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文与宋廷地方治理考略

榜文不仅是古代重要政令传播的方式,同时也是宋代朝廷进行地方治理的重要手段。通过榜文,宋廷将宋代地方与中央联接起来,从而得以将中央的意志贯穿到帝国边陲,完成了从思想到经济等社会诸方面对地方的整体控制,实现了国家对民间社会事务的有效管理,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依附于国家的现实。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探析

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结构上的特点为:中央政策依赖于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对地方政府采取人事控制手段,立法和司法在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作用甚少;中央政府缺乏强大的政治部门审议决策并控制行政机构;建国以来,以省为地方的代表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省为地方的重心来建设地方政府。上述特点造成中央政令不畅的同时兼有行政中央集权弊端。改革要通过结构调整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双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是普遍和严重的。我国要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特别是全国性法律规范与地方性法律规范的冲突问题,在法院有权对法律法规选择适用的同时,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判例制度。     

浅谈我国宪法监督制度

宪法监督制度的不完备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大难题.如何真正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监督权,使违宪行为或违宪法令得以制止,是维护宪法尊严、保证中央与地方政令统一的关键环节.设置“宪法委员会”、“宪法法庭”的几点建议,以期引起学术界关于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讨论.     

专政·执政·执政能力·治理能力辨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专政和执政概念内涵的界定上存在很大差别。前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通常与暴力和强制相联用,而后者指在不放弃暴力和强制的条件下,侧重于领导和管理。无产阶级政权从建立之初到得以巩固,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在强调专政职能的同时,工作重心应有一个从专政向执政的转变过程。执政能力,强调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掌政权的本领,对执政能力的主体给予理论上的三维关照,并将其与治理能力相区别,突出党中央对地方党组织的驾驭能力,以及将地方党组织贯彻中央政令、维护中央权威的程度作为衡量其执政能力强弱的标尺之一,符合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善治的必然。     

地方立法权的范围

各国地方立法的范围都排除了中央立法、中央执行,以及中央立法、中央和地方共同执行的事务,但在有些领域却不甚统一,有的由中央定原则、地方定细则,有的由中央和地方共有。地方立法通常表现为职权立法和授权立法,还有＂可中央立法、可地方立法＂的模糊地带。在地方立法的类型中,执行性立法是大国不可缺少的,特殊性地方立法是所有国家对个别问题进行调整的手段,普通地方立法往往与一国的民主进程有关。我国地方立法权的总趋势应是＂放＂而不是＂收＂。     

适度放权 促进经济发展

<正> 政府职能的重点是管理经济,如何管好呢?根据广东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实践体会,其中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在保证政令统一,步调一致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合理、适度和有效地下放权力。凡是适宜于下级办理的事情,都由下级研究决定和执行。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充分发挥地方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增强地方经济活力。这既是科学运用行政领导权力的标志,又是改善和加强政府管理经济的关键。在政府行政管理中,无论推行集权制、     

外资政策演进过程中的地方政府执行力问题研究

政策执行力是衡量政策运行质量的核心指标,也是决定政策执行合理有效的关键要素。每个地方政府都会拥有一定的政策执行力,只是不同政府间执行力的强弱不同。地方政府采用何种策略执行中央政策,取决于中央和地方力量的对比,中央和地方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以及该项政策的明晰度等因素。由于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对比居于核心地位,最能决定政策执行取向,本文在Matland政策冲突性——明晰性矩阵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细化,按照中央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主导两种情况,分别分析地方政府在外资政策演进过程中的执行策略。     

中央与地方监控关系与合作关系比较

中央与地方关系除了职权关系和组织关系外,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监控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合作关系。 一、中央对地方的监控关系 地方政府的活动要受到一系列监督或控制。首先,地方政府作为代议制政府机构,要受选民监督;其次,地方政府要受社会舆论监督;再次,在一些国家,地方政府还受司法监督:法院可依越权原则监督地方政府的活动。除上述监督形式外,地方政府还要受到来自中央的监督或控制(以下称“监控”)。在对地方政府的监控体系中,中央监控是最重要的一种。 为什么中央要对地方进行监控?     

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研究的五个视角

本文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内外主要学者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的分类,将其归纳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研究的五个视角。     

法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监督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一直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始于1982年的法国地方分权改革在扩大地方自治权限、增进地方民主的同时,也给法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即法国政府如何解决中央权力撤出后对地方事务缺乏监督和制约的问题。为此,法国政府改革了监督手段,完善了监督机制,通过宪法委员会的监督、立法监督、行政监督以及司法监督,有效地解决了地方分权后对地方自治团体监督缺位的问题。对照法国的经验,我国在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应该发挥法制在对地方监督中的作用,努力实现监督法制化,建立独立和权威的监督机关,强化对地方的财政监督和加强司法监督,以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