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近代平地瑶的经济变迁

一个民族经济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 ,生态环境因素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不同的生态环境条件下 ,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经济发展实体。平地瑶迁居平地后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 ,近代其传统经济形态发生重要的变化 ,并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导致近代平地瑶经济变迁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而当代平地瑶地区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良性生态环境的推动。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动员问题探讨——以河北定州翟城村为例

借助笔者在河北定州翟城村获得的第一手调查资料,本文在“治理!善治”的分析框架下,就翟城村治理中的农民动员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研究认为,乡村治理中的农民动员以被动员者共同利益诉求为基础,发起者的动员目标和农民共同利益越贴近,其动员的正向力量越大,动员成功的可能性越高。农民动员一旦发生,动员方式的选择就成为动员效果好坏的关键;而动员方式选择又取决于动员目标和发起者特征;另外,可动员资源是维持或强化动员效果的重要外部条件。     

乡村治理视域下民族地区民间组织的治理研究——以青海省“侃果哇”民间组织为例北大核心

民间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面对新时期民族地区的结构性变化，需要对民间组织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提升其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其健康发展，进一步助力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文章分析了青海省“侃果哇”民间组织在当代的异变倾向及不利影响，认为在强化对民间组织的监管的基础上，政府应转变管理思维，积极引导和培育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使之进一步成为助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丰厚资源。民间组织则需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在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与政府之间构建“协同”关系，实现乡村治理的“共治”和“善治”。要严格识别和打击民间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净化乡村政治生态，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     

传统民族精英与制度精英在村治中的契合性作用——以广西LH瑶族乡的白裤瑶村落为例

在少数民族村落,由于传统民族文化记忆的延续,承担民族文化传承责任的传统民族精英对村落社会政治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而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制度精英也以其法定地位实施对村庄的制度化治理。以广西一个白裤瑶村落为例,考察传统民族精英与制度精英如何在民族文化的共同记忆和身份认同中发挥契合性村庄治理效应。     

白裤瑶农村厕所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以广西南丹县里湖乡怀里村为例

提倡农村新建、改建无害化卫生厕所一直是农村环境卫生工作这个难点中的难点。长期以来,由于生态环境和传统观念等方面原因,白裤瑶村民没有使用厕所的习惯,厕所卫生设施的建设缓慢,这对瑶胞的健康造成很大影响。白裤瑶的厕所的历史和现状应引起人们对白裤瑶以及那些处在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卫生状况的关注。     

白裤瑶农村厕所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以广西南丹县里湖乡怀里村为例

提倡农村新建、改建无害化卫生厕所一直是农村环境卫生工作这个难点中的难点.长期以来,由于生态环境和传统观念等方面原因,白裤瑶村民没有使用厕所的习惯,厕所卫生设施的建设缓慢,这对瑶胞的健康造成很大影响.白裤瑶的厕所的历史和现状应引起人们对白裤瑶以及那些处在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卫生状况的关注.     

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乡村治理路径研究——以河南省H村为例

当前乡村治理实践面临诸多困境,集中表现为治理“缺位”：农民参与村务治理“边缘化”、农村协商民主缺位及乡村治理制度规范缺失等。这不仅有悖于基层民主自治初衷,亦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全过程人民民主具备人民当家做主的完整程序和制度链条,强调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在场”性、全过程性、有效性,并秉持协商原则,确保人民参与公共事务“全过程在场”。由此观之,全过程人民民主可有效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通过构建“两化三治”路径,即在坚持乡村民主治理政治化和社会化的原则下,构建以公共理性加强德治、以行动赋权推动自治、以制度规范保障法治的乡村多元治理路径,从而全方位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全面激发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活力。     

以“家”为媒:基层的生活化治理实践——以结对治理模式为例

“家”作为国家正式制度与农民日常生活持续互动的治理场所与生活空间,构成主体间进行资源互嵌的“行动场域”。结合结对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材料,以“制度-生活”分析视角通过制度的运行化、制度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制度化三个阶段的研究,可以看出正式制度与家庭日常生活间的互动机制与实践逻辑。正是在“家”中,国家的正式制度才有被生活化的可能,“家”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场域性媒介与治理实践的意义源泉。以“家”为媒,不仅需要将其看作普通人与国家相遇并互动的舞台,还需要通过“家”看到具体而鲜活的“人”,看到富有“至尊现实”意义的家庭生活世界。     

花蓝瑶丧葬文化变迁研究——以广西金秀六巷门头屯为例

花蓝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明朝大藤峡瑶民起义失败后被统治者驱赶进大瑶山中,他们克服山地恶劣的环境,世代生存、繁衍在大瑶山,其特殊的民族历史造就了花蓝瑶独特的民族文化.丧葬是花蓝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丧葬文化正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花蓝瑶丧葬经历了停棺烧骨葬、停棺捡骨葬以及丧葬礼仪内容简化、演变等的变迁,这些变迁过程是花蓝瑶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丧葬文化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与变革的,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迁.通过对花蓝瑶丧葬文化的研究昭示花蓝瑶当前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为推动花蓝瑶社会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地方精英的嬗变与乡村治理变迁——以浙江为例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乡村治理经历了众多变迁,变化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地方精英。追溯乡村治理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地方精英是乡村良性治理结构的能动主体。完全代表个人利益的精英与完全体制化的精英都不能使乡村治理有效运转起来。既能代表地方社会,又能沟通国家政权意志的地方精英是乡村有效治理结构的中坚力量。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以德庆县三信融合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以理念、管理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德庆县三信融合为案例,分析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举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德庆县以信仰建设为根本、以信用建设为关键、以信息建设为支撑,设计出一种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能的路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筑牢利益生产和分配机制,让参与者具有切实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巩固维持和拓展深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治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达州为例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当前基层治理工作中,普遍存在着基层治理人才年龄结构差异大、专业能力不足、低学历化的现象,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2018年以来,四川达州依托乡村振兴学院开展基层治理人才培养,面向达州基层定制培养村级后备干部,逐步探索出了“四双三定”基层治理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该模式对各地区培养基层治理人才具有借鉴意义。     

农村私营企业主的崛起和参与——以浙江永康市4个村为例

作为一个新兴社会阶层,现阶段的农村私营企业主具有显著的特点(1)保留了农民的基因;(2)呈现了强人的形象;(3)形成了不一致的地位关系.他们采取竞争村级组织领导岗位、竞争村民代表等村治组织成员岗位、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参与派系竞争等多种具有典型特色的方式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影响村庄治理.198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主参与村庄治理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介入村治、领导村治、主政村治三个阶段.     

现代化进程中侗族地区乡村治理文化机制探究——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例

就传统社会来说,乡村治理与控制曾一度借用文化机制尤其是制度文化来行使其卫道者的职能,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为传统社会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异质性,原本整合了的传统社会也面临着瓦解危机.面对急剧变迁的形势,如何处理好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理问题显得迫切而重要.我国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具有特殊性,如何利用这样的特殊性为变迁中民族社会治理提供强大保障,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及其后果——以利益密集型村庄为例

在城郊村等具有大量利益流动的村庄,村庄内生规范失效导致一些边缘力量起来争取利益,引致村庄社会失序。传统治理方式因其治理资源、治理手段根植于村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无法应对新的治理形势。乡村两级在公权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精英替代、制度创新以及私人治理来维系村庄社会的基本秩序,但这种秩序的达成是以公共权力、公共规则的消解为前提的,是一种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去公共化,将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危机,重回政治是解决之道。     

新加坡民族关系调控中的动态治理——以双语政策为例

新加坡的民族关系调控无疑是新加坡取得的成功经验之一,其成功得益于政府的动态治理。以双语政策为例研究了新加坡民族关系调控中的动态治理,从中了解新加坡政治领导人的价值观和执政经验,为多民族国家调控民族关系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     

现代化与民族法制建设研究——以西北少数民族法制建设为例

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法制现代化建设的特点、现代派和本土派之争的分析,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对少数民族法制建设的新要求、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应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