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期间民事权利的限制与保护

民事失权制度是立法者对不平等的有意利用,是一种社会管理和控制手段.主要宗旨是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和社会成员的驯化.重大疫情期间,社会进入紧急状态.国家和政府会采取严格的管控政策和措施,公权力扩张和集中,民众的权利会遭受到克减、限制或剥夺.重大疫情期间对民事权利的限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其背后的价值判断是为了保障全体民众的生命...     

保证期间的法律性质再认识

保证期间是担保法中规定最为复杂的一个概念 ,如何界定它将关系到对保证期间制度其他内容的建设。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不积极行使债权产生的最直接后果———保证人保证责任免除 ,决定了保证期间的除斥期间性质。对保证期间性质的研究是我们研究保证期间的一把钥匙。     

诉讼时效：保护还是限制

诉讼时效作为一种督促债权人积极行使权利的法律制度,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都引人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法治水平条件下,除当事人可主张诉讼时效利益外,法庭在审判活动中亦可主动援用诉讼时效作为裁判依据;同时,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与当事人对已过诉讼时效的债务的重新确认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应予严格区别。     

论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是担保法上的重要概念。本文试对保证期间的概念进行界定,并通过对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比较,归结出保证期间的性质。最后,对保证期间的适用问题进行了论述。     

民事权利实证分析

通过民事权利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民事权利是现实的权利，是受人尊重的权利，它享有与行使上具有不均衡性。     

论担保物权的存续期间

担保期间是担保物权的存续期间 ,是担保物权人行使担保物权的法定期间。担保物权属于物权范畴 ,与债权不同 ,其物权性质决定担保期间受物权法定原则约束 ,因此当事人自行约定的担保期间无效 ;担保期间不受主债权诉讼时效影响 ,虽然担保物权具有从属性特点 ,主权利消灭 ,从权利随之消灭 ,但须明确的是 ,所谓“主权利消灭”相对于担保物权而言 ,只有在其实体权利消灭时 ,才发生担保物权随之消灭的效果。诉讼时效完成消灭的仅仅是胜诉权 ,其实体债权尚存 ,此种情形不能当然导致担保物权的消灭。可见 ,担保物权的存续期间取决于法律规定     

保证期间性质与起算浅析

保证期间简言之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理论和实务界对保证期间的性质颇多争论。近几年 ,我国担保法律制度得到不断发展 ,但在保证期间的起算等规定上还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 ,需要进一步完善     

民事权利要素与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初次审议,我国迎来了民法典编纂的新高潮。虽然我国民法典将努力延续民事部门法的立法传统,但依然要面对体系的构建问题,以便协调民法典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在《民法总则(草案)》公布的背景下,民法典体系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将直接影响到民法典分则的编纂。从民法典总则到民法典分则再到整个私法,民事权利要素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对民事权利要素的讨论通常隐藏在民事权利本质论之中。一方面,民法典总则作为民法典乃至整个私法的公因式,以民事权利要素为体系基础;另一方面,民法典分则以典型民事权利为基础,要求高度独立性和体系完整性,分则是民事权利要素分化的结果,同时构成了流动性私权体系的基础。     

民事权利能力若干问题研究

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原因。民事权利能力起源于古罗马,但只有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民事权利能力才是完全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平等实质上是人们意思表达资格的平等。本文还论述了自然人与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一些问题。     

论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

无论在我国现行立法上还是目前理论界,关于保证期间的性质一直处于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之间徘徊不定的状况。其实,保证期间既不属于除斥期间,也不属于诉讼时效,它是独立于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之外的失权期间。在理清保证期间和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关系及主债务诉讼时效和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关系的基础上,指出现行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修改现行立法的建议。     

论民事抗诉权的限缩与优化

民事抗诉的目的仅在于纠正法院错误的民事裁决,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且是二者的统一。在此目的支配下,在修改民事诉讼法、完善民事抗诉权时,要注意协调民事抗诉主体的立法配置,并对民事抗诉事由进行理性限缩,适当调整和优化民事抗诉程序。     

警察权与公民权关系的双重分析

警察权的行使与公民权的保障始终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协调和解决:1.兼顾利益,适度控制警察权;2.为达平衡,适度扩展公民权。     

文化权利:公民权利的社会基础

西方国家政治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取得稳定发展的同时,国内少数民族文化权利问题开始成为主要矛盾。西方主要的三派政治理论分别从不同的立场提出解决少数群体文化权利问题,其中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政治理论提出少数民族自治来实现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正义理论。但是这些主张与国家普遍公民权发生冲突,进而影响到自由民主价值和政治制度稳定。因此,自由主义的民族政治理论只有进一步地探讨如何有效地处理民族国家的一元文化要求与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保障少数民族公民权利和公民文化权利和睦相处才能真正解决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     

对民事执行权的再思考

正确认识权力是正确运用权力的前提。执行权既非司法权也非行政权,更非两者的混合,而是在立法权之下,与行政权、司法权并列,并借用行政、司法资源为特定目的独立运作的第三权,其本质是国家强制权。     

检察机关民事起诉权的设置与限制

中国检察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是整个司法制度研究的重点难点问题。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角色定位应当得以修正,在实践中造成负面影响的监督性干预不应强化。借鉴各国的经验,正面建立检察机关以国家公益人身份提起民事诉讼的制度是具有合理性的可取之法。     

“平等”视角下的人权、民权与国权——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得失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要是将现代性价值中的"平等"与中国近代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其内容涵括民生主义--"贫富均等"个人人权的表述;民权主义--民众公权与精英治权相平衡的构思;民族主义--国家主权平等的文化追求.三民主义对中国近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它又蕴含着无可规避的历史局限性.     

非典危机引发的公民权利问题刍议

非典危机凸显政府预警和应急机制的局限,更反映出我国公民权利实现和保障上的问题。我们应以公民知情权和人身自由权为核心,借鉴国外维护和保障公民知情权的经验,在宪法和法律层面上规范和实现公民知情权,尽快制定《信息自由法》。同时,从个人自由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平衡的角度,分析抗击非典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合理限制,强调坚持“法律下的自由”。     

民事特别权利能力限制性分析——以人格与权利能力的比较为展开

人格之有无是民事主体是否能成为主体的最本质规定性，是一种事实层面之判断。然而，权利能力是在主体享有人格之后能够享有何种权利，承担何种义务的一种能力或资格，是一种价值层面之判断。基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二者的判然有别，将人格和权利能力的分离是有必要价值意义的。而一般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在法律上能够享有必不可少之权利和承担必不可少之义务之资格；特别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能够享有某种个别的或特定的权利义务的资格或能力。然此种特别的民事权利能力的要求相当于对主体权利能力的限制性规定，对此种特别民事权利能力的限制，其价值就在于更加充分的对市民社会生活中各方主体利益的维护和尊敬，并亦科学的明晰民事主体权利能力的内涵，为我国将来制定科学的民法典起基石作用。     

主体公法权利与宪法法律特性的回归

公民宪法权利未能得到司法保障、宪法对其法律特性的偏离是中国宪法的实然景观。其法律制度根源在于主体公法权利的原则 (制度 )未能确立。中国宪法对其法律特性的回归意义重大。其回归之路在于市场化导向的制度创新。     

人权保障：民主与宪政理论的灵魂

宪法是人权的根本保障书 ,宪法学以人权为逻辑起点 ,而人权产生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为了保障人权 ,宪法学出现了两大根本理论。民主理论从人权的肯定形态“公民权利”方面保障人权 ,宪政理论则从人权的否定形态“国家权力”方面保障人权。民主与宪政理论的结合形成人权保障的理性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