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可以概括为高潮-低潮-略有起色的发展过程,目前它处于踌躇不前、徘徊犹豫的状况.加利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总共进行了21次维和行动,超过了冷战时期40年13次维和行动的总数,加利时期参加维和行动的人员也从80年代的每年约1万多人,发展到90年代中期的7.8万多人,同期维和预算经费从每年的2.3亿美元增加到36亿美元.1995年以后,尤其是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后,联合国维和行动一度陷入低潮,维和行动的规模和经费也急剧下降,联合国维和经费预算为8.1 2亿美元,但到1998年又开始回升,据统计,2000年8月联合国的维和人员约有3.6万人,1999年7月～2000年6月,维和经费上升到14.17亿美元,2000年7月～2001年6月为25.82亿美元.     

联合国维和：集体安全？

许多学者认为,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一种集体安全。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联合国维和的定义与集体安全概念存在偏离。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维和经历了宪章制度模式、“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模式、哈马舍尔德模式(第一代维和模式)、第二代维和模式、第三代维和模式五种类型,这些运行模式均与集体安全存在较大的不同。联合国维和所形成的“中立性”、“非武力性”、“自愿性”及“宽泛性”四大特征,也表明维和与集体安全相去甚远。基于集体安全理念而组建的联合国维和,已经突破了集体安全的范畴,更接近于国际危机管理的性质。     

冷战后联合国人权国际保护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是一切权威(或权力)赖以维持和有效运作的前提。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则是权威取得和维系合法性的依据。联合国人权国际保护作为国际社会(各主权国家)赋予联合国的一项重要权力,其合法性的取得和维持同样离不开自身的合法性基础。本文主要依据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对联合国人权国际保护的合法性及其基础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对冷战后联合国人权国际保护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原因作了客观的表述和分析。     

从美国霸权看联合国集体安全的悖论

集体安全作为一种内向型的安全合作方式,要求一旦内部某一成员对另一成员发生了侵略行为,其他所有成员就应以集体力量反对侵略并确保和平。但集体安全思想与国际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冷战后,美国霸权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国际力量格局的失衡状态,制约了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功效性与公正性的发挥,美国霸权与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因此,联合国集体安全存在着一个现实性的悖论。     

冷战后东盟的安全战略及其对亚太安全的作用

冷战后时代,在新的安全环境下,东盟的安全观发生了适应时代的巨大变革,制订了新的安全战略,相继推出一系列重大的安全举措,其积极主动的安全追求,不仅维护了东盟的安全利益,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安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 一、冷战后亚太地区和东南亚次区域的安全环境     

冷战后,还是后后冷战?

对战略格局的研判是战略研究中的一个重点,而在对战略格局的研判中,对现时代战略互动大局最基本特征的判断集中体现在一些最明了、简化的命名方式上,比如,世界大战时期,冷战时期等。随着伊拉克战争结束,有美国战略智库人士宣布世界从此进入了真正的冷战后(COLD WAR——AFTER)时期,而另一派学者则声称,相对于苏联解体到现今的过程,我们只是进入了一个后后冷战(POST POST-COLD WAR)的时期。这两种看法都颇值得人们注意,因为其背后隐含的是颇有差异的全球战略观,而这些观点及学说可能引发的政策辩论也将在很大程     

冷战后亚太安全结构的现状与设想

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的探讨 冷战结束后,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个世界似乎变得更加和平,爆发世界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很小,谋求经济发展已成为大部分国家的选择与追求。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稳定,地区性的冲突反而还有所增加。在亚太地区,虽然并没有像欧洲、非洲等地区那样变动剧烈,但仍然潜伏着一些危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至少有四种类型的潜在危机有可能破坏这一地区的稳定,第一类是领土纠纷,如中国与东南亚     

冷战后的世界秩序

冷战结束后 ,世界格局变换 ,全球化进程加快 ,使冷战后的世界政治表现出了明显的无序性。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和追求单极霸权的战略 ,破坏了原有的国际合作体制 ,伊拉克战争更是表明了美国的“帝国”野心 ,这将使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合作的世界新秩序变得更为艰难 ,但历史的方向不会改变     

结构性战略互动与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

结构性战略互动是审视中美安全关系的重要视角。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的发展是两国从各自安全利益出发进行战略互动的过程。从战略伙伴的终结到战略方向的迷失,经有名无实的战略伙伴和短暂的战略对抗,再到致力于构建新的战略合作,中美安全关系在冷战后已经历了复杂而频繁的起伏波动。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战略互动决定中美安全关系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安全关系仍然无法摆脱摇摆不定的基本格局。     

后冷战时期两岸关系的安全问题与美国因素

近年来,两岸关系的安全问题在亚太地区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西方学者在讨论亚太安全的时候,总是把“中国威胁”看作是核心问题。在他们看来,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必然会在亚太地区从经济强国走向军事霸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构成“威胁”,并认为在短时间里,中国最有可能使用武力的地方是台湾海峡。 其实,自1994年8月以来,关于两岸不免一战的议论就逐渐增多。1994年8月,台湾出版《一九九五年闰八月》一书,在岛内     

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调整的中国变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依据其实力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亚太安全战略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尽管美国亚太政策调整的背景复杂、目标多重,但其中的中国因素无疑十分明显,对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也是直接的.     

后冷战时代东盟安全合作的现状与前景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格局正发生急剧的变化,东盟的一体化进程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但随着后冷战时代的来临,地区环境的变化,东盟一体化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许多困难,其中,如何推进安全合作正日益成为东盟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试析冷战后中国对日政策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最剧烈的一次变化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的一次巨大动荡,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都纷纷制裁中国或想要改变中国。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国展开了积极的外交,实施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很快打破了暂时的孤立状态,并更加开放和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其中,对日本的政策也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与日本对华政策的不同变化而逐渐调整成形,即一方面基于同日本的友好而谋求建立一种面向21世纪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政治和安全等方面对日本加以防范。     

中东欧学者对冷战后社会主义的思考

20世纪初，社会主义在俄国赢得了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世纪中期，社会主义在中东欧和中、朝、越等地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造成殖民主义体系大崩溃；世纪末，社会主义在前苏东国家遭到失败，引发人们的诸多思考。     

冷战后越南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

冷战结束以来,越南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信念不动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推行全方位的外交;实行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总的看来,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经受住了苏东剧变的考验,并且稳步发展,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又一成功典范。     

对冷战后中国外交新战略的思考

冷战后的中国外交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中国外交制定了哪些新战略?怎样看待每一种新战略?理论界议论纷纷,存在着各种不同意见。笔者以为,中国在冷战后陆续制定了韬光养晦、国际新秩序、多极化、战略伙伴、国际参与等外交战略,在邓小平外交战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重大发展,体现了新时期符合时代要求的总体战略思路,成绩卓著,应该予以肯定。 一、韬光养晦战略 韬光养晦战略是世界历史大变动时期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应变性战略,是冷战后中国外交的一种积极防御措施。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范     

试论冷战后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

美国对前苏联和今日俄罗斯的政策,一直是它处理外交关系的核心和焦点问题。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是在两极体制的格局中为争夺世界霸权而争斗。它们在一个棋盘上厮杀,针锋相对。冷战后,俄罗斯急剧衰退、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没有力量同美国同台较量。此时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冷战的胜利者,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特殊的作用。美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本文试图阐述冷战     

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中的北约角色

北约在冷战结束之后先后提出建构欧洲安全秩序的一系列设想,例如以合作和对话为主导的建构方向、扩大北约联盟体系、建立多元合作下的欧洲—大西洋区域安全秩序、共同抵御非传统安全挑战等。在实践中则力求加快机制改革以及自身实力建设、以东扩传播北约的安全理念和价值观、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北约上述设想及其实践取得一定进展,其集体安全精神与共同安全理念获得广泛认可,北约和欧盟成为欧洲两大支柱,欧洲缓和形势得以延续。但是,上述设想及实践并未摆脱单边主义思维的制约、在政策与实践中存在诸多错位、以对话协商之名行竞争与对抗之实、应对欧洲多重安全威胁不力,过多倚重军事而缺乏政治、经济与文化关注。同时,本文认为,未来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从长期看会由乱生治,其有序与合理之处将凸显,并将呈现条块化与多层次结构,其外向型横向联系将会进一步加强。     

后冷战时期的中俄关系

近代中俄/苏关系在经历了中国蒙羞受辱的19世纪和动荡不安的20世纪之后,进入了相对平顺、正常的21世纪。这一正常关系的形成过程至少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中俄各自政体都远离了传统的共产主义模式。二是双边关系在后冷战时期和后“9·11”时期世界体系由两极向单边单极的“范式”性变化中不断调整,在世纪之交实现了自17世纪以来最平等、最正常的国与国关系。本文简要回顾中俄数百年的交往史,着重评析20世纪最后十年中俄两国由“存异”到“求同”的过程。其间中俄关系不仅实现了“软着陆”,更开拓了新空间,为新世纪的良性互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目前中俄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实际仍处于某种不对称状态:频繁的、制度化的官方高层交往,对应低水平、低质量的民间交往;政治、战略层面的信任与合作,对应社会、民众之间基于历史恩怨和缺乏交往的复杂情结;日益深化的军事合作,对应双方仍不完全信任以至存有恐惧感(尤其是俄国方面);急切扩大经济交往的意愿和现实需要,对应彼此相当的防范心态,等等。有鉴于此,21世纪对中俄关系的最大挑战恐怕是目前来之不易的“正常”关系本身。在经历了后冷战的磨合之后,双方在新世纪中要相干无事、善待对方,仍任重而道远。     

论冷战后的中印关系

东方世界的两大文明古国——中国与印度,其友谊源远流长二千多年,为世人所称颂。不幸的是,在30年前两国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争执,给两国的传统友谊和争执后的关系发展蒙上了一层似乎难以消除的阴影。然而,当今国际风云变幻异常,东欧剧变,苏联迅速解体,两极格局突然终结,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却为中印两国的关系提供了握手言和与联手如初的天赐良机。两国都在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这千载难逢机遇,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而且均把改善两国关系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两国总理的互访及其两个联合公报的发表乃是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印两国关系中的阴影正在逐渐烟消云散,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是令人喜悦的锦绣前景。这里笔者向世人着力阐述并论证的是这一美好前景的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