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层次性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的不断完善,证明标准的确定和把握已是刑事司法的关键和核心。根据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不同规定的介绍,针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分析,剖析了“客观真实”标准的不足之处,结合西方的证明标准,提出我国必须建立具有层次性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使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具有层次性和可操作性。为我国的司法实践不断完善和进步,从而体现司法的公正、公平、平等。     

对刑事证明标准的思考

刑事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主体,履行其证明责任所必须达到的法律要求的程度。研究证明标准理论,完善刑事证明标准,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此文章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应当构建的具体标准作了分析探讨。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讨

刑事诉讼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正确地收集、运用和判断证据,对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从而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事证明标准,两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一、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想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西方国家的证据立法早已据有一席之地。而在我国长期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中存在着“轻程序重实体的”观念,为追求实体的公正而忽视程序的公正。目前,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严格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然也…     

论诉讼证明的证明标准

本文评析了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界近期出现的否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各种理论观点。作者将诉讼证明标准划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认为诉讼证明活动不应以证明主体主观判断作为是否证明的标准。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以及诉讼的各个不同阶段,都应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客观证明标准判断待证对象是否已经证明。     

试论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及完善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对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证明案件事实,特别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所应达到的程度标准。我国长期以来把客观真实作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本文分析了这种做法的弊端,并提出法律真实作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合理性。最后对具体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建构提出几点看法。     

驳刑事诉讼多层次证明标准论

就现阶段而言，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刑事诉讼构造和司法生态环境，并且由于认识的问题、探究案件事实的能力、程序分流机制设置、侦办案件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应坚持不同诉讼阶段统一的证明标准，而不能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这有利于防止错误追诉，防止错判．防止更大量的案件进入审判从而带来的案件发回重审。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价值选择

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中规定的证明标准均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有限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论研究中,也都把其认定为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间或简单地套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在实践中根据行政案件的不同性质,往往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研究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有恰当的方法论,从价值选择的角度研究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就是其中之一,在该种方法下得出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既为法官提供了宏观指导,也符合了行政诉讼的目的,能够根据不同性质的行政案件,公平合理地作出裁判.     

刑事诉讼法视野下“证据确实、充分”新解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标准还是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都对我国证明标准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在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分解和细化,并将"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正式的证明标准予以确立,对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都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但修订后的证明标准,仍显的笼统、抽象,对"合理怀疑"的借鉴也缺乏对本土资源的考察,这就需要继续细化刑事诉讼程序中各阶段的证明要求,明确各部门的职权分工,充实"合理怀疑"的内涵,实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证据裁判原则若干问题之探讨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应当遵循的核心原则。从世界范围来看,诉讼证明方式的演进历经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和证据裁判三个阶段。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口供裁判、证据裁判精神体现到证据裁判原则确立的漫长发展之路。在我国贯彻证据裁判原则,要做到正确理解案件事实的内涵,有效解决证人出庭问题,进一步完善口供补强证据规则,并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中国化解读。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弊端与重构

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对比两大法系国家及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分析出目前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弊端,针对弊端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及建议。     

以司法独立原则推动我国司法的制度性变革

刑事诉讼法第五条所确立的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原则是司法独立这一法治原则在我国部门法中的变异,也是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对两者作理论上的比较研究,探索司法制度变革的路径,有利于推动我国整个司法体制的改革。     

德法相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

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道德法律资源交流中,确立起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是当前我国道德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任何伦理道德体系的形成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意识形态西方化并不是解决我国现时道德建设问题的途径。必须用历史的眼光,用实践的勇气,扬弃泛道德化和泛法律化的两种倾向,确立德法相融的价值取向。     

忠:中国历代臧否人物的重要尺度和标准——以传统经史文献为中心的历时性考察

中华民族有着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的优良传统,也一向重视道德评判,而忠毫无疑问是我们的先人最常使用的重要尺度和标准之一.孔子开了把忠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重要标准和尺度的先河.迄于战国,忠则流芳百代、不忠则生不如死似已成为士庶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秦汉以降,直至明清,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忠始终都是臧否人物、裁断是非的重要道德标尺.特别是晋以后,根据忠德方面的表现对人作出品行优劣的评判,业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推崇忠德、旌表忠臣,更为历代士庶所乐此不疲.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案犯移交问题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案犯移交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引渡,性质不同,问题相似。在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案犯移交应以坚持双重犯罪原则为基础,但不应采取政治犯不引渡、死刑犯不引渡、本国国民不引渡等项原则。     

人民监督体系思考

建立人民监督体系是对国家政治权力进行监督的必然趋势。目前 ,建立人民监督体系必须做到 :依靠法制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 ,积极建立人民监督机制 ,改革和完善人大监督制度 ,在思想上统一认识     

试论以德治国的时代内涵

以德治国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要求 ,因此对其中道德标准的界定 ,就必须赋予丰富的时代内涵。这至少应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制度规范下的道德标准 ,适应法治环境的社会道德 ,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道德素质 ,与现代文化建设相融合的时代道德。     

高职教育刑事执行专业课程改革的思考

目前，高职教育刑事执行专业人才培养的效果与市场之间还存在着系统偏差，而导致这一偏差的最直接原因是课程设置不当，因此我们必须加强课程改革。当前，课程改革要坚持就业导向、能力本位等原则，坚持以高职教育刑事执行专业的培养目标、刑事执行行业岗位对人才的基本要求等为依据，并采取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先进的教学手段等措施。     

邪教“法轮功”消极影响的社会心理学探析

文章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 ,探寻了“法轮功”消极影响形成的主、客观原因 ,并且从社会和个人两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避免规范失衡的长期存在 ,培养人们正确的归因模式和认知的独立性。     

党内民主运行：问题、原因及对策——以政治文化为研究视角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党内民主运行仍面临诸多困境，如以权力划分党员权利，以书记为“当然”核心，由组织“控制”选举局面等。造成党内民主运行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民主文化的有力支撑是其深层原因之一。现阶段，只有大力弘扬党内民主文化，积极培育党内民主意识，及时更新党内民主观念．才能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生产力标准的道德哲学含义

生产力标准在道德哲学层面上,不仅体现了以社会为本位、以人民幸福为终极目标的功利主义原则,而且体现了以物质文明为基础、以精神文明为灵魂的社会进步的综合价值取向;不仅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利益关系体系的客观要求,而且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和人类自我完善的主体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