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自治的主要经验及农村自治的转变路径

近年,农村因城镇化扩张和新农村建设双重历史背景而融入城市或就地城镇化,这就需要按照城市先进的社区管理理念去治理农村新社区.目前城市社区建设经验主要体现在:一是社会结构出现了"基层政府(区)一大社区(街道)一小社区(居委会)"的三级层次萌芽,二是社会治理出现了从"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转型.农村地区可以借鉴这些经验,科学合理地划分国家行政权与社会自治权的边界,以社区自治为核心,推动"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模式的转变.     

推动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

我国面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大量地向城市集中,需要统筹城市建设和管理,推进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这种转变需要实现经济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由传统的"政府包揽一切"向党委政府主导下发挥市场力量、基层社会组织协同作用和公民参与转变;由单一的行政管理向法治、道德、网格化、信息化等精细化管理转变,从而提高城市治理能力,适应城市发展。     

行政法治视野下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我国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管理体制正在发生整体的深刻变化",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正在形成。这就带动了由"单位制"向"社会制"、"国家制"向"社会制"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从而推动了我国城市社会变迁的过程。行政法是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在推进社区管理体制创新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无可替代,因此,规范政府行为,明确社区各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在当前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尤为重要。     

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加强城市社区建设，是城市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历史必然，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及社会各个方面，是城市各项工作的切入点。当前要切实做好新时期城市社区建设工作，处理好五个关系：一、正确处理社区建设与政权建设的关系，克服“行政化”和“无政府化”倾向社区建设是在政府倡导和指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强化社区功能，发展社区事业，促进社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检验社区建设的效果如何，不仅要看城市管理体制是否理顺，效率是否提高，更要看社区建设实践是否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否…     

论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

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是激活农村社会机体的生命力,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开拓农村"就地城镇化"之路,以全新的生产方式、建设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进而形成"从农村到城市"转为"从城市到农村"的双向流动。因此,加强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对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具有极大地推动作用。     

中国的社区变迁和演化

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向为社区发展提供了空间,改革的深入进行、社会管理体制的转轨、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对社区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应从社区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出发,以自身的努力与政府联合一致,立足于社区资源来改变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在“行政化”“社会化”两者之间进行适时适度选择,利用社会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这一契机,推进社区建设,推动社会进步。     

“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研究

"三社联动"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了机遇,但社区社会组织仍然面临政社不分、合法性不足和社区居民认可度差等外部环境的束缚。在行动主义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可通过遵循社区治理的价值取向、发挥专业优势、探寻基层政府真实诉求、找准社区建设的中心任务和鼓励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等行动策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中外社区管理的比较分析

根据中外专家学者对世界各地社区组织管理现状的研究,发现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执政者在社区组织管理模式上各有不同,主要区别在于政府与社区结合的紧密程度不同,使社区的组织管理各具特色。通过中外社区管理模式的比较,我们认为国内社区的管理模式应该得到政府的调控和支持,采取政府负责规划、指导,给以资助,社区组织负责具体实施的策略。建议从转变理念、机制创新、制度保障、信息化支撑、城乡对接等方面着手,促进社区管理模式由行政主导下的社区管理模式向行政与群众自治并重的社区管理转变,最后形成以群众自治为主导的社区管理新模式。     

新加坡的社区治理经验

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避免或减少社会冲突是治国的重要理念之一。新加坡社区建没与管理的特点是：政府主导，强化组织；统一指导，民主自治；以人为本，积极参与。 政府积极推动社区建设，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基于社区建设的公共特征，新加坡政府负责90％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和50％的日常运作费。强调政府主导下的大众参与，既能弥补社区建设所需公共资源的相对不足，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执政党的基层建设。     

双向汲取:社区社会组织的行动路径分析

社会组织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聚焦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研究,能够更好地揭示外部制度环境制约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微观运行机制。运用"制度环境-行动策略-行动目标-行动任务"的分析框架,着重探讨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剖析复杂制度环境下社会组织行为策略选择及其多元化行动路径。S市G组织的个案研究表明,G组织通过"双向汲取"的行动策略能够实现社会组织行政性目标与社会性目标的双重目标达成。由于G组织接受任务的不同行动目标来源以及不同任务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差异,使得G组织"双向汲取"行动策略呈现出复杂制度结构约束下的多元化行动路径。     

以全新的理念推进城市社区建设

社区建设是新形势下政府处理社会问题的重要的领域 ,是继企业改制、市场培育、政府改革之后的又一大政府工作重点和焦点。随着社区建设工作向纵深发展 ,政府在推动城市社区建设中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我国社区发展和建设显示出其独特性。必须以共治化、民主化、法治化、服务化、整合化等全新的理念不断推动城市社区建设健康有序发展。     

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创新是一种必然,尤其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使一部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向社会进行转移,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在社会管理得到增强的形势下,城市社区建设的模式也进入相应的转型时期,实现这一转型的根本有效的方法是建立发达的非政府组织系统,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城市社区法治化建设的推进路径

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重点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社区是整个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的最基层单位,其法治化建设关乎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当前,城市社区法治化建设还存在立法工作相对滞后、法治化宣传教育不到位、治理主体关系不顺、法治人才队伍建设落后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区法治化进程。为此,推动城市社区法治化建设,应建立健全城市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大力加强普法宣传力度,进一步理顺党组织、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强化专业法治队伍建设,以法治建设为城市社区保驾护航。     

切实加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８０年代中期，我国以城市基层组织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为依托的城市社区服务应运而生，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职能开始朝经济尤其是社会服务的方向转变，相应地，街道成立了社区服务性的机构。从此以后，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面孔增添了现代化社会中社区的新色彩，我们国家的基层组织开始从政府管理型向社会自治和服务管理型变迁。当前，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关系到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能否真正实现突破的关键所在。但是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和运…     

城市社区：治理与重构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主体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被新的政府主导治理模式所替代,其治理体制特点为:权力配置集中;自上而下单项进行;“政社合一”;社会被国家结构化。到了80年代,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大量国有企业的破产以及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的出现,使城市社会治理结构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方面,政府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为社区提供了政策与法规;另一方面,非政府社区组织日益参与、渗入社区并介入社区活动。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治理转型将是一个趋势,它表现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的结…     

新时代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构建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城市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创新社区治理、推动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联系政府与基层群众的桥梁枢纽,国家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愈加重视,然而,由于历时短、基础不足、内外条件制约等因素的影响,社区社会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亟须完善社区社会组织的路径建设,以构建现代化的社区社会组织体制,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变革与政策选择北大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经历了从"身份依赖"向"契约依赖"的转变;从"机械合作"向"有机合作"的转变;从"行政化"体系向"社会化"体系的转变。这些变革的路径特征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社会现代性的成长,也揭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变革方向,对政策选择也有所启示。经验表明,社会治理的动力机制建设应由主要依赖政府驱动向主要依靠利益驱动和价值驱动转变;社会治理体系应由封闭向开放的组织关系转变;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应由主要依赖强制性规则向主要依赖任意性规则转变。     

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的历史演进及其行为取向

城市社区党建对于中国共产党确立其在城市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城市社区不同于传统单位的政治生态又使得城市社区党建面临着巨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了社区党建活动。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问题意识阶段、政策思路形成阶段、全面建设阶段。在此过程中,社区党组织表现出国家化和行政化的双重行为取向。这一双重取向的出现具有其内在的逻辑,并有助于解决社区党建过程中出现的重要问题,但是其相互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张力。社区党建的演进历程表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构建一元化权力结构的目的出发,用自身的党建逻辑在型构社区的权力结构;另一方面,社区的制度环境也在推动着社区党组织的转变乃至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党建活动与社区民主自治的发展也在进行着双向的互动。     

行政动员与社会吸纳:安置社区混合治理实践及其反思

安置社区的过渡性特点决定了其治理事务数量远远多于农村社区和成熟的城市社区。为了维持安置社区的公共秩序,基层政府采取了行政动员和社会吸纳相结合的混合治理策略,具体包括对社区干部的行政化动员、对半正式精英的组织赋权以及对非正式积极分子的社会吸纳。混合治理不仅实现了技术治理与情感治理的叠加,同时又能完成对居民诉求的快速回应和现代公共规则的输入。混合治理结构匹配了安置社区处于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二元过渡状态,决定了安置社区内部既有现代化的技术治理和社区行政化需求,又有熟人社会非正式治理规则的运用。但混合治理结构中由于行政动员过于强大,从而限制了社区自主性和居民自治性的发展。安置社区中的混合治理要重新塑造政府主导下市场和社会的参与边界,更大程度地发挥社区的自主性。     

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向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当前，社区建设在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的同时，也呈现出六个方面的积极发展趋向，即：社区发展将呈现渐次推进的梯度格局，政府将由直接参与、推动转向为引导、协助社区建设，社区自治组织和民间组织的能力和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社区居民将由“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与服务方式将实现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社区服务将进入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为主的内涵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