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摊贩自治的基础及限度:空间权利的视角

面对各大城市中流动摊贩治理难题,摊贩自治往往被视作最佳的治理途径,各地也纷纷开展摊贩自治试点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作为一种新的摊贩治理模式,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解析流动摊贩自治的基础,并且对其可能存在的限度进行前瞻性探究。"空间权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认识视角以及连接这两个问题的解释框架。在政府主导的城市空间权利分配中,流动摊贩空间权利总体上处于模糊和被动的状态,政府对流动摊贩空间权利有限度的赋予构成了自治的基础,而其限度在于这种脆弱的权利基础一旦遇到外力的冲击很容易瓦解,流动摊贩自治也就随之终结。     

城市摊贩管理的治理视角

一直以来摊贩被视为“城市之瘤”，城市的干净、整洁、有序不仅被视为城市政府管理能力的重要尺度，也是城市政府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砝码。但是另一方面城市是个有机体，各个部分在有机体获得规定的同时也证明了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城市摊贩作为城市不可缺少的部分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无疑在当今城市治理中，主管部门的取缔和摊贩的抗争成为城市管理的难题，分析摊贩产生的复杂原因，在综合摊贩正负作用的基础上认为主管部门应该转换管理思路。     

国内外城市流动摊贩治理经验及启示

随着我国城市流动摊贩数量的增多,其所带来的外部负效应诸如占道经营,扰乱交通秩序;污染环境,影响市民生活;产品质量及食品卫生难以保障;无证经营,扰乱市场秩序等日益严峻,迫切要求我国必须对城市流动摊贩进行治理。但由于当前我国城市流动摊贩治理能力的有限性,这种负面影响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制化"治理、韩国的"分区式"治理、泰国的"人性化"治理等国内外城市流动摊贩治理经验对我国城市流动摊贩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如实行疏堵结合管理,引导合法经营,多元化治理等。     

机会空间、资源策动与城市流动摊贩的管理困境:政治过程的解释框架

摊贩现象是世界各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从政治过程的角度来理解街头商贩的行动逻辑可见,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外部资源的利用,使商贩实现了由弱者向政治行动主体身份的转变;而运动式的城市管理模式却从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管理者体制资源的耗散,这是摊贩治理失效的体制根源。要解决城市流动摊贩问题,有必要探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固化与缓解——以城市、乡村、市场与政府互动为视角

伴随人类社会分工的形成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乡村与城市的分工及其二元结构。随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愈加突出;同时由于城市和乡村在其对立过程中各具优势资源,通过市场渠道的相互作用,也为逐步缓解这种对立创造着条件。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离不开人类社会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普遍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其特殊性来。其中,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于建国初期,固化于"单一所有制结构"与计划经济时期,缓解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已经或正在消灭,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已经或正在缓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性景观依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缓解过程是在农村优势资源、城市优势资源、市场决定作用及政府积极作为等"四要素"相互作用中逐步实现的。本文对此拟做初步的分析论证,分别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矛盾、差异问题上阐述了自身的基本观点。     

基于张力视角下的流动摊贩治理困境——以广州市流动摊贩治理实践为例

本研究以广州市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引入张力概念分析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基于利益实现和管制方式二维分类要素建构了流动摊贩治理议题张力框架,借以探寻困境背后隐含的治理关键矛盾点。研究发现:生存困境、执法困境和空间困境是当前流动摊贩治理面临的主要现实困境;“发展—生存”张力、“规范—生存”张力是困境所体现的两组张力;在流动摊贩治理实践中,城市管理者应当调和这些张力以兼顾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诉求,关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就业机会、城市战略规划等关键性问题。     

再造权利空间:摊贩的城市化之路

对于城管和摊贩之间的冲突,法学研究者强调执法的正当性和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城市地理学研究者注重其空间分布特征和空间规训效果。双方都未能将法律和空间直接联系起来。从空间的视角来观察,法律话语和意识形态建构了摊贩所需的公共空间,而摊贩则依赖自身的空间行动改变法律。空间与法律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过程。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冲突就是二者对空间的交易和争夺的过程,其深层原因在于以法律话语建构的空间的表征与摊贩的表征的空间之间的内在冲突,以及摊贩与城市公众对于空间的使用和空间价值之间的冲突。如果说摊贩通过行动再造空间是为了获取城市权利,那么这条路注定充满崎岖。     

赶超国家、发展政治与排斥型摊贩治理 ——以S市的摊贩监管政策实践为例

中国的大城市政府对摊贩经济的治理愈来愈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以堵为主"的排斥型摊贩治理模式。文章尝试性地建立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政治"的理论分析框架来解释这种排斥型摊贩治理模式的产生机理,并以S市的摊贩监管实践作为经验佐证。"国家主导的发展政治"强调在一种赶超大国的时空背景下,城市的政治精英采取一种增长驱动和文明化发展的空间治理战略,对包括摊贩在内的非正规经济的强势压缩不仅受到实现城市更高质量增长的驱动,而且还受到一种由赶超意识和文明建构欲所激发的城市文明化发展逻辑的推动,导致城市政府通过多种类型的政策工具不断地强化对城市空间的严密控制,继而形成对城市空间的资本化和文明化的双重建构实践,最终在城市治理政策导向上形成对非正规的、低端的、有损城市形象的摊贩经济采取严厉的排斥型治理措施。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为农村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要实现乡村振兴就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我国长期以来是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和乡村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还未形成。因此,在产业发展、环境治理及公共服务等方面要大力推动农村和城市的融合,要通过城乡要素顺畅流动来带动农村的繁荣和发展,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人力资本视角下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据统计，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82万，这一群体的教育问题开始突显，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差距和“二元分立”的义务教育体制，使得民办子弟学校教育资源短缺，流动儿童失辍学情况严重。对流动儿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培养，从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下的制度改革入手，突破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合理调配教育资源，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群体的受教育问题。     

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挤压与行动者策略——关于城管执法研究的文献综述

过去10年的城管执法研究,在城市化进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呈现了城市街头空间一幅生动的行动者策略互动场景,揭示了其背后隐藏的行为机制与深层原因,展现了“空间矛盾——行动者策略——策略效应——秩序建构”的研究脉络。综合来看,城管执法行为体现了空间维度的多层次性。从微观情景来看,街头官僚使用信息权力形成执法行为差序格局,与被执法者之间博弈演进,通过试错空间形成场域转换的默契互动,以执法吸纳政治、模糊性治理等策略平衡议题争议性;从中观情景来看,城管摊贩冲突发生在过渡型边界与灰色空间;从宏观情景来看,城管执法行为的空间矛盾本质上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挤压。     

昆明市公安局北京路派出所城市监控报警系统的调查分析

城市是社会治安案件最集中、最突出的地区,城市公安派出所是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治安案情、案件的主力军。昆明市公安局北京路派出所于2006年5月启动以全过程视频监控报警系统为开端的街面社会治安管理现代化警务运行模式建设。试运行以来,极好地体现了城市监控报警系统在打击街面犯罪、维护街面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实践证明,监控报警系统可以作为城市公安派出所现代化治安管理警务运行模式的基础平台。     

市郊结合部地区街面治安防控的思考

街面案件主要是指发生在街面和道路上的抢劫、抢夺、诈骗、盗窃等案件。当前,市郊结合部地区街面案件多发,为此,必须明确治安防控的责任主体,强化街面案件的预警机制,强化侦防巡诸警联动、责任捆绑机制,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公密结合,因地制宜,切实加大对街面犯罪的打击力度。     

报应刑正义价值初探

报应刑所实现的法律正义可能是一个矛盾,难以实现“恶法亦法”情况下的社会正义。这一矛盾难以在实行积极的罪行法定原则的我国刑法内部得到解决。缓和这一矛盾的理想途径是通过对《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进行解读,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措施,尽量减小报应刑实现法律正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能力建设

流浪儿童问题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现象,其形成具有制度性原因,它与开放的社会环境有关,与某些家庭的贫困化、解体和解组有关,也与社会管理的模式有关。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需要进行新的制度建设,也需要完善救助保护系统,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领域应实施社会工作制度,从而加强对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能力建设。     

知识产品内容的部分披露和信号传递

知识产品具有典型的经验品性质,而信息不对称限制了高质量厂商征收高价的可能性。基于对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时代商业实践的观察,考虑了一种崭新的信号传递机制,即高质量厂商可以通过知识产品内容的部分披露而将其与低质量厂商区分开来,以此为基础,刻画分析了部分披露导致分离均衡的条件以及均衡的相关性质。     

儿童流浪行为分析及其干预策略

流浪儿童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既有社会结构变迁、家庭功能失调的影响,也是儿童和青少年个体适应不良的结果,因此解决流浪儿童问题需要运用综合发展的策略。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我国流浪儿童保护机构应有的干预策略包括机构内的行为、学业和就业辅导,机构外的家庭维系服务和社区安置,从而保障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问题与对策:基于上海的研究

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是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本文结合上海区县、街镇的实际,梳理了当前基层公共服务存在的较突出问题,并剖析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各种因素。目前制约基层公共服务能力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理念问题,也有体制问题,提高政府服务能力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性建议和意见。     

公共管理改革中的三个悖论

本文关注当代公共管理改革中的三个悖论 ,即全球化的悖论 ,不良改革景象的悖论和管理主义的悖论。文章力求通过考量不同的公共服务协约对于改革的影响来解释这三个悖论。     

“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人生》中高加林的心理欲望探析

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作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知识分子典型，至今仍散发着特殊的时代魅力。高加林身在农村、心在城市的存在特征使他成为一代农村知识青年的代表，他在爱情方面的遭遇也是当时的突出问题。通过对高加林的心理欲望以及与刘巧珍、黄亚萍的情感纠葛进行解读，可以发现高加林在刘巧珍和董亚萍之间遭遇的取舍难定、藕断丝连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