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建立独立量刑证据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明确做出区分,庭审中二者混同,调查顺序与方式均由法官自由裁量。而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已经建立的前提下,明确规定量刑证据的种类,将与定罪无关的量刑证据分离出来,置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之中予以认定与调查,适用与之相对应的证据规则,并形成独立的量刑证据制度,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勾建我国量刑证据契约机制初探

量刑程序的对抗性较之于定罪程序大大降低，因此，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模式也有别于定罪程序中的证明模式。在量刑程序中引入证据契约机制，建立合意式的证明模式，不仅会提高诉讼效率、缓和各方矛盾，还有助于实现量刑个别化和量刑公正。构建我国量刑证据契约机制应注意规范其适用主体、适用条件及法律效力等问题，以确保其价值目标的实现。     

论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构建

量刑事实构成要素可从立法、司法解释和理论研究三个层面进行划分。构建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基本前提是:将量刑事实与定罪事实进行明确区分,将证据按照是否有利于被告进行明确区分,将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进行合理划分。构建我国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具体设想是: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确立量刑事实证明责任的分担,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     

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量刑证据思考

准确合理的量刑裁决必须建立在证据证明的基础上,传统的证明理论主要围绕定罪活动进行,对于定罪完成之后的量刑活动不能提供"药方"。因此,研究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证据问题显得必要。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量刑证据研究的理论依据在于犯罪归因理论和刑罚个别化理念。量刑证据研究在理论层面可以拓展传统证据法学的领域以及为构建完善的量刑程序奠定基础;在实践层面量刑证据规则的运用能有效约束法官在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以及促进诉讼民主。     

我国量刑程序的构建——以英美量刑程序为视角的分析

量刑不均衡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量刑程序相对独立于定罪程序,有利于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并形成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实现量刑的一致性。英美两国独立的量刑程序对我国量刑程序的构建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在我国有效的案件分流机制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模式是理性的选择。     

酌定不起诉条件中"犯罪"情节的思考

酌定不起诉制度适用的关键就在于对其前提条件犯罪情节轻微的理解和把握 ,对此 ,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不同认识。在本文中 ,作者在对刑法中的“情节” ,定罪情节量刑情节等概念进行了考察分析之后 ,认为量刑情节具有决定宣告刑、变更法定刑的功能。因此 ,酌定不起诉条件中规定的“犯罪情节” ,应作量刑情节理解。     

隐蔽性证据运用的风险防范研究

隐蔽性证据的细节性、独特性和实质隐蔽性与证据的证明力密切相关。在刑事案件中的证明功能层面,隐蔽性证据作为口供补强的延伸和拓展,在定罪量刑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可以防止口供翻供。然而在运用层面,易引发侦查人员认知、制度设计、证据核实等方面的风险。对此,侦查人员应巧用大数据技术收集证据,转变理念避免污染证据,完善程序运行机制实现过程控制以降低隐蔽性证据运用的风险。     

论原因自由行为引发案件的侦查

和原因自由行为有关的证据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由于我国对原因自由行为没有立法规定,理论研究也不成熟,致使侦查员在侦查阶段对和原因自由行为有关的证据收集不够全面,直接影响了刑事诉讼的质量.对原因自由行为应该综合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和手段进行侦查,在普通案件破案后,应该继续认真、细致地完成后续侦查工作.侦查人员可以不深刻理解原因自由行为在刑法学理论中如何归罪,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应该知道和原因自由行为有关的侦查要点.     

“亲亲相隐”制度在人格刑法中的活化

尽管在学界对"亲亲相隐"制度大多持肯定态度,但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却找不到该制度的踪影。人格刑法理论本身及其价值优越性使得"亲亲相隐"制度得以活化成为可能,运用人格刑法定罪量刑理论进行分析,得出部分"亲亲相隐"行为在人格刑法中得到非犯罪化或减免处罚的结论,至此使得"亲亲相隐"制度在人格刑法中活化从有可能成为现实。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的立法审视

构建科学可行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法和证据制度实现日臻完善的重要措施。我国《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证明标准、证明方式等规制,标志着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初步建立,也必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和证据制度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该规定关于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规定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待进一步审视和完善。     

关于量刑辩护的思考

量刑辩护是一种存在于量刑程序中的独立的辩护形态。量刑辩护的发展对于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价值。国外许多国家存在着关于量刑辩护的立法和实践。目前我国对于量刑辩护的研究还有待深入。量刑辩护还需要保障措施,其中判决书说理制度、针对量刑辩护程序违法的上诉,以及律师的调查取证制度值得关注。     

《量刑指导意见》之基准刑探究

量刑规范化改革提出了"三步骤"量刑法,科学地规范了量刑步骤,而基准刑是量刑步骤中的杠杆和中枢,基准刑确定方法是否妥当直接决定量刑步骤、量刑方法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量刑规范化改革能否取得预期效果,但最高法《量刑指导意见》中对基准刑的规定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旨在通过在对基准刑进行理性分析,探究并反思《意见》所确定的基准刑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     

论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建构

建立量刑建议制度是我国公诉改革的一大重要举措，对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增强检察监督、防范司法腐败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量刑建议制度的明文规定，但出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等因素的考虑，部分地区的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已就量刑建议制度作了一些试验性调研，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本文在归纳当前推行量刑建议改革试点中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的做法，从我国司法现状和发展要求出发，对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构建提出设想，以期环断完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加强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     

浅谈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

两高、三部于2010年联合颁布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因此得以明确。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下位概念,具有工具性、程序性以及非终局性等特点,其和量刑规范化之间是方法和目的、工具和制度的关系。找准量刑建议权的定位,阐明量刑建议权的工具性价值,是完善量刑建议制度,推动量刑规范化的重要依据。     

论量刑辩护的着力点

量刑辩护是一种独立的前沿辩护形态。辩护人应当从多方寻找证据疑点、精心迷选量刑要素重点、紧紧围绕量刑争议热点、精确攻击量刑建议弱点等四个着力点加强辩护工作，以增强量刑辩护意见的采纳率。     

浅析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之建构

本文通过对我国法律关于刑事证据展示内容的规定进行评析，指出其存在的缺陷，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必要性，并为建立和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进行了具体设计。     

美国证据开示制度对完善我国证据交换的启示

美国民事证据开示制度建立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之下,主要强调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之前从对方处获取"证言、文件及其他证据",并在此基础上积极主动地促进案件的和解。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民事证据开示制度,仅存在与此相类似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在分析证据开示制度的完善性的基础上,试图寻找该制度对于完善我国民事证据的庭前交换制度的启示。     

论“引诱幼女卖淫罪”之适用——以援助交际为切入点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涉及引诱幼女卖淫的案例较少,该类犯罪并没有引起我国司法部门的重视。但是,援助交际现象的出现,不仅让民众感到不可思议,也为法院对引诱幼女卖淫罪定罪量刑带来新的挑战。在分析援交与卖淫不同之处的基础上,对引诱幼女卖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对引诱幼女卖淫罪与相关罪名进行界定,并分别对"明知""、幼女的认知能力"和"引诱"做了剖析,有助于司法机关认清此罪与彼罪。在本罪的刑事裁量上,建议考虑法定量刑情节和相关的酌定量刑情节。     

量刑建议制度推行的障碍及制度构建

量刑不公是目前刑事领域的一大诟病，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制度是实现量刑公正的重大举措。但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各方面的障碍，对此应从建议主体、时间、规则等方面加以规范，构建完善的量刑建议制度。     

论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构建

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问题,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司法界的重视,各地检察机关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是,量刑建议能否被广泛、深入地推行,在检察机关内部还存在一定的顾虑,对量刑建议如何操作也有不同的认识,从而影响了量刑建议权的有效行使。文章拟从量刑建议权基础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量刑建议制度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有助于量刑建议制度的理论发展和实践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