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之考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文章深入探讨了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当前社会福利政策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不足以缓解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导致再生育意愿减低;老人和儿童照顾中的家庭化倾向对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有双向影响,并且出现了生育女孩的性别偏好;基于性别平等视角的社会性规制缺失使得城市女性陷入就业和生育选择的两难境地,从而影响其二孩生育意愿。为贯彻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应提升社会福利政策"去商品化"能力,确立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和政策方向。     

“单独二孩”政策与青年生育

"单独二孩"政策是对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当前我国青年人对"单独二孩"政策的了解还不够深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经济条件和工作压力的影响,对于国家参与婴幼儿的抚养和青少年的管教保护有着较强的现实期待。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还需要在青年福利政策视角下加强对青年生育政策的完善。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当前低生育水平下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计划受到高度重视。本研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通过对比生育政策调整前、过程中,以及调整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化,研究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幅度很小,保持在1.94左右。意愿生育水平的城乡差距甚微,年轻队列的生育意愿较低和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集中在二孩的特征进一步强化。尽管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想生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但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出现下降,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风险加大,养育子女的最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经济和教育压力成为抑制生育意愿与阻碍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焦虑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延长人口红利,推迟老龄社会进程的重大决策。但是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却常常忽略作为生育主体的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面临的生育焦虑。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生育是影响职业女性职业进程的重要事件。本文以高校青年女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开放二孩政策下,这个特殊的高知群体所面临的生育焦虑。探讨了在社会性别标签下,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对高校青年女教师的不同角色期望,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模糊性对高校女教师群体的双重挤压。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和母职标准化更加剧了职业女性生育的压力。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要连接其他社会政策,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多中心儿童福利供给机制,全面降低生育给职业女性个人带来的性别代价。     

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

近年来年轻人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这将对我国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从农民家庭内部视角探讨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转变逻辑。研究发现，生育成本提高是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直接动力，而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则是其生育意愿转变的深层动因。生育成本包括女性生育成本和家庭教养成本两个维度。现代社会生育成本提高引发年轻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关键在于，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变迁。基于此，释放农民生育动力的关键在于通过相应政策支持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减轻家庭育儿压力。     

农村青年生育性别偏好研究--基于湖北省8市16镇31村的调查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已经成为了我国人口结构失衡的新问题,本文基于湖北省农村的实证研究认为,农村青年较之中年在家庭性别平等观念、对不同性别孩子的价值判断差异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对生育男孩偏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这为根本解决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家庭政策与青年群体的结婚、生育意愿：日本经验及其启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近期，国家明确提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政策仍属于探索期，政策细节仍需补充完善。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家庭政策体系、解决晚婚和低生育问题，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障。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人口结构、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更加相似，日本经验或为我国家庭政策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意义。文章基于日本的结婚和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了日本家庭政策对青年群体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日本家庭政策对中产阶层青年结婚、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生育成本较高，日本家庭政策只能提高青年群体的结婚意愿，却无法提高生育意愿。其次，在“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的背景下，日本中产阶层女性的结婚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而提高。这证明了中产阶层女性是家庭政策的重点关注人群。本文对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具有一定的应用对策价值。     

三孩新政下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检验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三孩新政实施后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在社会经济假说、价值意识假说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假说的框架下,探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以及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分析发现: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因政策放开而显著提升,仍然比较低迷。其中,劳动市场进出、价值意识、家庭内性别分工、生育成本、生育选择、工作与生育平衡性对生育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生育意愿的弱化起因于劳动市场进入增大了生育成本、个人主义价值意识促进了生育的自主选择以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导致了工作与生育难以兼顾,因此国外三个理论假说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     

中国城市女性生育二孩的成本—收益分析

为探究全面两孩政策下城市青年女性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从贝克尔经济学理论视角入手,根据不同孩次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研究发现,生第一个孩子时人们的生育行为受舆论和宗族观念影响较大,受经济成本影响较小,收益期待集中于"养儿防老";生育第二个孩子时人们的生育行为更具经济理性。二孩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对父母时间、机会成本要求起决定作用;同时父母对第二个孩子的情感收益期待更高。本调研带来的启发是鼓励二孩生育不能单靠政策的放宽,更需要从经济理性视角"多管齐下",在提高经济水平增加人民收入的同时,完善各项福利养老保障制度,健全相关基础设施,降低生育综合成本凸显生育收益,全方位促进生育水平的提升。     

农村妇女男孩偏好的“选择性理性”研究

文章从"选择性理性"的理论框架出发,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在浙江、湖北和河北等3个省份开展的"农村妇女家庭及生育状况"专题调查所取得的数据,分析了"为什么在男孩经济优势日渐消失的条件下,农村妇女的男孩偏好依然严重"的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妇女在进行生育性别的决策时存在着"选择性理性"现象。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个人意愿中的男孩偏好已经逐渐弱化,但是内化标准中的男孩偏好却受此影响很小,依然比较强烈。由于最终的生育决策是个人意愿和内化标准的折衷产物,所以导致人们的男孩偏好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显著改变。     

“全面二孩”政策下农村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流动模式——以粤西地区为例

"全面二孩"的重大决策,将对我国未来人口增长速度、劳动力流动和经济发展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关于女性流动对生育的影响,学界存在"多生论"和"少生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且这两种观点都有实证支持,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少生论"逐渐成为主流意见。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同时为了掌握"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农村女青年生育意愿的变化及对劳动力流动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对湛江、茂名和阳江等粤西地区的农村女青年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粤西农村地区生育率常年居高不下,城镇化进程滞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湛江、茂名的生育率为1.71,该政策的出台将强化当地女青年的二孩生育意愿。生育是影响当地农村女青年是否流动的关键因素,她们大多在婚前外出务工,在生育后回流本地。"全面二孩"政策不会改变她们这种既有的流动模式。因此,人口发展的重点应从计划生育政策转移到教育及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善上,且要加速城镇化进程,促进年轻的母亲就业,吸引农村女青年在城镇落户。     

“全面二孩”政策的人口学预测分析

人口政策是影响人口发展的重要变量,"全面二孩"政策会对中国的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通过对未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和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两种生育方案下未来中国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进行预测对比。发现: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将有助于减缓我国人口规模急剧下降趋势,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实现未来劳动力资源的持续供给,平衡人口性别结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趋于均匀至少需要84年时间;出于成本考虑,"全面二孩"政策可能会造成生育阶层化,进而影响未来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解决生育阶层化的有效途径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生育政策调整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负担的影响研究

当前,公共财政不仅要补助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筹集,还要承担其可能存在的赤字风险。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负担日益加重。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及其引发的系列问题,国家接连调整生育政策,那么,调整生育政策能减轻城乡居民医保的财政负担吗?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通过构建精算模型对生育政策调整前后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负担的变化情况进行仿真分析,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如果不调整生育政策,2090年时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负担是当年公共财政支出预测值的119.78倍;第二,如果按照"单独二孩"政策的实际生育意愿计算,预测期内累计财政负担相比原政策将下降3.35个百分点;第三,"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意愿越高,累计财政负担下降越快。当生育意愿达到100%时,累计财政负担相较原政策将下降62.27个百分点。     

“一孩半”生育政策的社会性别与社会政策视角分析

文章从社会性别和社会政策视角分析了"一孩半"生育政策出台的背景、目的、带来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该政策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人群中推行,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政策与生俱来的性别"短视",也由于该政策与其他相关社会政策的不协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误以及配套措施的不完善等缘故,"一孩半"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和间接地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相关。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依旧强烈的广大农村地区,在人们尚不能平等对待男性和女性胎儿的情况下,在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并不充分的前提下,推行"一孩半"生育政策姑息、纵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性别偏好。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梳理、协调、配套相关政策出发,通过对生育政策的改革以及社会性别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完善政策,从而真正达到推行生育政策增进性别平等的初衷。     

提升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确保女性职业稳定发展

正"单独两孩"政策出台以及今后可能的二孩全面放开,不仅意味着中国女性的职业生涯与生育过程有着更长时间的相互交错,而且由于二孩生育所带来的在时间、精力甚至财力上对职业发展的挤压也会加大。如何做好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更合理有效地平衡好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已经摆到各位拥有二孩生育意愿的职业女性面前。我以为,提升自己     

城市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三孩政策的实施,关注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对提升青年生育意愿、改善我国人口结构、推动人口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我国武汉市中心城区青年父母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城市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在总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类型上,青年父亲更担心子女教育环境,亲子互动有压力;青年母亲生活调适不足,人际互动有压力.婚姻满意度是影响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首要因素,家庭经济负担是青年父母养育的重要桎梏,子女数量是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潜在诱因.为重构青年养育的生态圈,本文从微观个体、中观家庭、宏观社会三方面提出缓解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对策:第一,青年父亲加强育儿参与,青年母亲注重自我调适;第二,青年父母用心经营婚姻与家庭,加强亲职学习并做好生养规划;第三,政府适度分担养育成本,打造"生育友好""性别友好"的社会环境.     

给家庭一颗“二胎定心丸”

正"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有调查结果显示,过半受访一孩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抚养成本、生育风险、母亲的职业考虑,是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考量,那么,政府应该如何给"二胎家庭"吃下定心丸?"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还是"不生"成为许多一孩家庭面临的重要选择。一方面,生育高峰的到来令医院产科一号难求,床位全面告急;另一方面,有调查结果显示,人们的生育意愿低于预期。     

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基于生育效用感和再生育成本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福建厦门市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抽样调查,文章以微观人口经济学的成本-效用学说为分析框架,考察职业女性的生育效用感和再生育成本预估对其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已育一孩职业女性对待二孩生育的总体意愿并不强;除了个人年龄、一孩年龄和一孩性别对其再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外,对孩子工具效用和二孩优势效用的认同有助于提升职业女性的再生育热情,但是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这些可以促进生育的影响并不能真正得以发挥,而对再生育后的职业发展成本和人际关系成本的预估则会显著抑制职业女性的再生育积极性,可以说,生育观念的转变和再生育成本加大是导致职场女性在二孩问题上呈现低生育热情的双重根源。     

家庭关系现代化对农村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家庭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出发,运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妇女生育意愿和生活状况的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趋势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中的男孩偏好所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能够弱化农村妇女的男孩偏好。那些在抚养孩子、经济和生育决策方面都不依赖于公婆的妇女,那些生育决策受亲属和宗族影响较小的妇女,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和经济能力较强、拥有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妇女出现男孩偏好的可能性比较小。     

男孩偏好作为一种生育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

本文采用实践社会学视角,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利用对一个亲属群体生育实践的访谈数据,从时空两个维度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农村地区男孩偏好生育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在此基础上还探讨了生育政策对男孩偏好文化再生产机制的影响,发现在生育政策背景下,部分农民因为偏离传统的例行性生育路径而陷入"生育困境",并从两个方面引发男孩偏好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1.在生育困境的压力下,一些文化要素伴随生活事件不断的卷入生育实践之中,使得直接遭遇生育困境的行动者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领会到男孩的社会意义;2.亲属网络将所有亲属卷入到当事人的生育困境之中,从而引发出对生育实践的集体性反思。正是这些日常的生活事件与亲属网络使得男孩偏好文化在广泛的时空向度上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