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概念的转变与复归

"义"概念在中国历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产生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汉代、两宋时期分别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义"概念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义"在被人们理解和践行的过程中被扭曲,到了清代有了第一次对"义"概念的反思和调整。而近代社会思潮激荡,各种意识形态进行碰撞,"义"概念的重新定位及复归问题到了现代被大家所关注和热议。对"义"概念深入研究可以更好为当下服务,让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践行"义"。     

耶墨对话——张亦镜的耶墨观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提出的"基督教墨源说"对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卫道"著称的张亦镜从基督徒的立场阐述墨学观,比较耶墨的异同,发现墨子的"兼爱"观与耶稣的"爱人如己"毫无分别,然而,墨学与基督教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即"神人之别"。在此对话过程中,彰显了他的耶墨观的特点:宗教性、包容性、保守性和基要性。但是,正如"基督教墨源说"一样,张亦镜的耶墨对话有简单粗疏之嫌,只是停留在墨学与基督教教义表面上的相似和区别之处,而忽略两者深层的关系。因此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一旦发现墨学理论上的问题,这种耶墨对话也就会渐渐平复下去。     

义理佛教:从格义到玄佛合流

义理佛教是佛教传入中土后,必然要经过的发展阶段。佛教的传播经过汉魏之世依附于鬼神方术的阶段后,西晋以来,隋着佛典翻译事业的隆盛,探讨佛经义理成为风尚,如何理解教义,传播教义,成为摆在佛教徒面前的一大课题,佛教进入义理佛教阶段。义学高僧们先是用所谓“格义”法,后来又受玄学得意忘言派影响,主张不拘泥于文辞而直达意旨的解经方法,表现出玄佛合流的特征。这一切最终促使佛教哲学融入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河流,同时又使其彰显出独立的品性。     

论民间信仰之格义：于佛经义理与六朝志怪小说之间

佛教传入中国后．因果报应、十八层地狱等观念对本土信仰产生巨大冲击。佛教地狱观具有恐怖、冷酷、受难等特点。六朝志怪小说集中表现了中古时期本土民间信仰的特点，其地狱观、复活信仰等无不带有浓郁的人情味与世俗情调。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其地狱鬼神观在早期传播中比附中土信仰观念得以流传，并借助志怪小说丰富的复活情节得以发展，该观点以“死而复生者”之口宣扬佛教以扬善惩恶。发展到唐代，佛教地狱观才彻底摆脱文人小说的比附手法，出现了《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这样完全本土化的宗教剧目，此后，地狱观等佛教诸佛经义理中占据了中国民间信仰之核心地位．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化与民间思维。     

北洋政府时期湖北义赈会述略——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湖北义赈会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新式绅商在上海创办的突破地域性和传统宗法乡土观念的民间慈善组织。它诞生于中国传统赈务向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在呈现出鲜明的近代化色彩的同时,还打上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以《申报》为中心,可以对湖北义赈会在1919年湖北水灾中的赈灾活动进行梳理。     

“汉语神学”概念探讨与辨析

＂汉语神学＂的提法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最初是基于当时的现实处境提出的一种神学发展道路,它是从现代性的背景下对基督教神学在汉语语境中的发展方向与可能性的思考。本文从＂汉语神学＂的概念赋义范围及＂汉语神学＂概念的形成过程开始,尝试通过梳理＂汉语神学＂范围划分争议来展现＂汉语神学＂在人文学与神学两条路线上存在的张力,探讨对＂汉语神学＂概念的不同理解与不同划分,并对＂汉语神学＂这种立足于人文学路向发展基督神学的概念与＂基督教研究＂、＂学术神学＂的概念进行比较与辨析。     

儒家传统革命话语的近代转化

中国传统的革命话语主要指儒家的＂汤武革命＂和＂素王革命＂,作为道德宗教革命其意义在于＂受命改制＂;近代中国西文revolution经由日本而传人中国引起了儒家传统的革命精神与西方近代革命思想的相互格义,这主要体现在革命理念和革命方式上,在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儒家传统的革命观念遂转变为中国现代的革命观念.     

墨子的“义”及其管理伦理

“义”是中国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之一 ,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孔孟儒学宣扬“仁义”学说的结果。其实是墨子出于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管理秩序的需要 ,以及出于对孔子“仁”的管理伦理思想进行扩充和完善的目的 ,使“义”成为了他从伦理道德层面阐述其管理思想的一个范畴。由于他的大力鼓吹和宣扬 ,具有管理伦理内涵的“义”在当时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许多先秦学者 (史称先秦诸子 )开始对“义”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从而使“义”在管理伦理方面的内涵不断得到充实 ,成为了先秦管理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之后才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传统伦理道德观的     

中国德育的辩证发展:从传统儒家德育到中国现代德育

中国德育从古至今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国德育的正题乃是传统儒家德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儒家德育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现代西方德育在中国取得"独尊"的地位,传统儒家德育则与整个传统儒家思想一起,处于一种被解构之境地。这一阶段乃是中国德育的反题。现代性自身问题的不断凸显,招致了广泛的批判;与之相反,传统儒家德育思想的价值则日益重新彰显。因此,中国现代德育的合题应该是二者的优势整合。在这一整合过程中,我们应该向传统儒家德育思想中去进行"文化寻根"。     

汉语词的动态交际义及其相关思考

语言的本质是动态的,进行词义研究时应该探索词语在真实言语中的动态交际义。指称义、客观属性义和主观评价义构成了一个分层级的词义系统,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何种词义是有一定选择机制的。要正确识别言语中的词义,不仅需要将各种词义属性从丰富多彩的实际语境中提取出来,对每个词的各层意义内容都进行较全面、清晰的描述,而且要探索出词义属性的双向选择机制,即词义与词义之间共现的规则。“动态词义知识库+词义共现规则库”,这是词义研究的一条重要思路。     

论构形义位与常用义位非显性理据——以“羞”为例

在汉语词汇的义位系统中,有些义位与义位之间关系明确,有些构形义位与常用义位却似乎杳无关联。实际上任何一个词义系统中各个义位子系统及各个义位之间都是有联系的,或是语义的或是语音的。试以"羞"为例,力图解释构词义位与常用义位非显性联系的理据性。     

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梁漱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化形态转化过程中一位颇具国际影响的思想家。他和同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毕生所思考的总不外乎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数千年来遥遥领先于世界各民族的中国到了近代反而落伍了？中国要想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宿路？中国历由卜传承下来的文化价值观能否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梁漱仅苦心孤诣地探索着。他试图通过吸收西方文化，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创造一种全新的中国文化，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是建立在他的文…     

王昌龄《诗格》--唐代诗格的转折点

要断定唐代诗格的转折点,前提是要把握唐代诗格发展的趋势。宋以后,诗学存在的主要方式是诗话。唐无诗话,有诗格。诗格,其本意是诗的格式、规则、技法。诗格出现,是唐代新诗成熟和进士考试顺理成章的产物。在诗格发展的过程中,王昌龄的《诗格》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成为唐代诗格演变的转折点。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新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文化,一种重义轻利的道德文化。儒家的修齐治平、反省内求,佛徒的六根清静、四大皆空,道家的外物超脱、遁入深山,实质上都是人对社会现实生活的道德取向。传统的道德,都是把人的自身价值的提升与实现看成一种非功利的伦理把握。这种道德实践的非功利化,都偏重人的“义”的承担与履行,把“利”看成与“义”处于一种非此即彼、     

英汉翻译运用四字格词组及应注意的问题

四字格词组是汉语言文字的显著特征。在本文中,作者指出了在英汉翻译当中如何运用四字格词组以适应汉民族的习惯思维模式的方法,同时也指出了运用这种方法常犯的错误。     

对举表义例说

＂这里/那里＂对举既可以表示多数义,又可以表示不定义。从句法上来看,＂这里/那里＂对举表示多数义,可以通过句中谓语、状语来展现,还可以通过下文名词的定语来表达。＂这里/那里＂对举表示的不定义,主要通过句中主语、谓语、状语和补语表现出来。＂这里/那里＂表示多数义和不定义的区别可以通过是连起来使用还是分开来用;是否共时共空;是总括扫描还是次第扫描等方面来加以区别。     

义分则和--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儒家智慧

以孔子"礼之用,和为贵"、荀子"义分则和"思想为文本根据,指出儒家关于"和"与"礼"的关系是,"和是礼中所有",是"礼"作为等级制度的内在结构性功能;荀子用"分"与"和"表述"礼"与"和"的关系,则从制度伦理的层面上回答了社会怎样才能实现和谐,进而提出了"义分则和"思想,即合宜的制度安排是达至社会和谐的基础.这一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儒家智慧,具有达古通今的普遍意义,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当确立的基本理念.     

法律人的法理学

在中国,从1980年代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与良知的拷问,到1990年代知识分子作为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在自主性知识场域中从事规范化的学术研究,知识分子与国家体制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定位。在这种知识与政治关系的调整过程中,法学家从作为自由精神象征的知识分子一部分,逐渐发展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部分。这种转型导致从法律内部来研究法律的注释法学成为法学界的主流。     

儒学复兴中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考察

知识分子在现代儒学发展中需要承担什么文化使命，这一问题在百年来的儒学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知识分子是儒家思想的载体，《论语》规定了儒家知识分子在传播和发展儒学的过程中所担负的重要使命。在儒学的复兴中，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重塑知识分子的形象。     

晋商“以义制利“商业道德观的成本收益分析

“以义制利”的商业道德在先秦时期孔子就已提出。在孔子看来,对利的追求符合人的本性。但这种对利的角逐若危及到社会及经济交往的秩序时,就应该用道德规范加以限制。他提出的“义”这个道德规则,是用“义”来约束社会中互动的人们之间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这就是人们在交往中要重义轻利。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晋商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把“利以义制”作为自己经商活动的准则,遵从诚信、恪守诺言,成为他们成就和保持事业兴盛的利器。本文试图从比较经济学成本收益的角度对晋商经营活动的这一道德观念作出理论阐释。(一)晋商道德观念成本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