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人WTO后中国政府官员腐败成本收益分析

中国加入WTO后 ,与中国的企业相比 ,中国政府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与国际接轨 ,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而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在市场经济的视角下 ,显得日益严峻突出。从腐败成本收益的角度 ,分析腐败者的行为趋向 ,大大增加腐败成本 ,力求为遏制腐败探索出一种新途径 ,将是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腐败与反腐败的收益成本博弈及对策研究

腐败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比较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腐败的泛滥程度取决于腐败收益和成本与反腐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博弈。收益高、成本低是当前腐败现象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运用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理论,对腐败收益和成本的构成因素以及与反腐败收益和成本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提高腐败成本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发展趋势。     

简论腐败成本

腐败成本是指人们在权力与利益相交换时所作的投入,或者说所付出的代价。腐败是对公权执掌者非法行为的性质判断。而腐败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追逐和实现个人或者团体的利益。追逐私利,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公私利益出现分化后的一种普遍现象,只要公私利益的对立和差别存在,人们追求私利的行为就无法避免。因此,追逐个人或者团体的利益,     

从成本收益理论看土地腐败问题

当前我国土地腐败问题出现涉案金额大、情节恶劣、屡禁不止的特点,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可以得出我国当前土地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犯罪收益非常高,而犯罪成本,尤其是土地腐败犯罪人被抓获的几率很低,符合经济学理论中的成本收益理论的结论。因此可以考虑从土地制度上入手,变化城市和农村土地的管理和出让制度,降低土地腐败的经济收益,增加土地腐败的犯罪成本,从而遏制我国的土地腐败问题。     

加入WTO后中国政府的法制建设

加入WTO后,中国政府正面临着来自内外的四点机遇与挑战,由此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各级政府法治 建设的四大任务:观念建设、制度建设、行政执法方式建设、公务员队伍建设。     

网络监督权力腐败的规范性思考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公民参与反腐败斗争的新场域。尽管当前网络监督遏制权力腐败具有奇效,但其失范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彰显。扭曲真相与匿名诽谤、个人隐私权的破坏、人肉搜索导致的舆论暴力、网民集体非理性引发的网络暴力、未审先判等弊端不一而足,目前缺乏规范性已经成为网络监督权力腐败的最大硬伤。利用网络监督权力腐败,充分发挥其作为新兴反腐参与方式的作用,必须走规范化道路。加大规范性意识的宣传与教育、加大规范性立法与制度建设、加大党务政务以及官员财产公开的力度、加大技术和网络伦理规范是实现网络监督权力腐败规范性发展的有效途径。     

网络监督、预防腐败以及政府应对

互联网的普及,民众民主意识觉醒,腐败屡禁不止和反腐机制不健全以及民意表达渠道的不畅,极大促成了网络监督的勃兴。但是,可操纵性和欺骗性、非理性和情绪性、极端自由性,以及网络监督的民意背离性、新闻性和时效性都是值得警惕的问题。反腐机关应当依法规范网络监督;建立网络信息快速反应机制,抢占舆论主动权;主动求变,建立政府引导的网络监督模式,实现政府与网民的良性互动;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上占得先机。     

1990年至1999年中国社会的腐败频度分析

为了使腐败与反腐败理论研究走向精确化 ,本文引入腐败频度及其波动周期概念 ,测度 2 0世纪 90年代中国的腐败频度波动。本文认为 1990年处于腐败频度波动周期的衰减期 ,1991—1992年为波动周期的起步期 ,1992— 1996年为波动上升期 ,1996— 1997年为波动高峰期 ,1997年后为波动下降期 ,1998年进入新一轮频度波动酝酿期。 2 0世纪 90年代的腐败与反腐败频度的谷位和峰位逐渐升高 ,扩展期增加 ,衰减期缩短。预计在 2 0 0 0— 2 0 10年间 ,腐败频度仍将处于高位势。在此期间 ,严刑重典是反腐败的首要选择 ,社会系统性反腐方略是反腐的明智设计。     

关于宣泄式网络围观官员腐败丑闻现象的理性审视

伴随着官员不雅视频和照片、"房字辈"非正常房产、公款奢侈消费等腐败事实连续被网曝,在互联网上出现了部分仇"官"心态的情绪宣泄式围观现象,折射了干群矛盾的加剧。引发宣泄式网络围观官员腐败丑闻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干群利益矛盾激化,化解这一现象的根本途径是消除干群之间合法性利益不公,即避免官员合法化谋求特殊利益的可能。只有消除了干群之间合法性利益不公,才能彻底消除民众对官员的不满情绪,才能使社会民众把追求公平的主要打击目标从官员群体上慢慢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更加和谐和美丽。     

腐败蔓延的趋势及应对策略

正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十八大提出的重要政治任务,是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保证,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和中国公民应当关注和参与的政治进程。虽然反腐败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过程,但在目前的严重形势下,近期内必须取得"明显成效"。这也是     

遏制腐败产生、发展和升级的权力层面分析

腐败的存在、发展和升级的危害不论在经济、政治,还在思想文化和社会方面都是十分严重的。腐败不除,民心不服;腐败不反,党和国家就会有灭亡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通过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加大法律惩罚力度,来遏制腐败。     

网络监督、预防腐败以及政府应对

一、网络监督兴起的原因 网络监督主要指普通公民（主要是网民）借助网络监督公权力的监督。网络监督的勃兴是我国经济、政治、科技以及腐败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行政诉讼困境的成本——收益分析

行政诉讼面临的困境是行政诉讼案件数量的减少。从经济学理论成本-收益模型对行政诉讼实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行政诉讼的实际成本太高,所以大多数理性的行政相对人都选择了不诉讼,而去选择信访方式以求得行政争议获得较公平的解决,这是目前行政诉讼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     

透明度、权力监督与高校腐败治理

<正>如何治理高校腐败?以反腐经验而论,在当前高校纪检监察、校园媒体等内部监督机构和载体因受制于管理体制而无法充分彰显其监督效能的情况下,高校最为便捷、最为可行、最富成效的腐败治理之道是:最大限度地增强办学权运行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普通师生、社会公众、社会新闻媒体等多元监督主体的监督作用,构筑起阻断高校权力寻租的"防火墙"。透明度问题在遏制腐败措施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和作用。"一旦把权     

加入WTO后实现边疆民族地方政府转型的深层障碍

面对加入WTO的新环境,以1998年确立政府机构系列目标为标志的我国政府转型其紧迫性应当明显增强,而作为边疆民族地方政府,则这一认识更不应动摇。值得特别关注者,是加入WT0后边疆民族地方政府转型将会遇到什么深层次的障碍以及这些障碍的所由。非此,无法在边疆民族地方政府转型中清醒地定位与运作。本文拟就此进行剖陈,以引起学界和操作层面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耕地易地占补平衡的成本收益分析

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速度不同,耕地后备资源分布不均,需要易地占补平衡,如何保证两地公平,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在国内外耕地占补平衡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国家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对耕地占补平衡的规定,以天津市某区为例采用成本———收益方法测算占用方和补充方的成本收益,比较占补双方的净收益,提出调整耕地易地占补平衡利益分配交易机制的建议。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 ,降低了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的风险和成本 ,进而提高了其制度安排的质量和效益。这种在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存量约束下的创新行为 ,存在着决策成本、规范成本以及风险成本 ,同时还会产生地区经济的发展、自身利益的强化和权力中心的认可三种收益。因此 ,有必要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实现制度创新的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     

WTO与政府:外在变量的作用——中国政府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变化

对中国政府来说 ,加入世贸组织既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 ,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政府管理将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 ,可归纳为四个主要的方面 :树立管理新观念 ,开拓价值新资源 ;明确政府目标 ,转变政府职能 ;调整政策与行为 ,保持政策的连贯性 ;提高信息透明度 ,实行信息公开化。加入世贸组织 ,是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标志。加大政府管理改革的力度是时代的呼唤 ,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迫切需要。通过研究WT0与政府关系 ,可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外在变量对政府管理影响的程度。     

中国加入WTO后的制度变迁分析

随着中国加入WTO后 ,中国将朝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方向上走得更远。本文分析了在制度不均衡情况下中国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指出了我们目前的制度选择。     

集体腐败、外部挤压与生态恶化——转型期官员自杀现象的政治学分析

近年来,中国官员自杀呈现高发态势,其特征既与中国人的总体自杀规律不符,也与其他国家的官员自杀情况差异较大。官员自杀事件的陡增,在一定程度上是官员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局部地区和领域的集体腐败频发,使系统内的官员廉洁奉公的风险加大,部分官员不得不加入腐败阵营;而社会转型和民主发展使官员的腐败风险加大,官员群体面临着来自社会的新的压力,内外环境的变换加速了官员自杀。官员自杀给官员个人、政治系统和社会带来了直接危害,治理官员自杀,最根本的是要落实十八大精神,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使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改变官员的政治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