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政治体制改革简介

一、改革领导体制,明确党政分工.高度集权的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是僵化的苏联模式在政治体制上最突出的特点.党的机关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个人专断,是这种领导体制所带来的严重弊端.近年来,匈牙利在政治     

构建民主基础上的国家集权体制

恩格斯指出,“每个国家,从专制君主政体起到共和政体止,都是集权的”。但是,国内外却存在着对国家集权体制的误读,不少人将集权等同于专制。通过对国家集权体制的理性分析,还原国家集权体制的真实涵义,可以澄清国家理论的这一重大问题。国家集权体制作为国家组织管理制度本身并不等同于专制制度。从历史上不同国家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区分出建立在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不同基础上的国家集权体制,专制政治基础上的国家集权体制是专制统治的工具,民主政治基础上的国家集权体制却能避免专制统治的危险。国家集权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两大不可或缺的制度体系,社会主义民主是国家集权体制健康运行的坚实基础,确立在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上的国家集权体制,才能实现高效和民主兼具的良好的国家治理。     

“两个不走”:中国道路的方向性规定

"两个不走"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对中国道路所做的方向性规定。固守苏联模式形成体制僵化的老路与改革走上制度西化的邪路是导致苏联剧变的前后两个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既不走制度体制单一化的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走制度体制多元化的改旗易帜的邪路,成功地走出"一个主体与多样发展"相结合的新路。"老路"与"邪路"的总根源是制度与体制不分。中国改革之所以既没有固守体制僵化的老路也没有滑向制度西化的邪路,归功于邓小平提出了制度与体制划分的思想,在改革一开始就确立了破老路与防邪路的改革大方向。只有把制度与体制分开的"改革体制与完善制度"相结合的正路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传统社会主义老路是粗放式增长与阶级斗争扩大化之路,苏联剧变式邪路是全盘西化与社会动荡之路。只有"一个中心与全面发展"相结合的好路才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国道路。     

集权体制下分离性特点对中央宏观调控的制约

集权体制下分离性特点对中央宏观调控的制约沈远新我国历来实行高度集中的集权体制，这种集权往往不是体现在制度和法律规范上，而是体现在制度和法律规范之外的各种无形因素上，具有浓厚的反制度化倾向和地方分离色彩。这一分离性特点对中央宏观调控有明显的特约作用，一...     

党政主要领导限权改革的背景考察与路径取向

在现行政治权力配置结构中,作为"一把手"的党政主要领导权力过分集中,是遏制权力寻租的制度难题。权力过分集中的产生,既与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文化的消极影响有关,又与对苏共集权模式的简单移植、战争环境对集权的特殊需求,以及由此所形成的领导权威和权力运作方式等有关,还与常态政治生活中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支撑的有效性紧密关联,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当前,应从限权"一把手"、清晰厘定职责权限、保持异质权力之间的制衡、形成合力监督、提升制度执行力等方面推进体系构建。     

浅析马克思的“两个必然”理论

《共产党宣言》自1848年诞生160年以来,其核心理论"两个必然"思想一直在接受社会发展规律的检验。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在稳定中发展,而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怀疑。在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关键时期,应正确认识"两个必然"思想,增强社会主义制度必胜的信心,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和丰富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思想。     

论美国宪政体制的转换及其启示——一种基于个案的分析

美国当前的宪政体制是通过《联邦宪法》固定下来的,它的基本特点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联邦集权,这是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和困境之后的务实选择,反映了美国宪政体制构建过程中的实用主义。任何宪法都不是完美的,但在当时却是最合适的,也就是最好的宪法。稳步推进,平稳过渡是美国宪政体制转换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网络是民主的引擎?——技术乐观主义的困境与网络民主前景

互联网的诞生与普及激发了人们对现代民主发展的信心,网络和民主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代政治学的前沿问题。技术乐观主义基于对网络独特的接入建构模式、网络空间的多维发散性和自由开放性、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投票网络化变革等问题的认识,而坚信网络就是民主的引擎,网络以其自身的技术优势能够推进与创造现代民主。然而,网络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失真、网络不平等和网络鸿沟、网络政治参与的非代表性和非理性、网络精英主义和网络暴政等现象使乐观主义的网络民主观念陷入了困境。网络在性质上只是一种信息传播工具和中性的技术力量,它无法自我民主化,只能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发挥着制度指向的政治功能。因此,网络民主的发展前景取决于网外制度设施的民主化程度,从网络的行政化监管转向公民的网络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的法律保护是推进网络民主的战略之路。     

在革新开放中探索前进的越南社会主义

越南同中国一样,经过多年的革命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仿效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征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外交上“一边倒”的封闭局面。自从1986年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革新开放路线以来,越南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专制国家”图景——专制集权国家的制度构成与社会条件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对法国君主专制的具体分析中,勾画出专制集权制国家类型的一些共同特点:它以社会资源的某种"自由流动"、特别是小土地所有制为主要经济基础,以对"全能国家崇拜",以及民众的自私、精神"碎片化"为思想文化基础,以中央集权的官僚制为组织手段与制度要件,进而形成一种没有法律、制度等"正式约束"的君主集权。本书可谓一部研究专制集权制国家类型的经典之作。     

地方政府反应性社会治理的逻辑

反应性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反应性社会治理稳定存在和重复再生是地方政府所处制度环境的产物。制度化利益协调机制的匮乏、压力型体制的激励、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张力和信任社会资本的缺失共同促进了反应性社会治理的生成。同时,反应性社会治理有着广泛深厚的体制基础。反应性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人大横向监督不力、政府机构条块分割以及"一把手"集权体制所导致的预期结果。频频出现的"维稳"和"闹大"显示出反应性社会治理的制度情境及其弊病,因而有必要提出一种可替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即"可持续型"社会治理模式。     

略论我国集权体制的成因

20世纪60年代,正当许多国家开始新的经济起飞之时,中国大地上却搞起了一场由现代造神运动、践踏公民权利运动、破坏人类文明运动和集权专制体制混杂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标志着我国集权体制的最终形成。搞清我国集权体制的成因及其来龙去脉,对于彻底摆脱集权体制的束缚,全面建设民主政治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国企改革十大深层思考

一是,国企改革固然涉及"资产"问题,但不要"以物为本",而要着眼于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要立足于从传统国有经济体制下解放人,而不是用所谓"重建"的"高度集权"体制来束缚人;要尽力开发人的创造潜能,而不是用依附性、等级性、封闭性的体制和机制去挫伤人的积极性;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中拥有自己的产权,而不是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偏离人们产权关系的基本均衡点。     

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解读

古德诺认为国家有意志表达和意志执行两种基本职能,即政治功能和行政功能,由此提出政治与行政的二分论,但他的主要研究意向不在于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而是注重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协调".协调途径之一是政治对行政的控制,途径之二是行政的适度集权.这种看似矛盾的协调在法定体制内是无法完成的.古德诺考察了美国政治体制.发现这一协调力量来自法定体制之外的政党.政党通过对立法机构成员和执行机构成员的挑选,恢复了被法定体制割断了的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某种有效控制;政党通过对中央行政官员和地方行政官员的挑选,建立起一种必要的行政集权.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政治体制是指国家政权组织管理的形式以及相应的制度,它是国家制度的具体体现,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要改变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而是我国具体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调节与发展。第一,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和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表明我们国家的性质和政权的组织管理原则,这就是我国的政治制度。它是我们党在夺取政权后按照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建立起来的。但是在政治体制上,长期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也沿用了革命战争时期军事体制的某些做法,因而形成了一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切方面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同时由于这种政治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这突出表现在,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采取完全不同的体制。在经济体制上,与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完全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分配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资源配置上由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是春秋战国时期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变革.建立在分封制和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贵族政治必然会随着分封制的衰落和血缘关系的淡化及王室式微而渐趋崩溃.日趋激烈的诸侯国之间的竞争要求集权体制代替分权体制,郡县制就是适应中央集权体制的需要而出现的新的政治制度,与此相联系的是任命制取代世袭制,集权制取代分权制,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     

中国救灾体制的调整与变化:基于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救灾体制发生了部分调整与变化。以"层级-部门"为分析框架,从纵向层级间和横向部门间两个维度,来描述救灾体制的基本特征,并将救灾体制分为四种不同类型;选取唐山地震、汶川地震、芦山地震三个典型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来刻画中国救灾体制的演化过程。研究发现,唐山地震、汶川地震、芦山地震的救灾体制模式分别为"纵向集权-横向分类"、"纵向集权-横向综合"、"纵向分权-横向综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救灾体制的变化呈现出纵向上属地化、横向上综合化两大趋势。     

第三区域政企统合治理与集权化现象研究

我国开发区、新城、新区、功能区的治理显著区别于城市治理与农村治理,形成独特的第三区域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是政府再集权化,具体表现为政企统合,即政府与企业统合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突破了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制度,与改革开放初期设定的政企分开和分权化的改革发展目标相悖。第三区域开发建设是一种大规模生产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过程,其任务属性决定了政府集权化的制度演化逻辑。第三区域集权化战略有助于优化决策和协调、保障开发资金持续投入、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进而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政企统合模式极大地拓展了政府在资本、组织、人员等方面的治理能力,但其治理绩效也呈现出明显的相对性,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政府体制改革以及社会秩序维护三个层面。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再集权及其政企统合模式,其合理性受区域发展阶段和公共治理领域的限制,其演变方向取决于国家治理体制的变迁。     

实际政治实力提升、权力结构理性与包容性制度构建——一个改革逻辑北大核心CSSCI

权力结构失衡是权力腐败的根源,集权体制是当前中国权力腐败的"总病根"。制约权力腐败,首先要构建理性的权力结构,以权制权,然后以权力结构理性助推包容性制度建构,用制度控权。权力结构理性与包容性制度构建具有逻辑同构性:权力主体力量平衡既是权力结构理性的保障,又是包容性制度的核心。通过提升实际政治实力来带动权力结构理性与包容性制度的构建。捋顺三者关系是顺利推进改革的逻辑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