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商会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演化

文章以合法性为视角,对商会治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演化的传导机制和效应展开理论研究。在合法性机制下,行业内企业间社会责任的演化交互影响,特定企业为获取所需的合法性而采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时,必须因应行业内其他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而改变。企业将根据制度环境的变化,通过不断地主动调整对各类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社会责任来动态地获取合法性。在现代商业社会里,商会是导致制度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商会通过信息沟通,令特定企业根据新信息改变其关于其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信念而调整其社会责任行为。商会治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化,其效应包括对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程度和结构的演化。现实中,商会治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演化的传导机制包括“学习与模仿”机制、集体行动机制和行业自律机制等。为使企业社会责任边界扩展、程度提高和结构趋于合理,应大力发展商会组织。若商会组织得到完善发展,就会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中国式养老：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研究

文章探讨了托老服务“叫好不叫座”现象背后的原因，总结了“虚拟养老院”成功的经验、特点和优势，分析了专业养老社区的成败、利弊以及社区服务的类别、作用和方向。文章认为养老的服务职能社会化、服务地点社区化、服务机制市场化和服务联结网络化是打破我国养老困局的基本路向。社区养老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主体属于社会企业，其发展不能离开“养老事业高于养老产业”“养老福祉高于养老利润”和“养老的社会效益高于养老的经济效益”三个前提。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中国要探索有本土特色的“低成本-高品质-广福祉”的依托社区、整合资源的现代化养老方式，即通过社区养老、助老服务实现多数老年人的“在地老化”之梦--安养、乐活和善终。     

法国“精神卫生分区化治疗模式”的发展与启示

基于我国目前社区精神病学的发展需要，文章以欧洲精神病学发展史为背景探讨“法国精神卫生分区化治疗模式”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及过程。我们认为精神病学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发展，即二战后改革派精神病科医生基于圣 阿尔拜精神病院的成功经验而构建的“组织性精神疗法”为该模式的实现提供了科学技术支撑，同时，年轻的精神病科医生们为推广“组织性精神疗法”而做出的政治宣传、教育培训活动则为该治疗模式的实现获得了有利的社会政治资源。文末，我们对法国目前“精神卫生分区化治疗模式”具体架构及运行情况做了介绍并总结评论其对我国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启示。     

简论企业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责任

企业作为社会的细胞,它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企业家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和推动者,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负有更大的责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企业家应承担什么责任或扮演什么角色呢?当代企业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他们要肩负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责任;发展是企业不断壮大的第一要务,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企业家应以人为本,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表率;要用和谐理念建设和谐企业文化,构建和谐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企业之间要诚信合作,和谐发展,树立双赢或多赢的新观念;与此同时,企业发展要以保护自然环境资源为前提,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     

风险控制与治理绩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的制度逻辑

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从学理上解释国家对社会组织采取的混合治理策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论文尝试从国家建构社会的视角出发，以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迁过程为例证，运用“风险控制 治理绩效”的分析框架探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的制度动因。研究认为，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制度设计表现为“约束”和“激励”的阶段性调整，其背后的制度逻辑是基于风险可控基础上的治理绩效；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政策取向有一定的差异，总体表现为宏观避险与中观赋权。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吸纳和赋权可以是共存状态，吸纳的另一面并非赋权，而是排斥和疏离。在社会组织治理进入“秩序思维代替稳定思维”的新阶段，各地政府在社会组织生态建设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社会组织的分化生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及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制度和制度体制的辩证统一,法律体系是社会制度和制度体制自身公共性、权威性和秩序性特点的外在表现,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依法治国时期。     

构建和谐社会有赖制度安排的公平与公正

和谐社会是人们长期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的公平与公正。而和谐社会不会自发地产生,它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在制度安排下得以实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妥善解决社会严重两极分化问题,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文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因此,我们的制度安排及实施,必须有利于营造一个公平公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使其顺民心合民意,促进社会各成员能够公平地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各项成果。     

多维社会资本交融与近代女性公益组织的生发——以清末广州“公益女学堂”为例

与既往对晚清公益的研讨多限于男性组织的研究不同,本文选择广州“ 公益女学堂”作为个案,发现当时投身公益的晚清女性,绝大多数出自绅商阶层。正是基于地缘、学缘和阶层等交往形成的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基于同道中人的理解、欣赏和信任而产生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在同一群亲友型志士群体中深度交融,为当时不被主流社会所容的有志女性生产出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平行世界” ———既是女性公益事业生发之初最现成的组织依托,又是其存续和发展最关键的抗风险系统。本文遂提出多维社会资本交融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女性近代公益组织的生发机制。事实上,这样一种集多层次社会资本为一体的亲友型志士网络广泛存在于近代中国变革的肌理之中,尚有待于未来更多深化和拓展。     

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制度基础

浙江在以往跨越式发展中形成的诸多制度经验,不仅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制度基础,而且对于全国乃至形成更具普遍价值的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率先启动并深化拓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制度体系;鼓励基层有序创新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建立完善与浙江高水平发展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主动适应现代治理新场景,全面转变治理理念,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构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创新驱动的发展机制,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机制,率先形成绿色、集约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新体系;高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形成公平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高水平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枫桥经验”推陈出新,“三治融合”全面开展,形成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浙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治理机制,建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实施“山海协作”机制,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形成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行政“圈层”社会：新兴社会组织的三种类型及其比较

转型期情境下，由于成立背景、角色功能、结构规模、职业形态、运作机制、资源依附度等的不同，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产生了三种新兴社会组织类型：枢纽型社会组织、专业性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这三类社会组织分布于“行政性”和“社会性”的两端，呈现出一种渐进赋权、双向汲取、互惠共生、此消彼长的连续统，形成了一种介于行政“吸纳”和“借道”之间的，类似于“圈层”而又边界模糊的开放性政社关系图谱。这一关系图谱的实质在于，国家借助更为弹性、迂回、柔和的社会控制手段，构筑了一个行政与社会之间需求满足和利益表达的“缓冲带”与“减压阀”。     

浙江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的机遇与路径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共识业已形成,中国日渐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大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理应成为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此,浙江必须持续推进产业、能源和运输等领域的结构性减排,实现高质量碳达峰;采取超常规措施挖掘自然碳汇和人工碳汇潜力,尽早谋划碳中和实现路径;完善碳排放权和碳汇交易机制;建立健全气候治理的领导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为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提供制度保障。     

公务员制度的变异与控制--对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情况的反思

本文列举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变异的主要表现,并从社会生态环境、政治体制与政府治理模式、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等方面分析了变异的原因,提出了有效抑制公务员制度变异的重要途径.     

中国企业家犯罪的文化进路———历史性抑商情结的现实展开简

受贿罪在国有企业家中位居首位，依次是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集资罪的全部是民营企业家，滋生出来的“官本位”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这种现状与传统的抑商情结有密切的联系，具有历史的巧合与现实的必然。抑商是为统治秩序和权力服务的，抑商情结可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价值紊乱的历史原因，国企民企的多种犯罪的实质是与制度性缺陷有密切的联系。     

新时代背景下法的价值重解及其治理启示

新时代背景下,应更加注重法的价值对规范社会主体实现利益上的作用。若接续中外法理念将法的价值与利益联结思考进路,视法为规范社会主体实现利益的工具,则其关键价值在于正义、自由与秩序。正义作为社会主体实现利益的“可能性”,既维护了其既有利益,也保障了继续拥有实现利益的机会。自由作为社会主体实现利益的“可行性”,不仅确认了社会主体的生存资格、赋予了社会主体的发展动力,而且提供了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与交换行动方式。秩序作为社会主体实现利益的“可得性”,能确保社会主体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实现利益。适时重解法的价值,可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寻得法理依据,为平衡社会诸利益提供“三个自由”标准,也能为补齐生态秩序短板提供理由与方法。     

WTO与地方制度创新

地方制度创新在转型期具有重要作用,加入WTO改变了地方制度创新的外部环境,并对地方制度变迁模式形成冲击。在WTO规则的约束条件下,中央和地方制度创新的差异具有新特点,地方制度创新既有来自预期利益的推动力,又有来自财政、既得利益及政绩考核的压力。地方政府必须在意识形态、政府自身、法律、社会及市场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新的环境要求。     

企业家涉罪的法律与制度分析

企业家犯罪的研究是从犯罪主体方面来看待犯罪,它与西方犯罪学中的白领犯罪并不重合,企业家犯罪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家犯罪和民营企业家犯罪,它根植于企业家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制度因素。对此类犯罪进行遏制需要刑事法网的严密和改善,同时要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才能奏效。     

论经济法利益观对民法缺陷的弥补

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作为保护目标,注重社会的协调发展,不仅能协调个人利益相互间的 冲突,还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基础。这种利益观弥补了民法调整经济关系时的 缺陷,也决定了自身的制度特征,是反观经济法的良好钥匙。     

儿童最佳利益：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体系之伦理议题

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体系是司法实务部门探索创新和理论研究的热点，然而相关伦理问题的研究仍是空白。通过社会支持和社会化处遇使得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未成年人获得适当保护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少年司法中的体现。保障儿童最佳利益的“责任伦理”是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主体责任中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伦理基础，也是平衡“国家亲权”与“父母亲权”的伦理依据。社会力量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支持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平等与尊重、接纳与认可、赋权与发展等基本伦理规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儿童最佳利益。     

国有企业企业家失范行为矫正研究——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迁

四个典型的案例反映出在我国国有企业企业家群体中普遍存在着失范行为。惟有变迁国有企业企业家所处的制度环境,才能有效矫正他们的失范行为,而政府正是这场制度变迁的主导者。这不仅关系到能否实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效益大幅度提高的目标,而且也决定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命运。     

社区公益服务的体系整合与机制创新

社区公益服务标志着我国社区发展层级的提升,但仍呈现体系破碎、功能紊乱的状态。因此需要努力推进机制创新,统筹公办福利与民办公益两个体系的改革,在同一进程中解决行政化的问题与社会化的问题。借助治理理论提供的思考框架,可寻求一种融合多种制度体系、容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有效配置资源并且承担更大社会变革使命的社区公益服务新机制。这种新机制以多主体参与为轴心,以建构责任政府、"社会企业"和"社会市场"为要旨,以政府、服务机构、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和基层党组织的适应性调整为基础,以协商性参与、知识整合、体系开放、社会学习为纽带,可组建起一种社区公益服务的大格局。