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中的溯及力问题及其适用

频繁修正刑法的背景下,新法较之旧法是否有利于被告、在何种范围内有利于被告变得更难判断,有必要正确对比新法与旧法,使新法在溯及既往行为时真正贯彻“从旧兼从轻”。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例,其所增设的诸多轻罪,如高空抛物罪、妨害安全驾驶罪等,是不利于被告的规定,但实务中却被以有利于被告之名而溯及既往。新法对部分犯罪的构成要件、罪数认定规则、量刑档次、罪后量刑情节的调整,部分有利于被告、部分不利于被告。新法诸多规定,形式上有利于被告,实质上不利于被告。既往审判实践中,类推适用刑法还较为突出,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不能将既往类推适用刑法的判决作为理解“旧法”的依据。对新法中有利于被告的规定在适用中应进一步落到实处,防止对其作不利于被告的解释而溯及既往。应防止将本该认定为重罪的既往案件,以从旧兼从轻为由,将新法增设的轻罪名溯及既往,忽略重罪与轻罪的竞合。还应防止对不利于被告的规定作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进而将其溯及既往。     

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溯及力问题探析

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的溯及力,是指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生效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我国刑法对于溯及力问题,从实际需要和罪刑法定的要求出发,采用了从旧兼从轻原则。刑法立法解释应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当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在适用上发生冲突时,不能简单地以“后法优于前法”的规则选择适用。     

刑法溯及力若干问题刍议

刑法溯及力问题在刑事司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全面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保障公民人权以及开展国际司法协助的需要。但在司法实践中,刑法的溯及力存在着一些有争议的疑难问题。笔者期望借助于对此问题进行的探讨能使刑法的溯及力原则得到正确、全面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追诉时效的溯及力原则适用问题分析——以追诉时效延长制度为视角

1997年刑法颁布后,刑法追诉时效延长制度做了重大修改,按照刑法＂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新的制度不应具有溯及力。但从刑法第12条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程序问题所遵循的溯及力原则、＂有利于被告原则＂的正确理解等角度,对发生在1997年刑法颁布前的犯罪行为如果在1997年刑法生效后仍然处于追诉期,则一律采用1997年刑法相关规定处理刑法追诉问题。     

论空白刑法补充规范的变更及其溯及力

空白刑法的补充规范,对构成要件起着补充说明的作用．是刑法的间接渊源;补充规范的变更．属于刑事法律的变更;由此而产生的溯及力问题,如果该变更是评价性变更,应适用轻法;如果该变更是技术性变更。应适用行为时法。     

新刑法溯及力原则新探

自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生效伊始,迄今为止已经3年,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审理之案件,涉及新旧刑法的选择适用即新刑法溯及力方面的问题仍在所难免.对此,不仅现有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失之过简,难以操作,理论研究也不够深入,无法一一解决司法实践中不断涌现的各种难题.因而,应从立法原意出发,既要注重刑事被告人合法权益之保护,又要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准确把握"从旧兼从轻"溯及力原则的确切内涵,正确选择需要适用的刑法.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再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了刑法解释的溯及力的问题,阐述了法律及其解释的适用所应当贯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对司法实践中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提出了质疑,认为对于司法解释的适用应当采取从新的原则,以体现人权保障的法治精神。     

对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理论及实践探讨

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是司法实践中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从法律规定、法理依据和司法解释本身性质分析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并对司法解释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实践中如何适用司法解释进行分析和研究。     

中国刑法溯及力现状研究

刑法的溯及力属于刑法的时间效力.我们讨论刑法的溯及力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刑法是从无到有的,是更迭变化的,当新的刑法发布实施以后,对于他发布实施之前做出的未经审理判决的行为是否能够追溯适用.国外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不尽相同,国内法学理论界也存在众多观点.本文从法律应用实践出发,研究分析了有关中国刑法溯及力的现行有效...     

刑法第265条探究——兼论我国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

刑法第265条并非提醒和重申盗窃无体物的也可构成盗窃罪,而是确立了一种利益盗窃罪。这不仅在我国整个财产犯罪体系中属于一项突破性的规定,而且在大陆法系刑法中都是罕见的,体现了中国的立法特色。     

刑法第169条立法问题研究——以《公司法》、《刑法》最新修订为视角

1997年《刑法》第169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是以国有资产为特定保护对象的具体犯罪。随着《公司法》和《刑法修正案(六)》的修订与出台,有关该罪的罪名设置、客体要件、客观行为等立法问题日益凸现。将1997年《刑法》第169条和《刑法修正案(六)》第9条概括为“徇私舞弊损害公司利益罪”这样一个统一罪名较为科学;本罪的客体要件应为国家对公司、企业的管理制度、公司的法人财产权及其利益,而不应也不能包括“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该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应包括新《公司法》、1997《刑法》以及《刑法修正案(六)》所规定的全部行为方式,而非仅仅为徇私舞弊“低价折股、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的行为;行为对象已经突破了“国有资产”的限定,从而扩展为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还包括债权、债务、担保等等;行为阶段只能发生在国有企业转制、国家作为股东或者发起人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国有股份的转让过程中,而不能发生在国有资产进入公司而成为公司资产之后,或者在公司的破产、清算等过程中。     

社会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社会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化解社会冲突、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孕育和发展起来。它是与公、私法相并列的法律领域,日益显示出在促进实质公平和正义、平衡平等与效率、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等方面的作用和价值。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社会法正在并将继续发挥较之于公、私法更大的优势和后劲。社会法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根本一致的,是后者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应该主动而非被动地关注和发展社会法。     

片面共犯若干问题探析

片面共犯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是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司法实践无法回避的问题。由于片面共犯仅具有单方合意性，刑法学界对于其归属问题仍无定论。通过对比各家观点、世界趋势，从哲学、刑法理论各方面可证明片面共犯是成立的，属于共同犯罪。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中犯罪人有罪证明中的相关问题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5条明确了辩论制原则，但其存在一定的负面效果。该法第86条的证据收集规则使有悖于指控倾向的事实材料、非国家机关性质诉讼参与人取得的鉴定结论及专家结论一律无法归入案卷。这打破了审前诉讼阶段的控辩平等，违背了刑诉法．最终导致了案件客观真相难以查明的后果。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中犯罪人有罪证明中的相关问题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5条明确了辩论制原则,但其存在一定的负面效果。该法第86条的证据收集规则使有悖于指控倾向的事实材料、非国家机关性质诉讼参与人取得的鉴定结论及专家结论一律无法归入案卷。这打破了审前诉讼阶段的控辩平等,违背了刑诉法,最终导致了案件客观真相难以查明的后果。     

刑法中行为理论探微

作为刑法基础概念的行为,应当具备危害法益的客观实害性、外在举止性、主观可控性、刑法符合性特征。刑法中的行为概念应具有相应的理论与实践机能。对行为概念的正确理解,无论对刑事立法,还是对刑事司法都具重要意义。通过对大陆法系各种行为理论以及我国刑法中的行为理论进行比较与反思,刑法中的行为应是行为人所能控制的直接侵害或现实威胁刑法所保护的权益,并可受到刑罚处罚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刑法行为理论的基本价值理念应当是集体人权和个体人权的平衡兼顾。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法律适用问题探究——兼论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法律适用制度设计

本文从仲裁协议的独立性分析入手,进而思考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其法律适用的特殊性及其法理意义,探讨解决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的基本理论,分析确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准据法的具体方法,借鉴当今世界仲裁发达国家的立法及司法实践,遵循国际公约和国际通行做法,结合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主观主义与我国刑法具体问题初探

主观主义作为西方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思想,在我国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本文重点论述了主观主义与我国刑法重要制度如正当防卫、犯罪未遂以及共同犯罪的联系,最后文章建议在中国刑法中应正确界定主观主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