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型战略能力与中国国家安全

从国家与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关系的角度,可以将国家战略能力区分为要素型战略能力和结构型战略能力两种类型.国家的结构型战略能力主要由其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和态势所决定.维护新世纪的国家安全,中国不仅需要大力增强自身在经济、军事等各领域的要素型战略能力,也需要注重国际体系所产生的结构性影响.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

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公布了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在威胁评估、美国领导权、联盟体系等方面延续了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的安全战略思想,但在大国态势、国际制度、武力使用等方面做出了一定反思.该报告的最显著变化在于,美国把自身重新置于国际社会和国际机制中来考虑其安全利益.美国的安全反思具有积极意义,但能否导向有效的全球集体安全,取决于美国能否正确运用固有权力,以及能否容纳多元价值观等因素.     

利益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谋求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维度

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过程中,国家利益和价值观正在成为两大相互影响的核心因素,不同时期国家的安全利益会随着安全威胁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而相对稳定的价值追求与塑造则有助于确立良好的国家整体形象,在利益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中谋求中国国家安全是对国家发展新型模式和道路的重要探索。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展望

“权力转移”理论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为研究视角, 认为权力转移是引起大国冲突的 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其实, 在国际体系中, 大国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的规律, 因而权力转移也是 一个客观的现象, 它能否引起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新崛起的国家在一定的国际体系中所选择的国际 战略密切相关。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 争取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以“中国道 路”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崛起”并不必然伴生“中国威胁”。     

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战略要求,并把“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作为总目标,这充分体现国家安全体制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国家安全体制是指国家安全管理具体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目的是为确保国家拥有安全状态和能力提供制度支撑。国家安全职能划分、国家安全机构管理制度、国家安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权责机制和法律保障等构成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的基本要素。对中国国家安全体制进行历史追溯,可以明晰不同时期的特点,把握国家安全体制发展的脉络。另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安全体制研究严重不足、国家安全职能划分模糊、国家安全机构建设乏力、国家安全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制约中国国家安全体制功能的发挥,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不利于化解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因此,科学合理界定中国现阶段国家安全职能、发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安全队伍等举措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有效途径。     

亚太战略形势演变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亚太地区战略形势发展演变对中国安全和发展构成最直接的影响。当前亚太力量结构正发生急剧变化,尤其是中国实力的迅速上升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导致地区安全关系进一步趋向复杂,中国与亚太国家关系已进入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且这一阶段将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保持一个可预期的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不仅是维护中国安全稳定的可靠保障,也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立足亚太越来越构成中国对外战略筹划的关键环节,中国有必要确立一项经略亚太的综合性战略。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政治安全的内容及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国家政治安全在内容构成上包括国家政治思想安全、国家政治制度安全、国家政治活动安全三个部分。包括国家政治权力归属在内的"权属问题"是国家安全的根本问题,"国家权属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在内含"人民主权"观念的社会主义国体中,政治安全最核心的内容是全体国民政治权利的安全。在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治思想不适应社会发展和国民需要时,特别是在国民具有变革现存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普遍要求时,政治变革便成为国家政治安全和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和保障,从而也成为国家政治安全和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和构成要素。虽说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本质,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但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只有国民安全才是国家安全及其所包括的政治安全的核心,是包括政治安全活动在内的一切国家安全活动的根本目的。     

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美国国家安全认知的新视阈：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命性技术,正在从根本上变革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及方式。面对这一发展趋势,美国已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人工智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人工智能是影响和塑造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能够优化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配比,弥合并纠正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失序状况,并助推美国军事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有效克服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是确保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人工智能可能引发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其固有的缺陷也将增加战争决策的风险成本,还可能增加武装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最后,美国强调中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无法避免,美国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为应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遏制政策,中国应制定和形成人工智能研发以及应用规则和规范;通过制度化协调与合作来规制中美关系,努力避免“科技冷战”的发生。     

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     

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安全路径分析

作为经典国际安全理论的安全困境理论无法充分说明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国家安全状态。无论从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亦或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都难以找到东北亚各国安全战略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东北亚各国间的安全互动已经形成了一个超越安全困境并以美国为核心的地区国家安全体系。通过对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结构和流动性安全要素的考察可以发现,各国安全战略的不同与其在国家安全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和对流动性安全要素的控制能力密切相关。这有助于进一步探寻东北亚国家间安全关系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路径。     

中亚国家:国际战略、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

分析影响中亚五国制定国际战略、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各种因素,简介各国国际战略、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异同点及其原因,以及中亚五国外交和国家安全观的特点,指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是各国制定国际战略、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发点和核心.在当前国际形势相当复杂和"三股恶势力"肆虐中亚的情况下,中亚各国国家安全战略正面临巨大的考验.     

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分析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种视角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应当实行何种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人们应当如何看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问题,一直吸引了许多学者和政策分析家的注意.本文并不具体分析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而是试图提出一种分析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视角,即从是要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的角度探究这一战略之争,并从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方面对这两种战略抉择进行分析和比较.     

俄罗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评析

2021年7月2日,俄出台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其中有许多新变化值得关注.俄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武力仍是解决国家间冲突矛盾的重要手段.俄当前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美西方针对其进行的"混合战争",具体包括军事威胁、经济制裁和政治施压.为此,新战略提出的基本战略目标是维护国内、...     

邪教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当今世界, 邪教已成为社会的一大毒瘤, 它的发展与蔓延, 给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及公民利益造成了危害, 引起国际社会的注目。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及公众整体利益和国家安全, 各国都在根据本国的法律和国情, 依法治理邪教。在国际反邪教斗争缺乏专项法律武器的情况下, 我国颁布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际指导意义。     

邪教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当今世界, 邪教已成为社会的一大毒瘤, 它的发展与蔓延, 给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及公民利益造成了危害, 引起国际社会的注目。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及公众整体利益和国家安全, 各国都在根据本国的法律和国情, 依法治理邪教。在国际反邪教斗争缺乏专项法律武器的情况下, 我国颁布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际指导意义     

国家安全竞争战略探析

随着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复杂相互依赖的加深以及核网等恐怖平衡的强化,大国之间越来越难以通过大战方式来获取绝对安全。在这一背景下,大国间的国家安全斗争形式日益趋向和平竞争性质,即不再以追求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为宗旨,而代之以争夺相对安全竞争优势,以压倒对方斗争意志从而迫使对方屈服为目的。借鉴西方成熟的商业竞争理论和原则,将其应用到国家安全斗争领域,可以发现,国家安全竞争战略的根本宗旨是以同质竞争来增强"以正合"的能力,又通过异质竞争来提升以奇胜的能力。着眼当前国际斗争形势,国家安全竞争应把握以下主要原则:保持和塑造自身独特价值,保持成本和收益的平衡,有所为有所不为,竞争对抗与合作共赢相结合以及同质竞争与异质竞争相结合等。而要获取国家安全竞争优势,首先在路径选择上要坚持经济实力领先策略,这是大国竞争优势的根本所系。其次,相对于"增益",总成本最低化则是通过"止损"来确保竞争优势的不二法门。在此基础上,还要善于利用战略不对称的差异化、战略集中以及战略转型期内弯道超车等多种策略来获取竞争优势。新形势下,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布局已初步形成有利的竞争态势,这种态势的核心是:办好自己的事情,避免与美国正面战略对撞,同时,加快打造非对称竞争优势以形成对美有效制衡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