说中,强调了死刑制度现今存在的必要性与死刑罪名逐渐减少的必然性,为我国死刑制度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可行的阶段性发展方向。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通过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政治需求和民众的普世价值两个方面,简析我国死刑制度长期存在的历史缘由。     

中国死刑的控制——以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为视角

死刑的废除是当今国际社会法治发展的进步趋势。中国的国情使我们还不能废除死刑。我国通过死刑复核制度来限制死刑的适用,这一制度还存在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提出了完善死刑复核制度的措施。     

论死刑的立法限制--基于国际标准的分析

限制直至废除死刑的国际标准,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和推广.限于我国实情,当前不能废除死刑.但应立足国际人权公约标准,严格限制我国死刑立法.死刑实体立法限制表现为科学削减死刑罪名,限缩死刑适用对象.死刑程序立法限制表现为完善面临死刑者的诉讼权利、死刑执行方式与死刑减刑制度,并增设死刑赦免制度.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关于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反思——以无单放货案件的处理为视角

提单的管辖权是正确处理无单放货等提单纠纷的首要问题。提单的管辖权条款属于协议管辖,是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物。无单放货案件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所谓的“侵权纠纷一般不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的规则并不能当然适用。根据现行法以及民事侵权的基本法理,分析中国法院用于否定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侵权诉因”及“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两个主要事由,认为以“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背法理;而以“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作为否定承运人总部或主营业地之管辖连接点的理由也过于极端。在上述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提单管辖权条款问题的三点策略。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在体系上不断完善,是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再定性

传统民法把不当得利返还权定性为债权而归入债权编,然而这种定性定位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与我国物权变动的有因模式相冲突。通过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价值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种概括的混合的救济权,既可以救济对人性的权利,也可以救济对物性的权利。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之债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论我国代理法理念的重塑

1999年中国大陆新《合同法》第402条、403条的规定,大胆借鉴英美法系代理法的做法,突破《民法通则》将代理仅限于显名代理的陈腐规定,建立了隐名代理制度和不披露本人的代理制度。本文就此分析了我国代理理念从区别论到等同论的变化及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民事活动即将发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