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的概念及其入宪的必要性和价值

生命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通常所说的生命权是指狭义上的生命权。生命权的基础性、不可逆转性和不可补偿性决定了生命权应当入宪,而生命权入宪则是对生命权基础性价值的确认和彰显,表达了对生命权的尊重,也将提高人们尊重生命权的意识,同时将进一步推动生命权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生命权应当首先入宪

目前 ,宪法修改的呼声越来越高 ,对此次修宪 ,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 ,这既是宪法的一个根本问题 ,又是与国际人权公约接轨的需要 ,也是世界各国立宪经验的总结。就我国而言 ,由于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不充分 ,因而应当入宪的公民基本权利较多 ,其中 ,当务之急 ,应将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知情权、公职权、迁徙自由权、公平审判权和生活环境权写入宪法。为此 ,本文对上述诸多权利进行了分析探讨。     

建议将生命权规定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近年来,死亡几十甚至上百人的特大安全事故在国内 频繁发生,生命安全问题再次引起人们关注。2004年年末 的印度洋海啸又吞噬了无数生命。生命如此脆弱,它由于自 然或社会原因而屡屡受到威胁。然而,生命恰恰是人类从事 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生命,就没有 一切,再也没有此人的生命更宝贵的了。因 此,生命权是最为基本的人权,我们理应将 它规定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为此, 特建议将来在修改宪法比较成熟的时机,应 将生命权规定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生命权入宪的具体理由如下:     

生命权的宪法保护研究

生命权集中体现了人的价值与尊严,构成了宪法价值的基础和核心。生命权的宪法化体现了生命权是国家与社会的最高价值,在任何情况下国家不能把人的生命权作为实施统治的一种工具或手段,生命权的宪法确认则意味着国家或政府负有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生命权的道德的、法律义务,使生命权成为社会共同体价值体系的基础。21世纪的社会发展对生命权的宪法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当主动、积极地寻求扩大生命权价值的有效形式,强化生命权的宪法保障,为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知识、与理论支持。     

生命权的宪法保护研究

生命权集中体现了人的价值与尊严，构成了宪法价值的基础和核心。生命权的宪法化体现了生命权是国家与社会的最高价值，在任何情况下国家不能把人的生命权作为实施统治的一种工具或手段，生命权的宪法确认则意味着国家或政府负有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生命权的道德的、法律义务，使生命权成为社会共同体价值体系的基础。21世纪的社会发展对生命权的宪法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当主动、积极地寻求扩大生命权价值的有效形式，强化生命权的宪法保障，为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知识、与理论支持。     

公民环境权入宪思考

公民环境权自上世纪60年代提出,随后经过了曲折的发展。但是伴随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不断升级,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推动下,公民环境权由应然权利到实然权利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时至今日,许多国家纷纷在其宪法中确立公民环境权,然而我国宪法并没有对公民环境权作出明确的规定。透过外国公民环境权的宪法保护现状及其比较研究,反思我国公民环境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论公民环境权入宪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应当尽快得到宪法的确认和保护。本文指出环境权只有在宪法中的地位得到确立,才能从根本上构建公民环境权利法律保障体系,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对于国家整体环境的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命权宪法保障的理论基础研究

生命神圣论和生命质量论是生命权宪法保障的伦理学基础,自然法思想和自由主义是生命权宪法保障的哲学基础,公权利论和宪法至上论是生命权宪法保障的宪法学基础。宪法上的生命权具有私法保护所没有的防御和对抗国家权力的公权利功能,而且它具有其他公法保护所不具备的独特价值,它监督审查所有部门法对生命权的保护是否违宪,这是生命权非有宪法保障不可的根本原因。     

安乐死与公民生命权的保障

安乐死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界。长期以来,安乐死与公民生命权的保障存在着冲突与矛盾。但安乐死的合法化作为一种价值选择的趋势,已逐渐为各国人们所接受。本文通过对安乐死的国内外立法历程、合法性争论和安乐死合法化的精神探源以及对安乐死的刑事法律分析等几个方面的分析和论证后,认为我国在安乐死与公民生命权保障的关系处理上应制定相关法律,使之有法可依,但实行的时机并不成熟,尚需缓行,更要有严格的限制     

宪法生命权的界限

新兴宪法生命权并无坚实的伦理基础,其所涉及的生命伦理争议属于应用伦理学探讨的课题。应用伦理学并不是某种成熟伦理理论的现实运用,而是以实践为导向的"无基础"的伦理探究。从法律内部视角看,宪法生命权最坚实的伦理基础仍然是自然法传统。宪法生命权只能是一种克制性的权利,它不应主动干预新兴生命伦理争议,因此我国宪法生命权的形式与内容应当限制在合理的界限内。     

论宪法上的生命权

宪法上的生命权与民法上的生命权的性质不同,民法上的生命权属于私权利,只能对抗私人主体对生命权的侵害;而宪法上的生命权属于公权利,可以对抗国家权力对生命权的侵害。生命权的私法保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应当将生命权入宪,建立生命权的宪法保障机制。在现代社会,宪法上生命权的功能已由消极的防御发展到要求国家积极的保护,但并没有否定传统的防御功能。生命权的宪法保障不仅仅在于生命权的入宪,关键在于生命权的司宪,建立司法化的违宪审查制度。     

宪法解释权和适用权是实现宪法监督的关系——英美法系司法审查权的启示

英美法系国家的宪法监督权,通常由普通法院和专门机关来行使,这些机关均享有宪法解释权和适用权,宪法监督主体享有宪法解释和适用权是行使宪法监督权的关键和保证。     

论我国救济性基本权利

救济性基本权利在基本权利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功能,其内容主要包括诉愿权、司法裁判权和物质赔偿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部宪法当中鲜有救济性权利的规定,而现行宪法文本中的救济性基本权利规定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对此,可以基于现有宪法基础进行完善,改进宪法第41条规定,并增加"司法裁判权"。     

价值体系中的堕胎规制——生命权与自我决定权、国家利益的宪法考量

堕胎的规制模式大致可分为国家放任模式、国家许可模式和有限制的国家放任模式。这些模式的背后都有着自身的一些独特考量,模式的选取与其社会传统、对胎儿是否为人、宪法权利是否具有积极性、国家是否负有某种保护义务等诸多因素的认知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基本上是放任孕妇堕胎。然而,宪法却要求国家履行其对生命的保护义务。鉴于法律应该在社会现实和价值诉求之间寻求合理的互动和对话,我国应该在保护胎儿的生命、孕妇的自我决定权以及国家利益之间进行更为适当的权衡,对我国所施行的堕胎规制模式做出适当的调整。     

中国宪法应如何设置人权

基于中国的人权实践 ,对比两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 ,中国宪法对人权保护的空间有待大大拓展 ,人权入宪应为新一轮修宪的最主要议题之一。设置人权有四类七种选择方案 ,宪法人权一般条款 +法律设置当是目前中国设置人权的可行模式。就修宪而言 ,应在宪法序言和总纲中分别加上人权一般条款 ,内容分别为 :尊重和保护人权 ,促进实现人权 ;国家权力受人权直接约束。     

宪法中的人权与公民权

宪法权利包括人权与公民权,人权的主体是人,公民权的主体是公民。宪法中的人权包括:作为最基本人权的生存权;作为人权核心的自由权;作为人权目标的人的尊严;作为人权保障的诉权。公民权是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参与国事的权利,属于个人,但却针对国家公共生活,需要许多公民共同行动才能行使。人权是宪法权利的基础,公民权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一个有公民身份的人所享有的生存权、自由权是作为“人”而不是以“公民”身份享有的。     

论发展权与宪法发展

将发展权这一基本人权导入以人权为价值内核的宪法,是发展权实在化和21世纪宪法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发展权的诞生发展了传统宪法的人权原则,并在人权主体、人权内涵和人权形式诸方面拓展了宪法人权的内容;而增进以人的全面发展即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为内容的发展权,则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基本途径;发展权是对传统人权观的超越,必然要求重新审视宪法人权的主体、含义、构成要素,特别是集体主体人权的法律确证和司法救济问题,这些问题又必然给宪法哲学和宪政实践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护问题研究

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经历了自由权为中心向社会权为中心的推移.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权谱系的重要内容,因而就成为宪法关注的一个焦点.社会保障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被现代宪法确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就从根本法的高度廓清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法权关系.在现代社会,社会保障权的责任主体呈现出以国家责任为基础,以第三部门、单位、公民为补充的多元化的特质.我国宪法应明确规定社会保障权,以此为基础完善社会保障基本法律制度.     

夫妻日常家务代理权探析

本文论棕了日常家务代理权的含义、性质、权限范围及法律后果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