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要约邀请的效力及容纳规则

要约邀请作为意思表示 ,可以具有法律效力。要约邀请提出的内容可以进入合同 ,成为合同的条款。此观点为创新观点 ,是对法学上发现的总结 ,为要约邀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支点和基础 ;为指导实践提供了法理依据 ;制定民法典时应明确容纳规则。     

关于“被精神病”现象国内外现状的文献综述

精神病人,作为社会特殊群体备受歧视与偏见,长期以来被大众所忽视,从而造成立法的缺失和管理的缺位,也因此致使真正需要医治的精神病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收治,而一些正常人反而被精神病。被精神病的最终症结在于精神病强制医疗程序的不健全。本文通过对比研究国内外关于精神病人强制收治方面的法律规定,以期能为我国精神病强制医疗程序的进一步健全献计献策。     

国家有义务消除公民“被精神病”的恐惧

"被精神病"的症结在于公民人身自由权被漠视。法律属性上,精神病患者被强制收治行为属于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行为。而人身自由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属于法律保留事项。但遗憾的是,迄今我国尚无一部完整的涉及精神病患者人身自由限制与保护的独立性法律。独立法律的缺位与地方性法规的越位,构成了我国精神病患者被强制收治的法律基本现状,而部门规章则为强制收治推波助澜。国家有义务消除公民"被精神病"的恐惧。精神卫生法的制定是我国当前消除"被精神病"的当务之急;严格设置非自愿入院与治疗启动程序是消除"被精神病"的有效阀门;一套积极作为的国家机关保护机制是消除"被精神病"的关键。此外,可借鉴台湾经验,设置保护人制度。     

对青少年精神病罪犯的管辖权与安置措施

<正> 本文所要评论的是青少年司法系统在取得对青少年精神病患者的管辖权和治疗这些病人时所遇到的问题。现行的法律程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弱点和缺陷,严重地妨碍着法庭对这些年青人的司法管辖,使法庭不能作     

上访者“被精神病”现象的法社会学思考

出于维护稳定,凸显政绩等原因,某些基层单位将偏执性上访者作为精神病人强制治疗的事例时有发生。实质上,病理学上的精神病与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解截然不同。作为遏制长期上访者措施的创新,"被精神病"现象的出现,恰恰昭示了政府服务理念和角色的不适应,行政权力的监督无力以及精神卫生统一立法的滞后。     

穿马褂与扒马褂:对法律关系主客体理论的初步反思

主体与客体首先是一对用以解释人与外界的哲学范畴,在进入到法学、尤其是民法学的场景之后,它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法律关系的主、客体对立起来的法律理论会带来很多问题。一方面这种二元对立理论在划分标准上存在着模糊不清之处既有重叠之处也有中空地带。另一方面法律术语的汉译无疑添加了新的烦恼却又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因此透过这组看似对立的概念反思其背后的机械的法学思维模式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精神卫生法》对“被精神病”现象规制之评析

摘要在防止“被精神病”问题上,新出台的《精神卫生法》围绕“送、诊、治”三个环节及再次诊断和鉴定等程序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通过对其深入剖析,提出进一步完善强制送治制度、诊断制度、强制住院治疗制度及出院制度的建议。     

司法实务中用法律精神病替换临床精神病的思考

对《刑法》第18条"精神痛"的理解,法学界和医学界的一些人观念中有整体偏差,致使法律对健康人群的保护不够,纠偏的有效措施是用法律精神病替换临床精神病。     

精神病鉴定的悖论及其破解

随着精神病学的进步与繁荣,精神病鉴定成为连接精神病学与刑事司法的重要纽带,刑事司法的精神病学化特质开始显现.然而,精神病鉴定的悖论是司法正义面临危机与构建绝对他者的危险.域外纾解悖论的路径有:设定较为合理的鉴定内容,采用科学的鉴定标准,明确启动鉴定的规制程序,设置较为科学的鉴定意见审查机制及建立重大案件鉴定后的处置风险预警制度等.考察我国的精神病鉴定制度,可以发现,鉴定范围显得逼仄,鉴定标准不明确、不统一,鉴定程序的启动设计不合理,鉴定意见审查机制不健全,重大案件鉴定过程及其后续处理受制于案外因素的影响等.通过参考域外制度的某些合理因素,可完善我国的精神病鉴定制度.     

刑事案件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功能、障碍因素及破解

对于被告人可能是精神病人的刑事案件而言,精神病司法鉴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精神病司法鉴定具有保护被告人权利及保卫社会的双重功能,也具有实体法及程序法上的意义。然而,在鉴定操作中,精神病司法鉴定具有自身方面的障碍因素,还受到社会舆论、政治、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如为保证精神病司法鉴定尽量达到客观性的要求,设置相关的控制性机制确有其必要,这其中包括司法鉴定职业主义方面、诉讼程序方面、实体法方面,等等。     

对刑法上客体的再认识

从哲学理论上讲,客体就是行为作用、行为指向的对象,而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为法律所刻意确认并加以调整,由一定的法律行为所引起的产物,这种社会关系本身不可能被行为所直接指向而成为行为客体。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刑法上的客体被仅仅局限为犯罪的客体,而在几乎所有现行刑法学教科书中,均把犯罪客体说成是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这一违反哲学原理和法学原理的犯罪客体概念,本身包含着逻辑错误和定性错误。犯罪客体就是被犯罪行为直接侵害指向的人或物。     

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法哲学及经济学考察

现代社会关系多是以共同体——组织为基点的三元二维关系 ,可以分为有机组织关系和机械组织关系。经济法调整的是因长期交易而形成的有机经济组织内各角色与组织的协调关系及各角色相互之间的协调关系。其特征是以直接调整角色与组织的关系而间接地达到角色之间关系的调整 ,且以后一种关系调整为终极目标     

精神病鉴定程序的启动——以精神病事件的频发现象为背景

精神病事件的悲剧在我国频频发生已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其根源之一是相当部分精神病患者或疑似精神病人未能进行精神病鉴定,因而未能确定其应当按照精神病进行医治以及落实其监护问题。人们之所以缺乏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的意识和行为,立法的缺失与缺陷是其主要原因。为此,我国应当在法律层面确立精神病鉴定制度,并将精神病鉴定程序的启动作为其重要内容,对精神病鉴定的适用范围、精神病鉴定程序的启动主体、委托或申请精神病的程序要求以及鉴定费用等问题作出合理的规定。     

相互依赖理论与全球化时代的南北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南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尤其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但两之间的相互依赖又是不对称，不平衡的，更多地表现为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单方面的依赖。这就使得南北关系不仅没 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有所改善，而且南北差距还进一步扩大，南北之间的等级结构进一步凸显。南北矛盾也随着南方国家的日益贫困化和边缘化而有所激化。南北关系不容乐观。     

职务犯罪亚文化功能探析

职务犯罪亚文化的功能不仅是解释个人加入职务犯罪亚文化群的原因,也是联接个人、群体、社会的纽带,还是连结职务犯罪亚文化形成理论和传播理论的桥梁。但是,我国现有犯罪学理论对它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不仅没有功能对象的区分,也少有功能性质的辨别。因此,我们将在分析功能概念的基础上对职务犯罪亚文化的功能依不同对象和性质进行分析。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司法功能解读

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刑事司法的保障.刑事司法功能的全面发挥,必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笔者在考察和谐社会与犯罪关系之后,对我国刑事司法功能进行了创造性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刑事司法功能运行进行了理性反思,分析刑事司法功能发挥之障碍,并提出应对之策,以促进刑事司法功能的全面实现.     

劳动法调整对象再认识与劳动法学科重构

随着中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发生,劳动法的调整对象也由以往主要局限于个别劳动关系调整,转变为以个别劳动关系调整为基础,以集体劳动关系调整为主线,以社会劳动关系调整为目标。规范的市场经济下劳动法的作用,是从个别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出发,通过集体劳动关系的对等性,来实现社会劳动关系的协调性。与中国劳动关系和劳动法治的集体化转型相适应,中国劳动法学科理论基础和结构体系也需重构,构建一个以个别劳动关系调整为基础、以集体劳动关系调整为中心的新的劳动法学科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劳动法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     

“盗版”犯罪与刑法遏制

目前受版权市场高额利润引诱,加上市场制度不健全、地方经济发展中急功近利的取向,我国盗版犯罪形势严峻,因此有必要对其实现刑法遏制。即严格刑事立法中的有关定罪标准;改变运动式严打的做法,准确、持久地运用刑法手段,提高盗版犯罪成本;与此同时,刑法对版权领域的有限介入,不应解读为刑事法被虚置。     

论辩护性证明理论的建构

辩护性证明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供证据证实其辩护性主张成立的诉讼活动。学界对被告人证明责任问题已有论及,对辩护性证明对象及其证明标准却鲜有研究,对辩护证明理论的全面研究更是寥寥无几。辩护性证明责任、辩护性证明对象以及证明标准等是辩护性证明理论中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它们是建构我国辩护性证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步云宪政思想引读

李步云教授与法学结缘五十余年,其法学思想主要围绕宪政这一主题,从民主、法治、人权这三个维度展开.他对民主的概念、价值、实现途径;对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如何实现依法治国,怎样才算是法治国家,以及人权的概念与人权入宪,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人权的存在形态、人权的来源和价值等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以李教授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时间为线索,对李教授的宪政思想进行概括与评述.一方面是为了将李教授的主要学术观点介绍给读者,另一方面希望为读者更进一步了解李教授的宪政思想做一个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